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基础教育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相遇，使越来越多的博士“下嫁”中学。如今，在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中学，教师队伍中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比例，已接近甚至远远超过一些地方高校，有的已达30％，有的甚至更高。不过，这场“学历风暴”背后的直接推手，并非政府，而是来自一场民间的制度实验。
作为这场民间实验始创者之一的北京十一学校，不经意间被推向历史的前台。
不久前，拥有20名博士的北京十一学校再次引人关注：一个类似于博士后流动站性质的研究机构——项目博士后，在该校正式启动。
新设立的这个项目博士后站，广纳校内外博士“进站”，专门从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既是目前国内基础教育阶段设立的第一个“博士后站”，也是博士“下嫁”中学后的又一个变革信号——以教育教学的实证研究，试图向参与实验的学校提供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法。
自2004年博士进中学至今，“下嫁”北京十一学校、人大附中、首都师大附中等中学的博士越来越多，有的多达30人。
博士为何纷纷“下嫁”中学？
当学者、做教授，一直是很多人拼命提高学历的一种美好愿景。读博士的初衷固然也不例外。但是，近几年一批批博士先后“下嫁”中学的举动，确实令人费解。这种“另类”就业选择，也着实给教育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对此，一些人不断追问：是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出了问题，还是严峻就业形势下的迫不得已？
继2004年张美华等4名博士“下嫁”北京十一学校后，2005年北师大历史系博士王秀青，和其他6位来自不同高校的又一批博士“下嫁”该校。
如今，王秀青是该校高二5个班的历史老师。回忆两年前的选择，王秀青坦承，当时决定进中学，她的一些同学、老师、亲朋好友都感到意外，几乎所有人都建议她慎重考虑。
毕竟，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博士毕业去高校当学者才是人尽其才，很少听说有博士毕业去中学教书的。
在学者与“孩子王”之间，王秀青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虽然两年前，她找过很多单位，既参加过北京许多公司、出版社的面试，也有不少外地高校向她“伸橄榄枝”，但受专业所限，当时要想留在北京高校任教几乎不可能！因为，北京高校中有历史学专业的院校不多，即便少数高校有需求，大多也只是作为公共课教师引进，几乎没有学术前途可言，而且目前高校教学科研压力很大。与高校纯学术性科研不同，中学的科研几乎都是应用性研究。应该说，博士在这里具有相当的优势。
“像我所学的历史学科没选择去高校，也许是对的。”王秀青说，2006年她的一位同门师妹，虽花了很大精力才“挤”进北京一所文科类重点高校，但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作为小学科，历史并不像经济、信息、生物等“显学”那样受到学校重视。因此，她每周除了上几堂公共课，其他时间都是坐班，每月也只有3000多元工资。
与王秀青想法相似，该校物理教师邓靖武博士也有着同样的感受。2005年，从中国地质大学(京)地学物理专业毕业后，他感觉自己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去高校吧，一般都得去野外勘探，而且这个专业的许多科研项目很难申请下来。即使有大项目，也往往都被该领域顶尖的学者垄断，难有成就。更何况，自己并不习惯长期在野外工作。
据了解，博士成批进中学，除了就业压力大，其直接推手还是一些名校悄然推行的教育实验。在改革实验的背景下，有些中学提供的丰厚待遇并不比大学差。这也是吸引博士“向下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靖武回忆，当时选择中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自己出身在一个小学教师家庭，从小对教学有兴趣；二是当时听说十一学校除了每月4500至6000元工资，学校还给博士解决户口。除此以外，每月博士不仅额外有1000元学历补助，而且每月只需花500元，就能在学校住上一套三居室的廉租房。在当时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背景下，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在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至今仍能记起2003年引进北师大心理学博士宋丽波的情形：当她遇到研究中小学教学10余年的宋丽波时，便建议她：“您做心理健康研究何不来中学？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国家级乃至国际课题。”
正如刘彭芝所言，宋丽波去人大附中报到的当天，便代表学校飞往澳大利亚，参加有关超常儿童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而在高校，这样的“待遇”，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博士来说，恐怕很难有资格享受。一边是高校长达数年的“默默无闻”，一边是“来了便是宝”的重视。两者之间，如何取舍，每位博士心中自然有本清晰的账。
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为了引进这些博士，各实验学校确实在工资待遇、住房等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中学如此高调地引博，而这些博士进中学后到底在怎样当“孩子王”？他们的表现是否与学校最初的期待相符呢？
博士进中学能否当好“孩子王”？
北京十一学校历史教师张美华，是2004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专业的一名博士。她说：“刚来时，由于学校只有4名博士，在一些老师眼里，我们就像外星人，只是学校高薪买来的‘花瓶’，难以胜任中学教学工作。不过，现在博士多了以后，人们似乎也习以为常了。”
其实，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博士进中学后也有许多无奈。比如，历史、语文、政治等课程，其角色就如《红楼梦》中的袭人，说它重要吧，也确实重要，因为她要照顾主人公宝玉；说它不重要吧，它好歹也是个“妾”。小学科自身的这种尴尬地位，决定了这些课程的教学方式得不断地推陈出新。因而，这些学科往往总是站在课程改革的最前沿。
虽然小学科经常难逃被人冷落的厄运，但在学生眼里，高学历教师似乎还是能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据十一学校初二（四）班学生孟令炜介绍，历史老师张美华的课讲得有味道。他说：“张老师授课很少局限于课本，她总是从中国名胜古迹入手，不仅向我们讲授与名胜古迹相关的历史、人事、军事、经济等传统文化知识，而且整堂课就像在讲故事，上课想走神都难。有时，对于课本上某些历史年份的空白，张老师都会额外填充进来；有时，对于同年代的事件，她还会把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件加进来，让我们自己去比较分析。”
谈到博士教师，初二（四）班学生崔延一边做着夸张的手势，一边盘点着她的几位博士科任教师。就连哪位教师从哪所大学、什么专业毕业的，他都了然于胸：“我们数学老师廖琳讲课总是用不同方法去解答同一道题，然后在众多方法中提炼出一种通用方法；历史课的张美华老师总是先提出问题，再让我们去查资料、读课本，然后她在课堂上穿插各种视频资料，使我们能直观地了解历史……”
对于实验学校来说，把博士“请”进来，并非单纯为了教育教学，更重要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引领中学的教育教学研究。然而，事实上，中学教学研究相较于科研院所而言，性质完全不同：在科研院所，博士只需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就某一科研项目展开独立的或团队式研究。应当说，这是个比较专业的工种：其一研究成果不必让所有的社会公众能看懂。其二由于研究对象的专深，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高于现实的纯学术层面的学理探究。
但是，在中学教学这块“电脑主板”上，则有着与之绝然不同的另一套“程序”：教学对象都是知识面很窄、思维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教学任务的繁重几乎没有太多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空间。这些对于所学专深的博士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毕竟，目前我国学历教育的专门化程度很高。而学历越高知识面就越窄，专业的深度越深。
无疑，这种现状，迫使博士教师们走上中学讲台后不得不进行转型，而这个过程又是痛苦和艰难的。
据十一学校一位博士教师介绍，她2005年刚来学校时，教学压力特别大。尤其是看到身边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娴熟地驾驭课堂时，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压力迫使她每天都要利用课余时间去听老教师的课。所幸，为了帮助新进的博士尽快适应中学教学，学校为每位博士分别配备了一位老教师，当他们的“成长导师”。在老教师近一年的指导下，博士们也慢慢对课堂教学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该校教科所特级教师牛玉发称，他听过学校几乎所有博士教师的课。他说，这些博士教师成长较快，一般进校半年后就能较熟练地驾驭课堂，而且一些博士来校后还根据各自研究的领域，开设了类似于传统文化、科学课等新课程。
当然，除了上课，学校引进博士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他们的研究，促进学校科研氛围的形成。
随着博士教师的增多，实际情况是否能与学校的初衷合拍呢？如果引进博士只是为了和本科学历的老教师一样，单纯地从事教学，那么博士进中学被人们视作“人才高消费”，也自然在所难免。
问题的关键是，博士进中学的这几年，到底在教学之外，给这些学校带来了哪些变化？他们的表现能否消解人们对博士进中学的误读？
“人才高消费”还是超现实想象？
对于博士进中学，此前社会舆论一直是口诛笔伐。其中，有种颇具代表性的反对声音认为，博士进中学是“大材小用”，是“人才高消费”。其立论依据是：国家花费巨大资源培养的博士，目的是既要为社会培养和输送高精尖人才，又要为各行各业的持续发展储备相应的人才。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认为，博士在技术含量高的高端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在中学教书。
与之相反，一些长期活跃在基础教育前线的中学校长却认为，博士进中学，是基础教育的客观需要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扩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才是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与其把博士赋闲在科研院所里无所事事，还不如引导他们进中学，从事基础教育研究。这样，无论对博士本人，还是对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博士在中学是真正的稀缺资源。”十一学校校长李金初说，现在的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规模相当大，博士再不像以前那样是社会的稀缺资源，科研院所已不可能稀释如此多的博士，这种人才培养规模的变化，客观上为中学批量引进博士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博士进中学是人才浪费，这就低估了基础教育的潜力和价值。”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认为，“基础教育不仅决定着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而且是学生进入大学、走向社会的关键阶段，与大学相比，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更是学生学习方法训练和养成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好教师来示范和引领。而当前在我国，博士进中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作为一种民间实验，博士进中学的意义指向，是否只是一种停留在文本上的乌托邦？如果以学校科研为监测点，检视此次实验的成果，不可否认，这几年的实验，确实给这些参与实验的学校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度，人大附中和十一学校发表的教学论文数量，分别位居北京市中学前两位。其中，相当一批论文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上；一些博士教师还利用自身英语基础好、学术视野开阔的优势，开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等一批新课程。
与此同时，在这些参与实验的学校内，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功能，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过去只重教学、很少参与科研的教师，现在几乎每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校、区、市、国家等不同级别的课题研究。
面对这样的转型，李金初兴奋地说：“博士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让教师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学’，也为学校乃至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了一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成果”。
但是，与工业领域的众多实验一样，这种实验也存在一笔高昂的“开发成本”：只有充足的办学经费和具有吸引力的硬件，实验才可能存在并顺利推行下去。
这些，对于一般学校而言，其实验模式也许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这种实验模式留给我们的，既非实验的结构模式本身，也不是为数不多的实验成果，而是实验所产生的目标实现途径。
然而，实验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当前社会对“考分教育”的高需求驱动下，教育内外部的改革实验，其存在和推广的首要前提是，“考分教育”的大获成功。而众多的民间教育改革所追求的，正是试图以某种问诊弊病式的理想，从源头上去救赎这种“异化”的教育。如何调和改革理想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是考验这场民间变革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种民间推动的教育内部改革实验，博士进中学这种教育梦想，最终能走多远，仍需时间的检验。也许，北京十一学校“项目博士后”的落地，使这场探索实验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准备着教育实验的下一次出发。（题图照片由黎锡银 杨雄摄）
《中国教育报》2008年1月6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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