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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
--访经济学家王振中
周肇光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周肇光（1952-），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主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 国内外的各种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持续扩大。对此，
关键词 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 “倒U曲线假说”
周：作为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杰出代表之一，您身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中华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理事，国光基金秘书长等职，又发表过《经济特区与加工区的比较研究》、《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发展依据》等不少很有影响的论著，目前您又在关注中外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王：可以。人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如何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对世界（WORLD）范围或国际（INTERNATIONAL）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方面有三个代表性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世界银行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例如，世界银行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其主题就是《与贫困作斗争》。在这份报告中，它特别谈到了过去40年中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该报告指出，1960年时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18倍，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7倍。这说明，在过去的40年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急剧增加，其必然导致出现世界范围内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在这种背景下，为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动乱或战争就不可避免，而这些动乱或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最终却相当多地落在了世界的穷人身上。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曾经研究了1990~1995年期间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冲突和内战的发生率，结果发现冲突和内战过于集中在贫困国家。还有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博士2002年写了一本书叫《20年内解决20个全球问题》，对到2020年时的全球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更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Francois Bourguinon和Christian Morrisson在2002年《美国经济评论》所刊登的一篇论文。该文章研究了1820~1992年期间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两位作者通过对170多个国家有关资料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世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基尼系数提高了31.4％，泰尔指数(Theil index)提高了63.8％，这表明世界收入不平等在剧烈地恶化。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系列报告。如果说，前面所述的研究对象属于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那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系列报告的研究对象就属于国际范围的收入不平等。拉美经委会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拉美国家近15~20年期间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实施改革开放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其中的教训之一是“以收入分配为核心的社会不公在恶化”。令我们深思的是，该报告的作者曾在书中自信地说到：“我们得出的任何结论也适用于拉美以外的地区。”
周：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其所反映的贫富差距程度，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研究上述问题时，许多人仍然偏好运用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虽然已经存在90多年了，但我认为，把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至今仍然是一个极为简明有效的工具。根据该指标，基尼系数可在0和1的区间内取值,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越大，则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联合国有关组织曾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等；0.2~0.3表示比较平等；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等，大于0.6为高度不平等，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应该说，将基尼系数0.4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并非多余，它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也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的一种客观总结，因而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0.4这一“警戒线”的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周：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其所反映的贫富差距，它的现实意义何在？
王：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高还是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过大，这就反映了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这种经济增长中的不公正现象，如果任其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2001年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就曾经告诫人们：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已是连续4年在上升，虽然与我们建议的0.45实际控制线还有一段距离，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及其发展势头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同时，国家统计局对于非常贫困的底层百姓的困境还进行了分析，提出对一些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欠缺的底层百姓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在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请愿、示威、静坐、卧轨、自杀、冲击地方党政机关等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从客观上讲，国家统计局告诫并不是危言耸听，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更为严重的局面。例如，有的学者曾计算了1988~1999年期间我国居民正常收入（即不考虑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以及其他非法等非正常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从1992年起就已经连续突破0.4的警戒线。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仍然是严峻的。尤其是在2001年的“两会”期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成为了“热点”问题。在“十五”计划纲要里，有关“增加居民收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都出现在显著位置上。但是，当时在公众的内心，对于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心并没有得到缓解。以至于2003年年末，国家发改委的一位负责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和关注。原因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我国却为3.3:1或3.5:1。应该说，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告诫，还是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2003年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不稳定的现象，正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目前许多学者都喜欢拿中国与印度相比。印度有关人士也说21世纪是印度世纪。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21世纪究竟属于谁，目前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如果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与印度相比，那么，无疑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0.403，印度1997年为0.378；在最穷的1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12.7倍，印度是9.5倍；在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2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8倍，印度是5.7倍。这些数据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同印度相比，虽然我们的GDP增长速度是高的，但是，在收入分配平等方面我们却是逊色的。因此，这种经济增长高速下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平等式的增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不是按收入而是按消费来衡量的话，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比如，据家庭调查显示，在1990~1998年期间的人均消费方面，我国人口中10％的最贫穷人的年均消费仅增长2.5％，而10％的最富有人的年均消费却增长11％。
在比较中国与印度的收入分配格局时，我们回顾一下库兹涅茨在60年前做过的对印度与美国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那时他发现，在收入分配方面，1949~1950年的印度，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是28％，而美国为34％；相应地在最高的1/5份额中，印度是55％，而美国为44％。由此，库兹涅茨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我想，库兹涅茨得出该结论的根据是：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话，那么，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所占份额之比，印度为1.1.96，美国为1:1.29。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印度的1.96倍大于美国的1.29倍。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是有道理的。
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库兹涅茨60年前曾得出的结论现在还有效吗？我们还能够对此结论给予教条式的理解吗？显然不能。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印度（1997），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分别是34.7％，而美国（1997）为31.3％；相应地在最高的1/5份额中，印度是46.1％，而美国为46.4％。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话，那么，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份额之比，印度为1:1.33，美国为1:1.48。也就是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印度的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平等，因为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印度的1.33倍小于美国的1.48倍。这一事实的展现，可以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考。
周：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按照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如果基尼系数从大到小排列的话，在世界银行所能获得数据的107个国家中，我国位于第43位，属于进入“警戒线”国家的行列。在收入分配份额方面，如果最低的10％人口所占比重也从大到小排列的话，我国位于第67位；如果最高的10％人口所占的比重也从大到小排列的话，我国位于第47位。1998年，我国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31.2％，最高的1/5所占的份额为46.6％。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话，那么，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份额之比为1:1.49。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我国无论是与上述印度的1.33倍相比，还是与美国的1.48倍相比，我国都是最突出的。
美国学者布朗早在20年前就警告过人们：收入分配格局严重不对称的国家，常常缺乏社会的内聚力，要动员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相当困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现象，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很大。对于这些20年前的忠言，我们应该引起警惕。综合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的印象：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富占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持续扩大，我国在世界上已经从一个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周：在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几乎存在着一种言必谈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现象，对于该理论，您有何评价？
王：在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一种言必谈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现象，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洋教条”。坦率地讲，我对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从来就不相信它科学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我们知道，所谓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来源于他在1955年所写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篇文章，虽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但它还是被人们视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中的一篇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代表作。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学界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的重点是收入的功能分配，但自1955年起，经济学界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的重点基本上开始转向了收入的规模分配，至今对于后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当前浮躁的环境中，由于有人盲目地教条式地推崇该理论而出现了扭曲现象，因而非常有必要深入探讨库兹涅茨提出倒U曲线的假说。
例如，库兹涅茨指出，美国两个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从1929年的13.5％上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8％（即1944年、1946年、1947年和1950年的平均数），而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从55％下降到44％。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的判断：(1)不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缩小是最近发生的，可能并不代表它们早期增长阶段的特点。同样，前面提出的各种因素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而不是早期收入不平等的稳定和缩小。(2)因此，可以假定不平等的长期波动构成长期收入分配的特性：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考虑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果接受部门B（即非农部门）分配不平等更大这个假定，那么，低收入份额应该显示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早期的经验证据表明，在最近50~7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没有进一步扩大。相反，近20~40年内还有所缩小。对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此缩小是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
他的这个结论经得起历史验证吗？现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过去了将近6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的不平等是否继续缩小了？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世界银行1987年的资料计算，美国家庭1980年时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下：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5.3％，第2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11.9％，第3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17.9％，第4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250％，第5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39.9％。又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资料计算，美国家庭1997年时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下：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5.2％，第2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10.5％，第3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15.6％，第4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22.4％，第5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46.4％。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库兹涅茨用美国1929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44年、1946年、1947年和1950年的平均数）的情况为依据提出“倒U曲线假说”似乎说得过去，但用半个多世纪后的数据来分析，则这个假说就很难成立。
例如，用1997年与1980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997年与1980年相比，美国两个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从1980年的17.2％下降到15.7％，而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从39.9％上升到46.4％。前后两者之比由1980年的1:2.32变成了1997年的1:2.96，表明贫富差距又扩大了27.6％。
再如，用1997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个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8％下降到1980年的15.7％，而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从44％上升到46.4％。前后两者之比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2.44变成了1997年的1:2.96，表明贫富差距又扩大了21.3％。
总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97年期间，两个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持续下降，而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反而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果不拿两个最低的1/5收入组与最高的1/5收入组比较，而是拿最低的1/5收入组与最高的1/5收入组这两个极端组比较，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如在1980年时，美国最低的1/5收入组与最高的1/5收入组之比为1:7.53，1997年为1:8.92，表明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又扩大了18.5％。
即使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也无法否认上述事实，因为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版和第12版的数据计算，美国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与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之比，1973年为1:6.83，1997年则变为了1:8.92，也就是说，在26年期间，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扩大了31％。如果用更低3/5收入组的份额与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相比，则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就更加显著。1973年，美国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35％，最高的1/5所占份额为41％，前后两者之比为1:1.7。1982年，美国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33％，最高的1/5所占份额为42.7％，前后两者之比为1:2.9。也就是说，在10年期间，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了71％。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缩小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们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尽管美国经济得到了增长，但并没有根本消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
周：由此可见，对于阐述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时不能充满随意性，不然就会出现扭曲现象？
王：是的。我早就注意到有人在阐述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时充满了随意性。如有人这样解释：根据库兹涅茨的估计，倒U曲线从上升到下降，也就是走过“倒U曲线”的“拐点”（“倒U曲线”的最高点为“拐点”），必须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必须达到60％~7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以上。走过这个“拐点”，英国大约经历了100年时间，美国和德国大约经历了60~70年。
这里起码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美国到底用了多长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以上？库兹涅茨在分析美国时用的是1929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44年、1946年、1947年和1950年的平均数）的数据，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29年为847美元，1942年达到1 171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以上的时间，如果从1776年算起，用了大约166年；如果从1900年算起，用了41年；如果从1929年算起，只用了13年。哪里有什么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以上经历了60~70年？
我国理论界有人教条式的诠释“倒U曲线假说”时充满了随意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无视库兹涅茨在研究方法方面所曾经做出的一系列警告。
例如，当前人们在研究收入的规模分配时偏好使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但库兹涅茨告诫大家，在解释分配变化的原因时，有5个规定要遵守，其中之一是“分配应该是完全的，即涵盖一国所有单位而不只包括一小部分高收入者或低收入者”。因此，那种仅仅靠几百个、几千个或几万个样板调查就做出结论的研究，恐怕是值得斟酌的。
又如，库兹涅茨在研究收入份额及分配不平等的长期变化时，要求研究的时间长度方面为“一代人或大约25年”，不然“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划分就会失去其意义。而在国内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收入规模分配的实证研究所需数据的时间跨度仅仅不到10年。这样的研究结果必然会出现库兹涅茨式的担心，即“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划分是否失去了意义？
还如，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方面，库兹涅茨曾在一段话里连续对4种观点提出了“危险”警告。
第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发达国家过去的收入不平等促成了储蓄的积累以及为基本资本形成（basic capital formation）提供了资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结果，保持和加强欠发达国家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是实际必要的。对于这种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
第二种观点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缺乏隐含在累进税中的惩罚等，对当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在过去被证明是起促进作用的。对于此种观点，库兹涅茨又批评道：这个观点是很危险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因为过去在较小的欧洲国家或者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后裔，国外投资为推动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本资源，所以欠发达国家能确信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今天也可以期待类似的结果。对此，库兹涅茨告诫人们：这个观点是危险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采取对立的立场和宣称目前的问题完全是新的，我们必须设计一套完全不受以往知识约束而想象出来的解决办法。对于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狂热做法，库兹涅茨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同样危险的。所以，库兹涅茨48年前就诚恳地提出了如下的见解：要在这个领域中做出成效必须要求市场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转变。
这些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周：在我国的收入分配研究中，地区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为很多学者所偏好。在这方面，国外的经验教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方面关注。我注意到，近来一位学者发表了“日本地区收入差距的倒U字”的研究成果，他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地区收入平均化过程中作用非常小，大致说来，只有5％~10％。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王：我对此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先后持续了约10年的时间。上述那位研究员的论文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我仔细看过上述文章之后，深深感到，在日本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依然很多。例如，该研究员指出，在1961年，日本正处于高速成长的时期，逐渐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即在1961年之后地区收入差距开始趋于缩小，出现了一个倒U字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流动；并且，认为日本在1961年之前，无论是人还是资本，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但1961年之后，可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了，因而日本企业开始流向落后地区。最后，该研究员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地区收入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小，大致说来，只有5％~10％。我感到，仅仅上述这些内容就涉及到了3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流动人口问题，即是否在1961年之后日本的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了？根据日本1977年的统计资料，日本人在城市之间、行政区之间或村镇之间的迁移人口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1954年至1961年期间的最低值为5.43％（1956年），最高值为6.42％（1961年）；而在1962年至1977年期间的最低值为6.52％（1977年），最高值为8.02％（1970年）。该数据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1961年之后，日本的人口并没有停止流动；二是在1961年之后日本人口流动的比重反而提高了。因此，断言“1961年之后，可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了”就显得似乎有点武断。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人口流向问题，即是否在1961年之后日本的流动人口已经流到了经济不发达地区？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仅1961年以后，流动人口仍然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即使在1973年变成了发达国家以后也是如此。根据日本的统计资料，在1960~1965年三大都市圈的净迁移（即迁入者超出迁出者）为311.5万人，1965~1970年净迁移为202.1万人。东京都会地区表现更为突出，1960~1964年净迁移185.4万人，1965~1969年净迁移145.2万人；尽管1970年东京等地发生了轰动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等公害问题，但人口仍然流入东京都会地区，1970~1974年净迁移87.6万人，1975~1979年净迁移16.9万人。结果正如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日本三大都市圈即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人口过密化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没有得到控制，在1960年占全国人口比重为37.4％，1965年为41.1％，1970年为43.9％，1975年则为44.9％。对于这个问题，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在1987年公布了第三次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在展望20世纪90年代的地区劳动力流向问题前景时曾指出，劳动力仍将进一步向大城市流动；并推算2000年时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50.4％。其原因之一是青年阶层向往大都市。
第三个问题是日本政府的作用问题，即日本政府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是否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讲，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讲，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也就是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流动的过程。所以，仅仅研究地区差距与经济结构转型或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实证，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在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经济结构转型或与人口的流动。这就必然涉及到政府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在缩小地区差距问题上，日本政府的作用体现得十分明显和重要。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政府通过不间断地制定经济发展计划，防止城市过度集中，分散工业布局，以求得地区之间发展的平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1962年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曾明确：对那些在经济增长中落后了的部门，必须按照缓和社会紧张的观点，给予特别的考虑。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所谓就业的改善，不仅只是增加劳动力的就业，而是还要积极地消除低所得者阶层。该计划并且严肃指出：决不能胡乱追求工业的分散，即使是分散，也还是要有一定的计划性。日本政府1962年在《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则进一步强调：该计划以“防止城市的过度集中”和“消除地区差别”为口号，提出了利用大规模建立新据点的方式来发展工业的设想。对此，正如大来佐武郎所说：政府的计划使企业家有了信心，以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均衡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集中到分散的转折，都是在政府的计划指导下发生的，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自发行为的结果。
另一个方面是政府运用特殊的财政投融资机制，做大“蛋糕”，为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提供物质保证。根据大内兵卫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日本高速发展的核心是设备投资的激增，而国家在导致高速发展的设备投资中起主导作用。日本国家政策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般会计支出项目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更为迅速；二是财政投融资的增加较一般会计支出更为迅猛。在财政投融资特别是会计方面，十年期间增长了5倍。与此相适应的是，同期内的银行对设备投资贷款余额也增至5倍。这决不是巧合，而是日本国家政策的结果。因为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基本运用在三个领域：一是向民间提供低利率贷款；二是向政府经营的企业投融资；三是承兑地方债，对地方公共事业提供融资保障。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产业投资和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1984年一位美国学者在日本实地考察了一年之后写了《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形成和实行国家战略方面，日本有着极为出色的系统机制。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日本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可无论如何，那种否认或贬低政府作用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这是有其现实根源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偏好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维来回顾或总结历史，那是需要十分小心的，不然就会扭曲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因为世界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没有市场。例如，哈耶克由于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后曾变得“声名狼藉”，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放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Pay Attention to“Warning Limit”and Refute“ Foreign Doctrine”
-- An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Wang Zhenzhong
Zhou Zhaoguang
Abstract Data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suggest that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in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is continually getting larger in the recent years.In view of this, Professor Wang Zhen zhong made three points in the interview. Firstly, the warning limit set for the Gini Coefficient can’t be treated lightly. Secondly, the Inverted U Hypothesis advanced by Kuznets 50 years ago can’t pass the historical test, since data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Ⅱto the late 1990s indicate that the issue of polarization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poorer is still in existence in the US Thirdly,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narrowing the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 we can’t have blind partiality for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neoliberalism in reviewing or summarizing the past and deny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therwise the real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ll be distorted.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Gini Coefficient Inverted-U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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