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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经济活动：一类主要与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有关； 另一类主要与知识、信息形态的转换有关。前者构成物质经济，后者构成信息、知识经济。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说每一个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都离不开信息的积累和知识的增进，但是 由于在以往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信息和知识投入所占比例有限，更新速度缓慢，对社会经济结 构不足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致使传统的物质经济在人类几千年的生产活动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也只是物质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社会信息总量与知识总量的激增和传递手段的不断更新，知识、信息的经济价值逐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50年代以米，随着电于计算机、光纤通信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科学技术创新的突破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日益增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知识、信息作为物质、能源之后的第二资源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当今社会正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以知识和信息为依托的新兴经济结构正在形成和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提高经济效益有两个方向：一是成本控制；一是价值挖掘。成本控制不仅要节省材料、能源，更应充分的利用信息和知识，要以最小的劳动占用和资源消耗建立最优的经济信息系统。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信息、知识的经济特征和经济规律，重视信息、知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于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进行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信息经济学。
一、国外信息经济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信息经济是随着经济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发展，由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和信息学家定义并不断完善的一个新概念。它是指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与物质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信息经济学是研究信息经济的基本理论、运行机制、运作方法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既包括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也包括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于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于应用实践。信息经济的启蒙思想可追溯到1918年，凡勃伦在他的《资本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
在随后的40年里，奈特、哈耶龙、马尔萨克、阿罗和西蒙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对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启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了这段酝酿阶段，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发表了《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诞生。至今，整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相对于中国而言，也可具体地称之为国外或西方信息经济学研究）已有了40多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美国是推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大变革的主要发源地。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了《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提出研究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应该说信息经济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论文《信息经济学》中提出来的，他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加以研究。当时宫泽等日本学者侧重研究了信息系统的评价原理和方法、信息系统的效益和费用等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从具体应用和基础理论两方面展开，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以信息经济学为名的学术论文，并且微观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信息经济学的论著大量出版，如美国马歇尔·约维兹 （M.Yovits）、日本增田米一、英国威尔金森（J·ilkeson）分别发表的《信息经济学》和美国保罗·霍肯(P.Hawken)的《下一代经济》等相继问世，其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J. Arrow）1972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论文集，着重从微观和理论方面探讨了信息的经济含义、信息的价值和成本、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不完全信息与风险转移等重要问题，被学术界誉为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著作。马克·波拉特（M.Porat）继承和发展了马克卢普的研究成果，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的报告，对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测算分析，为信息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引起了美国商务部的重视，世界上有10多个国家（地区）和经济组织应用波拉特理论，或在对波拉特理论做适当改进的基础上，对本国（地区）和经济组织成员国信息经济规模与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9个成员国（1981年）、欧共体（1986年）、日本（1952年）、澳大利亚（1982、1987年）等国家和经济组织分别完成对本国（组织）信息经济的考察，从而为信息经济测度比较奠定了基础。波拉特的定义方法和指标体系用数量化的图景向人们展示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的客观存在。尽管信息经济学诞生的历史不长，研究领域也多限于某些侧面或局部问题，但它已显露出对经济科学发展的特殊意义，并很快被认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就列出了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国际性期刊《信息经济学和政策》创刊，为信息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国际性论坛。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除微观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外，出现了有关信息社会化的研究，也即是信息经济的社会学研究。
1979年后信息经济学首次被人为地、正式地明确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大部分，同年首届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信息经济学研究开始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79 年丁.希契莱福门(D.Hirsshleifer)和J·赖利（J.G.Riley）从与不确定性经济学关系的角度对信息经济学的有关基本问题、基本概念进行了研究，对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作出了贡献。进入80年代，西方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更是蓬勃展开，“信息”一词在经济学著作、论文中出现的频率日益提高，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开展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使得信息经济学成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热点。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P.Romer)提出，应把信息当作一种生产要素，重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罗伯特(Robert)、巴罗(Paul)等人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均的原因不在于有形资本的多寡，而在于无形资本（如知识、教育、信息）的差异。基于相同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斯科特(Maurice Scott)呼吁对信息、知识，必须单独投资。
1984年，著名经济学家阿罗（K.A rrow）出版了他的《信息经济学》论文集，对信息经济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信息经济学理论开始日益系统化、逻辑化，有关专著与文集相继出版，各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并不断有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逐步成为当前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和信息学界最为关注、探讨最多的领域。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思（R. Coase）也十分重视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他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而信息成本是构成交易费用的重要部分。
除以上主要研究分支外，还有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开展了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而使得信息经济学的内容日益丰富。如日本的宫泽、梅忠单夫等人着重研究了信息系统的建立、基本运行原理和评价方法，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并推广了著名的用于软件评价的模型，这些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软件工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信息经济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而美国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托夫勒（A.offler）、奈比斯(J.Naisbitt)、霍肯(P. Hawken)等人则从未来的角度来研究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将是未来社会的决定因素，提出信息经济学将作为“下一代经济学”而取代现有的经济学，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霍肯(P. Hawken)的《下一代经济》都反映了这种观点。
信息经济学诞生40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开展了研究，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但他们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是多种多样的，迄今为止还未基本统一，没有形成确定的体系。这是信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因为现代经济对信息经济学的需求有多样性，而信息经济学本身是个复杂的综合体，目前仍不够成熟，正处于多定义并存阶段。尽管如此，信息经济学保留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已被确认，1976年美国经济协会杂志的附录中正式列入“信息经济学”条目，表明信息经济学已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和肯定。自1979年以来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召开了多次国际性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
二、国内信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国外信息经济研究大发展背景下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20年的发展，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应用都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当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正逐步深化，信息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模型非常适用于中国改革的需要，如“委托-代理理论”与“激励机制”对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意义，不利选择与败德行为对完善当前市场经济机制的启迪，再如议价、拍卖、“鞭打快牛”模型、最佳税收模型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因此，微观信息经济学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随着“信息高速公路”构想的提出，世界信息化浪潮方兴未艾，中国信息产业正处在迅猛发展之中，对信息产业的经济学研究已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其深入发展提供了机遇。可以说，信息经济学在中国正处于倍受关注的时期。 近年来，面对全球信息化的大趋势，我国理论界的专家们先后撰写了许多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和专著，从纵向来看，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中国较为明确涉及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证据，最早出现于1978年《经济资料译丛》。该刊第1期登载的1976年美国经济协会《经济文献分类法》译文中，第026类列出“不确定性与信息经济学”（原译为“测不准和情报经济学”）。这被视作中国信息经济学的历史开端。
以后的20年研究历程中，以1989年8月在北京成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为标志，可划分为1978-1989年与1989年至今两个研究阶段。
1978－1989年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信息经济学的奠基阶段。有关学者和部门围绕着信息经济学的有关问题，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逐步构建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在学术会议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1985年12月与1986年3月，原国家科委情报所两次召开情报有偿服务方面的座谈会；198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信息化学术讨论会，信息经济学的有关课题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内容首次被正式列入中国学术会议的主题之中；1988年在山东烟台召开了首次以信息经济学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在立项研究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国家“七五”重点科学技术攻关项目“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等课题。与上述科研活动相辅相成的教学活动在这一阶段也积极展开。1983年武汉大学情报科学系正式将“情报经济学”列入专业教学计划，随后又于1985年首先开设了完整的情报经济学课程，并编写出较为系统的教材，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的研究。
这一阶段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不断翻译和引进吸收国外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仅邀请外国信息经济学家来华讲学，还积极组织力量翻译一批有影响的信息经济学著作，如阿罗的《信息经济学》论文集、波拉特的《信息社会》、霍肯的《下一代经济》、斯托尼尔的《信息财富》等都是在这段期间被首次引入中国学术界的。当然这一阶段国内学者也不乏优秀的成果，主要有林德金的《信息经济学导论》和葛伟民的《信息经济学》，但就整体而言，国内研究成果数量少，影响不大，研究深度远不及翻译引进的国外研究成果。第二个特征就是在传播西方信息经济学概念和方法论的同时，组织有关科研人员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初步开展自身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如 1986年，原国家科委仿照波拉特的方法对我国 1982年的信息经济规模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测算，完成了一份很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提供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和规模的定量描述。其后，许多省市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分析本地区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比重，这些研究为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信息政策，保证中国信息经济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对策。这是实践方面，在理论方面则如前面所说的有林德金的葛伟民的著作。第三个特征就是这一阶段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受到重视，且有较快发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则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对中国原有的信息需求、利用、生产和服务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也更加被社会所意识到，中国情报学界抓住信息服务有偿化改革的契机，在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而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研究领域，由于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将研究重点放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认识和本土化上，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和引入只处于初步阶段，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得很少，这方面研究相对宏观信息经济学而言涉及不深，进展缓慢，成果极其有限。
1989年至今是中国信息经济学发展的深化阶段。1989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对信息经济学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研究解决一些迫切的实际问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经济学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首任学会理事长、数量经济学家乌家培在会上提出了体现中国国情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总体框架。以这次会议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进入了寻求新突破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深化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围绕着有关重要理论课题和中国社会经济信息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实践课题召开了一系列专题学术会议，如中国信息系统建设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问题、信息市场问题等。同时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还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和交流环境：中国信息经济学学会出版了学会的会刊《信息经济与技术》。这与在第一阶段中国信息经济学领域没有自己的专业学术刊物，信息经济学的文章大都发表在经济学、情报学和图书馆学刊物上相比，无疑是一次飞跃。在立项方面，相对第一阶段，课题数量增多，涉及内容加深，研究的难度加大。比较典型的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暨南大学承担的%26#8220;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26#8221;和吉林大学信息管理系（原吉林工业人学情报工程系）靖继鹏教授承担的“信息商品市场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研究”，以及由吉林工大主持的部级课题“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信息市场环境分析与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等等。此外，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也涉及到了信息经济学。如谢康的《信息经济学原理》一书实际上是作者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政策依据和法理基础”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课题“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它主要为上述信息消费课题的研究提供较为全面、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思路。第二阶段的信息经济学教学活动进一步向前发展，信息管理专业除为本科生开设有关的课程外，还培养信息经济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96年起，武汉大学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开始招收信息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此外，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信息经济学还成为部分院校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学习内容和研究生的研究内容。如中山大学国际贸易金融系的谢康就给高年级学生开设“信息经济学”专业选修课和全校本科生公共选修课。再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就培养微观信息经济学有关领域的研究生。这些都是在第一阶段所不具有的。
第二阶段的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也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在继续翻译引进国外成果的同时，国内成果较第一阶段数量大为增加，质量大为提高。宏观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国内著作主要有乌家培的《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1991年）和《经济 信息 信息化》（1996年）、张守一的《信息经济学》、余建的《信息产业经济学论观》（1993年）、高洁的《信息产业管理》（1995年）、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1979年）、娄策群的《信息经济学通论》（1997年）等，后二本或多或少地穿插进一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内容。微观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国内著作主要有张远的《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1992年）、黄亚均的《信息：市场经济的幽灵》（1993年）、谢康的《微观信息经济学》（ 1995年）、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年）、尤其是张维迎的著作堪称当前中国微观信息经济研究的最高水准。
而陈禹的《信息经济学教程》（1998年），谢康的《信息经济学原理》（1998年）和靖继鹏的《信息经济学》（1995年）、《应用信息经济学》（2002年），则是横贯微观与宏观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国内成果。
此外，国内最新编写的和直接翻译国外的经济学教材也都有以微观信息经济学为主题的部分章节，这些经济学成果有黄亚均于1995年、周惠中于1997年出版的，以及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组织翻译出版的斯蒂格利茨和曼斯菲尔德等人分别编著的《微观经济学》。除教材外，为数不少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经典著作也已经翻译引入国内。其中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斯蒂格勒等人的著作，和由张维迎翻译引进的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英里斯的有关著作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推动了它的发展。
这些研究工作与成果使我们不难发现第二个特征就是80年代中国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缓慢的发展局面到90年代已有了很大的改观，越来越被理论学界所重视，总体发展较快较好，已开始形成理论突破和连续稳定的研究论题，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研究与微观信息经济学有关的博弈论的学者，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授予了两位信息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莫里斯和美国哥伦比亚人学的威廉维克里，这已表明微观信息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完善市场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广泛应用，可以预计微观信息经济学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第三个特征则是信息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和深入，尤其表现在如上所提到的利用西方信息经济学部分现有理论研究中国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这方面的著作有张春霖的《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1991年）、樊纲的《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1992年）、翟林瑜的《从代理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1995年）、以及张维迎的《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2000年）等。当然有关成果除上述著作外，还包括大量的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均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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