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规制:行为经济学与“不对称的父爱主义”》读书笔记 (Regulation for Conservatives: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Case for “Asymmetric Paternalism”) Colin Camerer, Samuel Issacharoff, George Loewenstein, Ted O’Donoghue, and Mattew Rabin
立意:规制(regulation)有多种形式,一类规制以再分配为目标,诸如从富人向穷人的通过税收的财富转移;一类是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限制个人行为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比如为公共物品征收的税负。这两类例子中,个人如果逃脱规制都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类规制,父爱主义规制,是以帮助个人为目的的。就像由于孩子不懂事,家长管制孩子是为了孩子好一样,由于人们有时候不能很好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因而一些外在的规制可能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选择和行为。并且本文讨论的父爱主义规制是不对称的,对于能够正确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理性者,这类规制并不对他们的选择施加额外成本,而对于有限理性者,则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决策,减少错误,增进收益。传统上,对于父爱主义的证明来自于某些特殊人群能否很好地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怀疑;但是本文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情境,在有的情境下,普通人也可能犯错误。
主要内容: 一、理性的限制与行为经济学 要把社会偏好和有限理性区分开。人们有社会偏好的情形并不需要父爱主义的规制,因为它反映人的真实偏好。只有当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时候,比如自我控制问题、无法以贝叶斯法则处理信息、对于选择的成本收益系统性的预测错误等,才需要父爱主义规制。
二、不对称的父爱主义 规制的社会收益:pB-(1-p)C-I+Δπ p为人群中有限理性者的比例,B为规制给有限理性者带来的收益,C为规制给理性者带来的成本,I为实施成本,Δπ为规制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变化(比如企业能够从消费者的有限理性中获利,如果规制减轻了消费者的有限理性,那么可能降低企业的利润)。当B>0, C=0的时候,为不对称的父爱主义。 图1,用外部性问题作类比:消费者犯错误时,就好像给自己施加了外部性。规制的目的在于使消费者的需求接近于反映他们的真实收益。
三、规制的例子:以下是不对称的父爱主义的四类应用,越靠后的是比较不纯粹的不对称的父爱主义,也就是说实施规制可能给理性者带来成本。 (一)、默认值(default): 虽然各个选项对于行为人的收益不同,由于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e),默认值就可能更容易被选择(虽然选择别的选项也是无成本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默认值的变化不会改变理性者的决策,但是现状偏差的有限理性者的选择则可能随着默认值变。[现状偏差的三个来源:损失厌恶;omission/commission bias(带来同样损失的错误,可能是不作为引起的,也可能是做了什么后引起的,后者给当事人带来的遗憾和痛苦更深);拖延。]因而设特定的默认值就有可能改进有限理性者的决策,而又不给理性者正确选择带来成本,因而是不对称的父爱主义。 设置默认值的考虑:1,多少人选这项可能更有利;2,误选的成本哪个更大;3,不同的默认值可能现状偏差不同。 例子:1,保险权利;2,养老金储蓄401计划。
(二)、框架(framing)和信息披露: 有时候(理性)经济学家考虑的因素人们不考虑;有时候(理性)经济学家不考虑的因素人们却会考虑(框架效应)。因此,重构框架可能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规定企业重构契约或者提供看起来不重要的额外信息(都可以提醒人们),这能够使有限理性者做出更好的决定,而对理性者不产生影响,因而是不对称的父爱主义。 例子:比如用图表的方式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概率,提醒人们复利与单利计算的悬殊,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其他一些例子。 但是有一个考虑: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如果披露信息造成信息超载,可能淹没更重要的信息。 (三)、冷却(cool off): 一时的感情或者生物冲动(hot)可能使人犯错,而且可能成本很高甚至不可逆。比如hot-cold empathy gap(人在hot状态下很难想象自己cold的状态)、自我控制(人们沉溺于现有心智体验时会高估短期的收益),projection bias(错误的将现在暂时的偏好推及未来)。所以让人们推迟作决定,待冷静下来以后再作决定可能可以帮助有限理性者少犯错误,但这并非纯粹的不对称的父爱主义,因为推迟给理性者施加了成本。但是对于重要的决策是值得的。短期的推迟对于理性者成本很小,等等就是了,但是却足以让冲动的人冷静下来。(收益可能大于成本)。 规制的两种形式:1,让人过一段时间再作决定;2,让人作决定后一段时间内可以反悔。
(四)、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有时候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可能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一个例子(1248页)是人们做事情容易拖延,因为人们决策时using a isolated, day-by-day, or case-by-case approach而不是integrated approach。结果,边际看起来好的选择(拖延)在长期是很糟的。因而如果施加更严格的期限限制,减少人们的选择,使得他们不得不作integrated approach的考虑。那么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行事(这个例子是不再拖延)。但是,限制选择给理性者施加了成本,因而这也不是严格不对称的父爱主义。
四、结论部分讨论了: 1,实施规制的私人激励问题:有限理性的当事人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问题,因而常常不会要求规制;而企业可能可以从消费者的有限理性中获利,也就没有实施规制的激励。这里暗含的强调是法律和国家在其中的作用。 2,如何判断我们看到的“异常”是错误还是人的偏好:看看规制以后人们如何行事:如果消费者改变行为,那说明原来的“异常”是错误而非偏好。
笔记: 1,第1239页:文章对推迟作了成本收益分析。文章谈到规制的收益时,没有规制下,有限理性者当μ+ε>0时会采取行动,由此带来损失为ε,从而这又是规制的收益。(为什么?μ是采取行动的净收益,那么错误的采取了μ<0的行动相比不作为的损失应该就是μ呀)。文章谈到规制的第二类成本时,在规制下,本来采取行动的人(μ>0)可能就不会采取行动,这样他们的损失是μ-μ’(为什么?采取行动有收益μ,经过拖延却不做了,那么不作为相对于作为的损失应该就是μ呀)。 2,冷却仅仅是给了别的模块(hot以外)起作用的机会。但是(1)哪一个心理模块(cold or hot)起作用是对人们是最有利的选择需要考虑。(2)在拖延截止期限上起作用的模块仍然是不确定的;此外cold和hot的划分可能是粗略的,人的心理情绪(模块)是多元的,也可能在拖延截止期限上当事人受到新的诱惑。 3(1)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第9章)区分了对于医生等职业的三类规制,分别是注册、证书和执照;论述了对于必须有执照才能行医的反对意见。本文在第二类父爱主义规制即披露信息的应用里(第1237页)对弗里德曼作了回应:对于高能力者,获得执照的成本很低,但是对于低能力者,这是严重的障碍。但是,在本文的框架下,“证书”属于本文讨论的第二类父爱主义规制即披露信息,而“执照”为第四类即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因而在第二类的应用中讨论执照问题(而不是证书)似乎不妥。 (2)《行为经济学与证监会》认为,规制者可能是自利的和有限理性的;因而规制者的垄断地位越强,或者规制对于市场的替代越严重,规制需要的条件就严格。结合三个文献,我们得到以下表格:
父爱主义规制类型 | 对称/不对称 | 规制者的地位 | 规制对市场的替代程度 | |
证书 | 披露信息 | 对于理性消费者无成本 (不对称的父爱主义) | 规制者可能是寡头 | 影响个人决策 |
执照 | 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 对于理性消费者有成本 (不是不对称的父爱主义) | 规制者是垄断者 | 直接限制个人决策范围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15 16:29:1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