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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是文化传承的一种简单方式。对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期待，不是规模或者形象上的，而是内容上的。我们与其强调投入多少钱、占地多少亩，不如好好思考要保留多少东西，能够产生多大的文化效应，而非商业效益。
——周庆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3月1日，山东省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发布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公告。这座受到高层关注的“中华文化标志城” 拟议中面积达300平方公里、造价超过300亿元，建设区域涵盖曲阜与邹城以及中间的九龙山区。
值得称道的是，山东作为文化大省，能够认真考虑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些大问题，也正在寻找方式对其特有的文化精髓进行标注。根据山东省相关领导的解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座“文化副都”的建设得到了充分的科学论证。关键问题是怎么修？对于人们所期待的“百年工程”来说，这座还在构想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将会在文化史上成为一座什么样的里程碑，值得商榷。
文化传承要从两方面入手，符号和标识的物化建设，仅仅代表了后人对于民族文化中某种有形象者的敬仰。实际上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仅依靠符号性，更不能产生追逐规模的崇拜。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也从来就没有拜物性的偶像崇拜。更多的文化精髓，存在于口耳相传，甚至是民族性格之中。而所谓鸿篇巨著，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穷经皓首、默默无闻、甚至是尝尽甘苦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把一件雕塑、一个鼎、一方水土、甚至一座城，当作文化的图腾。
要想在商业社会中，守住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仅仅通过一种工程性的思路，只依赖大投入、大规模、大建筑、大范围的“大工程”建设，尤其只是硬件建设恐怕远远不够。物化是文化传承的一种简单方式。物化者往往误以为：人们崇敬什么，就应该放大什么；人们传颂什么，就应该物化什么。但是，许多民族精神的内涵，是无法通过物化来实现的。
古诗词无法物化、思想无法物化、历史无法物化，却不影响他们的存在和巨大意义。今天许多被物化的文化标志，其实一开始只是先民们征服自然、突破自己的工具性建筑，因为承载了历史中的具体事实、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才更加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相反，民族精神和信仰的缺失，商业主义的侵蚀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那些巍巍学府中，雕塑的多少和文化的传承能力也不是成正比的。
其实，从去年10月22日，国家发改委向山东省下发的《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就能看出来，这个通知要求标志城的工作分两步走，首先开展标志城范围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好古建筑、古遗址的文物本体维修、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其实这就意味着，对于这座标志城的期待，不是规模或者形象上的，而是内容上的。标志城所在的齐鲁大地，本身也是一块民族文化遗产丰富的土壤。思想、遗址、古籍、善本都不在少数，我们与其强调投入多少钱、占地多少亩，不如好好思考要保留多少东西，能够产生多大的文化效应，而非商业效益。
所幸的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仅仅只是一个设想开端，我们应该期待在创意规划方案的征集过程中，更多符合文化传承规律的创意。这种创意不是简单地通过规模、金额、数量来实现的。要给中华文化寻找一些标志性的内容，同样也不可能通过简单物化一个图腾形象来实现。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也可以说：所谓文化，非物化之文，乃精神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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