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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各种产业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我国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ZF支出，扩大消费需求和国内需求，具体包括高达４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制定并实施了汽车、钢铁、装备制造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等等。这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再次引发了学者之间关于ZF与市场等问题的争论。
１．关于ZF与市场的关系
２０１１年，学术界对ZF与市场的关系、ZF职能的转变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１）关于ZF与市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让市场起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ZF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作用，取消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没有ZF作用的恰当而有效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充分而有效地发挥ZF的主导作用，我们才能有效规避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中国ZF为稳定经济采取了诸多重大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再次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宏观调控的。国民经济诸多重要领域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如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的协调和安排。
然而，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原来的提法“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中把国家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好像配置资源的主体是ZF而不是市场。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完善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是ZF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定行为，不是ZF的任意行为。所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指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如果资源配置是以ZF为主，那么就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因而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
还有的学者认为，ZF与市场关系适合国情才是最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调整，ZF与市场博弈的结果仍然是危机的出现。俄罗斯照搬新自由主义框架不但没能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ZF的作用也被忽略，自由化并没有实现高效率。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用ZF力量去培育、完善市场机制有着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危机中的表现更是足以证明其一定的健康性。实践证明，任何模式都必须适合国情才能显现生命力，只要能够形成均衡并有一个好的预期，不会因为阶段性的危机和困境而大幅震荡，这种ZF与市场关系就可以给予肯定。有的学者指出，不论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还是强调国家干预的，都不能回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的财产权分配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公平问题，也经不起这场金融危机的考问，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模式。
（２）关于ZF职能的转变问题。许多学者提出转变ZF职能的观点，并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将转变的目标定位于建设服务型ZF。有的学者认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传统的“管制型ZF”向现代“服务型ZF”的转变，真正使ZF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帮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是实现ZF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运行达到有机结合的必由之路。
但是，也有学者对“服务型ZF”的观点和主张提出了质疑，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分析，在ZF职能转变及其改革过程中，还不能忽视ZF在经济领域的长远规划和宏观调控职能。第一，要全面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仅靠ZF的服务职能是无法实现的，强化ZF的公共服务职能并不等于弱化其他领域的职能履行。第二，仅仅强调服务型ZF会掩盖ZF管理领域的一些矛盾，忽视一些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履行。第三，从当前经济形势看，受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艰难局面，这需要ZF全面履行职能，而不仅仅是服务职能。从发展市场经济而言，ZF要服务于市场，但同时更要对市场秩序、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市场交易等进行监管，否则就无法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３）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问题。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无法抗拒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挑战。如何看待全球化下的民族国家问题，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
冯新舟和何自力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解读全球化中涌现出来的民族国家问题，并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进行探索，得出结论：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这是因为：第一，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阶级依然存在；第二，民族国家仍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参与主体；第三，民族国家权力的让渡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权力被削弱；第四，全球化可以提高民族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第五，文化全球化与文化丰富性和多元化并不矛盾；第六，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第七，未来社会国家的消亡并不影响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
无论从ZF与市场的关系，还是从ZF职能转变的目标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有的学者曾指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ZF的强弱对国家强盛和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更是生死攸关。一个软弱无能的ZF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中国经济３０年多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与策略及强有力的组织与协调，ZF调节和市场调节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２．中国的宏观调控问题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ZF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应对危机，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ZF支出，扩大消费需求和国内需求等等。这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如通货膨胀。２０１１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调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ZF宏观经济的首要任务。针对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学者围绕未来中国经济是保持较快增长还是明显放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通货膨胀是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形势，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认为，２０１１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投资维持高位运行，出口处于常态化，区域以及“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的协同效应”确保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张平和王宏淼认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以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模式将延续传统增长动力，２０１１年的经济仍可维持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上。
与以上观点不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难以避免，放缓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缺乏，而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下一步要在经济放缓中寻求结构调整的重大进展。王庆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减速在所难免，增长减速不是会否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２０１１年，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学者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理由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人认为，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扩张特征，并提出四条理由：第一，实施“４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大量项目还需要安排一些后续的配套建设资金；第二，ZF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要有进一步的财力支持；第三，对应于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房价上涨造成）客观上需要财政发力实施结构性增加有效供给的对策，而２０１０年农业大丰收提供了这种操作在平抑食品价格方面的基础物质条件，房地产调控新政和保障性住房（包括为数可观的公租房）的加快建设也提供了减少低端商品房房价上涨冲劲方面的配套条件；第四，针对公共交通体系“瓶颈”制约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财政资金支持下的大手笔“点调控”来尽快缓解某些严峻局面。”
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逐季小幅回落趋势，有的学者认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发挥财政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２０１１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地重大规划项目陆续开工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较大，既要防止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加重财政金融风险，又要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适度增长，以稳定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此外，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减税等手段，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有人主张实施“宽财政”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产生了有效的作用，但是，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等工具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财政风险和通货膨胀预期。因此，现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只是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短期政策措施，未来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色彩将逐步淡化。同时，２０１１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表明在我国经济运行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回归正常增长轨道以后，货币政策逐步实现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年初就有学者指出，受流动性过剩和实际负利率因素影响，２０１１ 年会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密集调整期。
２０１１年，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通货膨胀已从预期转化为较为严重的现实压力，不同学者对通货膨胀是不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抑制通货膨胀是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不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在经济发展时期通货膨胀难以避免，抑制通货膨胀会阻碍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发展时期通货膨胀并非不可避免，通货膨胀不能促进相反会阻碍经济发展，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周小川认为：“抑制通货膨胀依旧是ZF宏观经济的首要任务，尽管过程中经济增长会出现下滑。”彭文生也认为： “控通胀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短期内应该维持偏紧。政策超调或现在调控不够造成未来紧缩超预期两种风险都存在，但总体上来讲，后者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些。”
３．中国的通货膨胀
２０１１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态势，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升，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显现通胀风险。我国经济基本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但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加快，价格总水平不断攀升，加大了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通货膨胀压力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针对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学者围绕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１）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学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厉以宁指出，通胀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成本推动”，而此番的通胀是中国第一次遭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四种原因造成：原材料短缺、农产品供不应求、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物价上涨、土地和房产价格的上升。
另一种观点是输入型通货膨胀。樊纲指出，中国的输入性通胀主要由国际粮价大幅上涨所引起的；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后，世界流动性预期增加，紧接着形成中国外汇资本流入预期，从而导致通胀预期增大，由此影响国内价格。然而，对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深刻的是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使我国更易受到来自欧美为应对自身危机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过剩流动性的冲击。
还有一种观点是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左小蕾提出，目前最大的通胀压力来自于国内外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２００９年远超经济运行所需的大规模流动性投放是值得关注的通胀压力；大规模流进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超额投放货币，增加了资产价格泡沫，加大了通胀压力；当过剩的流动性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就将造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不断创造新的流动性，从而成为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同时，资本流入增加基础货币发行，进一步扩大已经过剩的流动性；美元贬值、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产生输入型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
也有学者提出影响通胀预期的其他因素。孙丽和张巍分析得出，通胀预期对ＣＰＩ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是ＣＰＩ增长的原因，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而外汇储备的增加成为近年来影响通胀的显著性因素。
（２）通货膨胀的治理。基于对通货膨胀成因的不同分析和判断，不同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厉以宁表示，不应简单地采取紧缩政策，而应当适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转型。在企业层面，不再继续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出口竞争，着力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国家层面，加快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以逐渐实现我国向工业和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针对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樊纲提出，应在资本管制上进行一定的调整，鼓励个人和企业持有外币和使用外币到境外购买资产，适当放宽资本流入；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形，则适当加大人民币升值力度，以调整国内外市场价格体系，从而达到抵消外部输入型通胀的目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国内的过度投资。
针对流动性通货膨胀，左小蕾指出，流动性的管理是防止通货膨胀形势恶化的重中之重；在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通过对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的提升，以及正回笼的公开市场操作，将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在政策目标之内；同时，在对于资本流入的管理方面建立两条防线：一是将热钱阻挡在国门之外，二是不让热钱流入经济运行的大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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