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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短暂的“解放”
1975年秋天反右倾翻案风骤起，形势又一次逆转，邓小平、胡乔木等逐渐淡出。纪登奎又找郭小川谈话，怪他泄露，对他严厉批评说：“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向外说。”
到了团泊洼干校的晚期，生活状态已变得很松弛、随意。人越来越少，气氛冷落，被迫留在干校的人愈发觉得寂寞无边。一天，中央专案组来干校，宣布解放张光年。郭小川和大家一起送张光年上车回京，张劝慰郭说：“你不要焦急，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要耐心。”郭小川说：“一路珍重。”张光年拍着他的肩膀，上汽车前又说：“你也快了。”
有传说郭小川要回北京，甚至有人说得更细：“郭小川要主持重新复刊的《诗刊》。”郭小川夜晚与尹一之他们聊天时，聊到深夜尽兴时，忍不住也说了这个话：“你们剩下这些人甭焦急，我一出去就把你们带出去。”说完这些话以后，似乎又是遥遥无期的期盼。后来又有人说，于会泳让袁水拍管《诗刊》，袁不干，实际工作又让李季主持。郭小川既觉得闷在鼓里，又有点不知所措。
团泊洼的衰败和人气的低迷，郭小川体会得真真切切。
1975年10月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宣布审查结果：郭小川问题澄清。
郭小川兴奋地从校部跑到另一头宿舍，逢人就说。他冲到雷奔的屋子里：“我解放了，要回北京了。结论上连‘错误’两个字都没有。”雷奔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喜形于色，情感根本隐藏不住。他回忆说：“小川那时真的变了一个人。”
10月9日回北京的当天，他就给相识的年轻编剧邢益勋、陈祖芬、赵云声写信报喜：
我已于今天中午回京。10月6日，中央派人向我宣布了审查结果。详情不谈了，总之，一切都已澄清。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连一丁点儿缺点都没有提，而我总感到自己是有不少缺点的。更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中央领导同志还特地用铅笔批了一句：“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
信中所提的中央领导是他的老熟人、副总理纪登奎，纪决定把郭的关系顺便给转到政工组、中组部系统，离开了原属的文化部、文联系统。
当专案组来通知时，郭小川正陪女儿郭岭梅到塘沽盐厂参观，干校请郭小川立即回来。
郭岭梅讲述了父亲那一段喜怒交织的经历，烘托出当时不平静的起伏心情：
那时我刚从团泊洼回来，王震却通知我再去看爸爸：“你一定要去，你不要回河南了。”我说：“我刚回来。”他说：“你―定去。”10月2日我坐车又过去，爸爸就陪我去塘沽。干校来了通知，我们就赶回来了。
审查结论是康生的秘书李鑫写的，爸爸看后佩服李鑫的文字能力，高兴地说：“李鑫写得滴水不漏，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连个尾巴都没留，什么里通外国、叶群笔记本、跟林彪集团关系等等，都没了……”
10月9日我陪他回北京，先看了王震，然后又被通知纪登奎要接见。10月13日先是纪登奎一个人接见，后来又见到了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共是四位副总理。主要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爸爸谈到对江青、“四人帮”的意见，有一种实话实说的感觉。刚从干校回来，中央领导接见，一高兴他就没什么毛病，什么都好了，就是牙不好。他连夜向吴雪、贺敬之传达接见内容，找了不少人了解情况，有点组织队伍的感觉。很快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组部，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中组部给他配车。
在招待所里，他看望了出狱不久的周扬，他把周扬当做老领导，见面很亲切。回来后说：“周扬其实没有亲自整过我们，对我们还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整的……”我爸厚道，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不会整他。
他那时有一个想法：主席明白过来了，才有“十大”指示，文艺有希望，主席到底是主席。觉得批周公批总理，国家要乱。
他到处找人了解情况，他说过这话：“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拉一个。”白天忙得兴奋，晚上就在招待所房间里唠叨，说着说着我都睡着了。
要安排他工作，实际上想让他调查研究。首先安排到河南，本来还要接着去湖南、广东，纪登奎只提醒一句“除了上海”。到了林县，中组部通知他只能在河南。后来又来了一道通知，说他只能到林县。范围不断受限制，看出形势日益紧张。
（1999年10月4日口述）
郭小川曾向杨匡满和小周明透露了四位副总理接见的大致情况：“他们谈，我也谈。主要是纪登奎说话。陈锡联和华国锋只是过来见了一面，握握手，没多说就有事走了。李先念说话时带了一些愤激的‘脏话’，谈到国庆招待会前与江青、张春桥各加人员名单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次，杨匡满第一次从郭小川的嘴中知道“四人帮”这个词。郭小川从纪登奎那里听到这样对话——邓小平说：“他们是上海帮。”毛泽东说：“不！他们是四人帮。”邓小平说：“是不是早一点解决他们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再等一等。”
郭小川甚至这样直接问：“陈永贵的态度怎么样？”纪登奎说：“早就过来了。”郭又问：“吴桂贤呢？”纪说：“不起什么作用的。”
杨匡满感觉到，纪登奎是向郭小川悄悄地交了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底牌。（1999年9月16日口述）
不少人觉察到，郭小川喜欢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喜欢讲述他所知的“四人帮”的动向，也愿意向人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他变得激奋、大度、豁达，在略有些火药味的政治布局面前重新找到久违的使命感。他对来访的杨匡满、小周明他们说：“有些人跟我疏远，揭发我，我不计较。我的手里有个小本子，有个排队名单。有些同志我可以无话不谈，交底，毫无保留。有些同志我会打个招呼，对李季我是有意见，但要跟他打招呼；还有一些人，我根本不跟他们说一句。”
郭小川曾要杨匡满找一些署名“初澜”的文章，但没说用处。
又有不少人前来看望郭小川，他又陷入繁忙的阶段。他热心地给人介绍工作，替人参谋，劝慰大家对工作岗位不要太挑剔。他爱说句话：“一个人能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
说到自己，他只是这样表示：“我老了，有一份工作就行了。”作协老同事关木琴常看到他的屋子里杂乱无章，他忙着与作曲家郑律成、词作家田歌合作写一组歌颂军队的作品。关木琴告诉笔者：“文化部派人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化部。他不太想去，找我们商量该怎么拒绝，马可就说不去。”（1999年8月12日口述）
1975年，郭小川与朋友的通信中时常交流民间流传的毛泽东诸多批示，互相订正手抄语录。1975年8月26日，《人民文学》老编辑王朝垠致信郭小川，详细抄送了毛泽东有关《创业》、文艺政策、知识分子问题等批示内容。他告诉郭小川：“在北京，凡见到跟文艺挨边的人，几乎无不要谈谈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以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一些问题……依我看，主席三条重要指示及此次批示，的确给我们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勃勃生气，文艺界也如此。”
信中抄录的毛泽东批示无不给郭小川莫大的欣慰，直接促使他的政治神经活跃起来：“邓副总理在科技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几点指示精神：1.文艺要活跃起来；2.现在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少；3.不要怕；4.如果鲁迅还健在，周扬的问题早解决了；5.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文艺能不能繁荣起来。〈大意）……主席还说，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说老九不要走，老九大有用。知识分子有缺点，要帮助，要提供便利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工作，这对党的事业很有意义的。”（摘自王朝垠1975年8月26日致郭小川原信稿）
而在同时，刘小珊在信中抄录了韦国清向广东省委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内容，大意相近，字句稍有不同：“现在文艺工作不活跃，要在两三年内把文艺工作活跃起来。现在诗歌、戏剧、散文、小说、评论少……对文艺工作者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鲁迅还健在，也不同意把周扬关这么久……”
郭小川给刘小珊回信中，谈及形势用了八个字：“大局已定，斗争复杂。”
“文革”前著名的“和平里四大诗人”除了闻捷自杀外，郭小川、贺敬之和李季此时又有所来往。1999年初冬，贺敬之与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谈到当时的情景：
小川75年从团泊洼回来后，他说见了纪登奎，纪对他挺好的。好像有了解情况、组织队伍的意思，串联一下当时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他挺兴奋的，好像写了个材料，征求我们的意见，和我们讨论。我也很高兴，那时我在首钢监督劳动，境遇和他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他不要太过天真，太兴奋了。我觉得他对形势估计太乐观，好像马上就要出来工作了。我觉得不一定，要留点心眼儿。
我和小川一起看过周扬同志。这时李季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过熊复那里，是与乔木有关的事。乔木委托熊与文艺界人接触一下。文艺界从上面来的有点松动，一个是从纪登奎那边，他是左派人物，当时很吃得开的；另一个是熊复从乔木那儿来的。记得在这总的情况下，我和小川谈过文艺界的情况，好像他吸收了我的意见。
（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
郭小川根据大家意见，拟写了数千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据说是在中组部招待所讨论了一夜之后一气呵成的，不少条内容明显指向江青、于会泳，语气中用了“认为应该……”、“我们建议……”这样的句式。不久之后，郭岭梅陪郭小川、贺敬之去了胡乔木住处，听取他的意见。胡乔木批评郭小川把女儿带来，郭小川只好解释说：“她是党员……”
在郭岭梅的印象中，那天去时已是半夜，胡家灯光灰暗。胡乔木一说话就给人当头一棒，态度较为严厉：“你说得太乐观，太幼稚了，把问题想得太简单……”郭岭梅记不得，给胡乔木的信最后是被谁烧掉的，所有的底稿、修改稿一一烧毁，以致现在靠众人的回忆都难于全部复原。（1990年9月21日口述）
或许郭小川打招呼面太广，传播的信息渐渐地反馈到高层，于会泳方面开始捕捉情况。1975年秋天反右倾翻案风骤起，形势又一次逆转，邓小平、胡乔木等逐渐淡出。纪登奎又找郭小川谈话，怪他泄露，对他严厉批评说：“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向外说。”
10月20日晚，郭小川给小周明、扬匡满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短函，紧急向他们报警：
我听来的话，只无保留地说给为数极少的几个同志；但领导上已知道，我受了批评。再说，就要受处分了。望为殷鉴。我说的话，千万不可语人，甚至不要说到我见到你们。至要至要。
我只好到郊外暂避一时，这十天来，已使我穷于应付。
信尾又加一句强调：“你们如真正爱护我，万勿把这封信当儿戏。”杨匡满回忆道，当时他和周明看完信后，沉默了许久，周明说：“处理了吧。”点燃的火柴慢慢地把信件吞噬了，心里明白：政治上的高压又要到来，郭小川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保护众人，早早地订立了“攻守同盟”。
杨匡满他们曾经分析过：郭小川跟上层的一些人接近，被人发现了线索，肯定有人把他出卖了。譬如司机时间等长了，有抱怨，就会说看了谁，见了何人。
据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记载：文化部核心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侯再林曾亲自追问送郭到中南海的司机，得知送郭出来时，有一位“个子高高的、胖胖的”领导人时，意识到这也许是华国锋。他们拿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的照片，一一对照查对，与人核实时说：“王震是瘦痩的，纪登奎戴眼镜……”
...................................受字数限制，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f74b50102e8o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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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修订版）》，陈徒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本文摘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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