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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郭小川与叶群
很多中国文化人说过，“九一三”事件是他们思想发展脉络的转折点，是清醒剂，也是一剂浓浓的苦药。
郭小川与叶群认识大约在1941年秋天，那时刚确定爱人关系的杜惠在延安女大，叶群则在那时担任女大的干部科长，郭由此与叶群有了较为接近的来往。
八十岁的杜惠老人在北京邻近方庄的蒲安里寓所回忆了当年交往的情况：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一排窑洞下，从山头伸向延河畔有一片漫坡地，四季花草鲜艳，是情侣们爱去的地方，人们叫它是“巴尔干半岛”。我和小川常去那里，夜深了，小川回他的集体宿舍，我就借住在叶群房里。
我跟叶群关系不错，来延安时党的介绍信就是交给她的，她很喜欢我，实际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在延安算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子，她把林彪的求爱信给我和小川看。小川不同意她跟林彪好，叶群一开始也说军事干部中很多人不懂感情。
（ 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杜惠常和叶群聊天，一方面谈国内外抗战形势，郭小川自己觉得对战争形势比较熟悉，这类话题就以他主说；另一方面主要谈外国作品和周围琐事，郭小川发现北平女二中毕业的叶群对此兴趣较浓，颇有浪漫的文化情调。
叶群爱上了一位好朋友的丈夫，既实实在在地爱上那个男人，又不能夺好友所爱，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几次把苦恼告诉郭小川、杜惠他们。郭小川不赞成她发展那种暧昧关系，便想给她另介绍一位男朋友。叶群对郭小川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也知道不对，只是控制不住感情。”
在延安整风之前，林彪作为风头正劲的年轻军事将领，在延安引人注目。他对叶群有了好感，但第一次见面竟谈得不欢而散。叶群在校门口碰到郭小川，大骂林彪，说了林品质不好这类的话。郭小川劝她，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令郭小川吃惊的是，过了不久叶群就和林彪结婚了。
郭小川对叶群的政治敏感性留有较深印象，觉得她常以“政治开展得好”自命：
在1943年3月审干初期中，见到她一次。那时她已调到党校（中央研究院已改为党校三部）组教科了。她一见我，就训我一通，说：“你这人太单纯了，太没有警惕性了。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都是特务，你都不知道。”我听了，对于特务这么多感到惊奇，同时我对她这个人也不满，我心想：过去你不也“没有警惕”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百分之八九十是特务呢？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在这之后郭小川一直没有见到叶群，直到1949年底在武汉中南局宣传部。那时郭小川在宣传处，有一天宣传部长赵毅敏把叶群领到办公室，交代只让叶群翻译苏联报刊上的宣传文章，业务由部里负责，让郭小川他们负责她的生活。
郭小川在楼下给叶群找了一间办公室，但她很少来上班，几个月以后就根本不来了。叶群把郭小川看作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在这期间与他颇为知心地闲聊几次，谈到自己在东北几年因为生孩子，没有做什么工作。又哭泣着讲述了彭真、周宝中、李立三等如何打击林彪，甚至要撤消林彪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的职务。叶群透露了不少细节，让郭小川知道了很多东北局、四野的高层内幕，他听后多次激动地表示，认为林彪“了不起”。
郭小川和杜惠曾去武汉林彪住所看望一次，在叶群的房间外坐了一会儿，叶群说林彪不能见风。郭小川本人同林彪见过六次，感觉到林彪不爱说话，交代任务极为简练干脆。有一次林彪把郭小川叫到家中，让郭代他起草一份谈国际问题的广播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几天后郭小川送去稿子，林彪读完后就说了三个字：“很概括。”郭小川看他无话要说，便退出房间。
1960年10月1日国庆庆典，郭小川在天安门前观礼时见到了叶群，两人在喧闹的游行声中抽空交谈几句，时间断断续续，长达两个小时。在这次聊天之后或更长以后的日子，叶群在笔记本里顺手写下“文艺问郭”字样。”九一三”事件后搜查毛家湾，办案人员看到叶群这行亲笔字。不久即以查出叶群笔记为由直接对郭小川立案审查，他只好在干校搜索记忆，一遍遍反复交代：
（我们两人在天安门谈话）主要谈了十年来的各自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一些熟人（如陈伯达的前妻文菲等）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林彪从1952年、1953年起一直生病，后来才在彭垮台后当了国防部长，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年都在哪里，叶群好像说，她和林彪经常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休养。由于对领导人的行踪不便过问，她也不肯多说，谈谈就算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要我介绍中国小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作为教育战士的口号。我说：我没有看过多少古代小说，也就是《三国》、《红楼梦》这些书，别的我也没有看过。另外，说到林彪时，她说：“林彪这个人确实是能想问题的。”我说：“当然，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摘自郭小川1973年《我的初步交代》）
郭小川向家人、朋友介绍过这次谈话的情况，后来实际上与叶群还是断了联系，“文革”中也没有同政治上直线上升的林彪、叶群有任何来往。杜惠老人告诉笔者：“国庆时小川和叶群聊天，叶群说到：‘林彪同志想看一点文艺书籍。’小川就推荐了一批书。林彪有个特点，喜欢找一些警句式的短语，作为开展部队工作的辅助手段。林彪想看书，可能是想从书中找到一些名言。叶群与小川这次谈话其实是没什么的，但后来把小川弄得很难受。”（1999年7月2日口述）
郭小川对林彪素来崇敬，对他领导的四野战绩向来赞赏不已，再加上他自己曾是中南局的干部，对林彪的领导作风有直接好感。“文革”初期几年间，他在交谈中时常流露这种好感。他看了林彪“文革”中的一些讲话，认为林彪分析问题还是很厉害，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涂光群1999年11月2日口述）
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对林彪等四野首长印象很好，说林彪善于打仗，一直没有说过林彪的坏话。”（1999年10月4日口述）
1971年10月，正在连队做专案工作的郭小川忽然发现军宣队负责人从咸宁温泉开会回来时，一个个脸色严峻，一再说要召开大会，但坚决不透露内容。军宣队还让郭小川把发下去的会议票一一填上到会者的名字，这让郭小川他们开始猜测党内又出了什么大事。开会前一天，同事徐扬收到她爱人的一封信，叫她看《解放军报》，说一看就知道了。郭小川立即跑到办公室，飞快地找到一捆军报，从9月一直翻阅到10月上旬。他细心地发现从9月上旬起报纸就不提林彪，也不见林彪的语录，与前一阶段的报纸面貌截然不同。郭小川大为震动，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他悄悄地告诉徐扬：“可能是林出了问题。”徐扬吓得不敢说话，缓过来后小心地劝郭：“咱们不敢瞎猜，反正一开会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郭小川几乎一夜无法入睡，反复想着这件事。后来他用一句话总结了那天晚上艰难的思索过程：“林彪要是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天传达中央文件的内容大大超出了郭小川的想象范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一下子让他的书生意气变得苍白无力。他想到了寡语而又冷峻的林彪，想到延安时谈话活跃、任性的叶群，这两个熟悉的政治人物竟有如此颓败的结局，尤其是林彪竟想以如此反领袖的极端行为了结原本辉煌、不容置疑的一生。
会场经过短暂的惊愕之后，很快爆发了运动中必备的义愤填膺的态度。郭小川在发言中说了大实话：“要不是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搞了那么多的反革命活动，我的思想恐怕转不过弯来。”党内高层还有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路线斗争，还有这样秘不示人、激烈的对抗过程，尤其是作为接班人的林彪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臭不可闻，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是无法让郭小川一下子承受住的。他承认已无法适应犹如海啸般掀起的政坛风暴，这直接动摇了他几十年坚定不移、誓死维护的思维定势。
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始终觉得没有缓过来。
妻子杜惠在河北《光明日报》干校听完传达后表示迷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又是新党章确定了的，这事不可能发生。杜惠后来为此事多次受到组织上批评，郭小川几次在信中急切地劝她：“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又爱乱说话。”
杨子敏形容当时人们对政治天生敏感，本能地觉察到出了问题，但没想到出了大事：
林彪摔死后，突然间停止宣传国庆游行练队，多天没有林彪的报道。小川和我们谈过这事，觉得北京太沉寂了，凭着多年经验，感觉要出事。那时还看见《人民画报》登了林彪读毛著的光头像，又让我们胡乱猜了半天，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觉得出了一点事。那几天大家排着队去校部开会，有人在路上唱歌，唱着唱着，有一首歌就牵涉到林彪。小川和我暗示他别唱，几次暗示都没用。小川和我们都感到他怎么那么糊涂？怎么那么傻？
（1999年11月19日口述）
林彪垮台三年后，清查余波的威力尚在。郭小川被召回干校受审，诗作《万里长江横渡》涉及林彪和叶群笔记中“文艺问郭”就是审查原因之一，而专案组偏偏不说审査缘由。
1974年11月，郭小川在干校被专案审查搞得焦头烂额，他不知自己到底有几条罪名。有一天住在隔壁的年轻人李基凯闲谈时无意问他：“你的《万里长江横渡》是不是1971年7月写的？听说那时候林彪正在武汉，你知道不知道？”一开始郭小川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奇怪，后来想了许久，断定这恰恰是专案组要深究的地方。
同在干校的王树舜谈到了当年郭小川的苦恼之处：
小川始终不明白中央专案组为什么审他。有一天夜里，我把我所知道的内容告诉他，我说，那首写毛主席横渡长江的长诗，里面有类似“崭新的太阳”的句子，上面认为有意为林彪唱颂歌。他听了以后简直不敢相信。我说，这是你的要害问题。他很委屈地说，这是写毛主席的，是很自然的。
（1999年8月12日口述）
郭小川决定为自己辩护，遂在1974年9月给上级写信，强调说明自己的诗作与林彪毫无关系：
无论是过去还是1970年、1971年，我从来不注意林彪的行踪，更从来没有打听过。他当了副主席以后，我更毫无所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尤其是1971年7月中旬，我正在与郝夫逸、丁树奇一起写批判陈伯达的文章。这期间，我接触的人都是干校五七战士，而且很少，他们谁能知道林彪的行踪？7月28日，我请事假回了北京，8月间曾到兰州七八天，9月2日又到武汉军区住了几天，9月6日又回到干校，我所接触的人谁知道林彪的行踪？更不要说有谁告诉我了。
有人坚持认为，其中“崭新崭新的阳光”诗句暗喻林彪。这种政治问题容易被人布满陷井，稍稍不慎，随时都有灭顶之灾。郭小川情急之下，多次主动交代，极力表白自己写这句诗的初衷：“我记得，马克思说，‘真理是常青的’。我体会，毛主席的光辉是永远新鲜的。毛著虽已读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都感觉新鲜，都有新的收获，尤其受过一次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更觉得毛主席的教导十分新鲜，好像此时此地说的一样。这些，我自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摘自郭小川1974年9月《我的初步检查》）
“九一三”事件及以后的清查，犹如大小地震在郭小川的思想深处擂擂作响。
很多中国文化人说过，“九一三”事件是他们思想发展脉络的转折点，是清醒剂，也是一剂浓浓的苦药。
经历“文革”波折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林彪的事一出来，就证明文革不行了。”（1999年10月11日口述）
（www.earm.cn/田成杰2014-3-2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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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修订版）》，陈徒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本文节选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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