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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能出现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自发转型，主要是由于地理条件不适合基本产品市场的发展。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的人口增长导致边远地区开垦。西欧地区间气候差异大，加上新老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使人们生产了有差异的产品，刺激了交换的欲望。西欧水路运输方便，差异产品能够实现异地交换，于是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基本产品交易市场。市场发展带动了生产扩大、分工发展、技术进步乃至制度变革。
商人在甲地收购产品运到乙地零销，直接目的是赚取购销差价B，抵偿交易费用J、运输费用Y后就是他的纯利润L：L=B－Y－J，纯利润越高就越能激励商人从事异地购销活动。如果把购销差价看做两地生产成本的差额，那么市场发展的条件就归结为“产品差额大”、“运输费用低”和“交易费用低”。
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世界上普遍形成了南北方向的气候差异。西欧受北大西洋暖流和西风影响，气温和降水还呈现出东西方向的差异。于是西欧气候大体呈网格状分布，各个方向气候差异都较大。气候差异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大，结果A地适合生产粮食；B地适合生产葡萄；C地适合生产鱼类，D地适合饲养牲畜，E地适合生产木材，F地适合生产苹果，G地适合生产蔬菜。由于大部分地区可以利用水路运输，于是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逐渐发展起来。
根据《剑桥欧洲经济史》中的资料，15世纪法国波尔多附近葡萄酒的出厂价为每桶5里弗，运到波尔多的短途陆路运费为1.5里弗，交纳出口关税2.5里弗，装船运到英国港口运费为2.5里弗，支付进口税费1.5先令（折合0.21里弗），批发给当地商人每桶14里弗。购销差价为9里弗。以产地价格5里弗为基数，购销差价率为180%.其中运费（4里弗）用去80%，税费（2.71里弗，属于交易成本）占54.2%，经营利润（2.29里弗）为45.8%.可见由于两地间“产品差额大”，抵偿不菲的运输费用（因为有一段短途陆路）和高额的交易成本后仍有可观盈利，这就吸引众多商人参与葡萄酒的异地购销活动。
西欧其它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成本差额也很大。例如英国与尼德兰优质羊毛的购销差价率超过50%（用于羊毛本身价值高，50%的购销差价是在够高了）；英格兰木材和波兰产地的购销差价率为100%；造弓的木棍在英格兰与产地但泽的购销差价率为264%；厚模板在英格兰和但泽的购销差价率为250%.产品差额如此之大，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后仍有可观盈利，激励商人从事异地购销活动。
不过运输途中多如牛毛的过路费、过桥费、过境费等额外负担却也严重阻碍了市场发展。中世纪法国卢瓦河、萨穆河、奥斯河、罗恩河、加龙河上有数不清的收费站。国际河流莱茵河12世纪有收费站19个，13世纪末约有35个，14世纪末增加到50个左右，15世纪末有60个以上。15世纪晚期塞纳河“对航程200英里以上的谷物所征收的税超过其销售价格的一半”。尽管如此，西欧基本产品的贸易却仍然发展了起来，这反过来又表明那里产品的成本差额抵偿运输费用、交易费用和沉重的额外负担后仍然有利可图。
古代中国没有地区间的差价数据，这使我们无法估算成本差额。但成本差额反映的是地理条件的差异程度，由于地理条件几千年来变化不大，所以现代成本差额数据就具有借鉴意义。
2006年新乡与武汉小麦的成本差额率约为68%.按骡子驮运小麦200公里运费相当于产地价值计算，这一差额率就只能运输136公里的距离，就这还没有考虑交易成本和经营利润（即假定两者为零）。可见小麦无法实现异地交换。江南稻作区也是如此：2012年赣江下游的九江与赣江上游的赣州，稻谷的成本差额率仅为8%，微不足道的产品差额率连10%的交易费用也负担不了（不够购销人员的工资），于是利用赣江水路也无法实现异地交换。
商品能够承受的运输距离与其本身的价值密切相关。金银、珠宝、丝绸、茶叶、毛皮等高值货物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而木材、水果、蔬菜等低值货物则无法承受远距离的运费。由于中国粮食无法实现异地交易，于是比粮食价值还低的农、林、牧、渔产品也就更无法实现异地交易了。中国一直没有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基本产品交易市场，原因就是如此。缺乏市场发展的激励，生产扩大、分工发展、技术进步、科学诞生、制度变革等等就都无从谈起，当然也就谈不上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自发转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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