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读诺思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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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是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新经济史学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推广者。其对经济史研究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力求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以往的经济模型中，或说直到奈特、科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把制度因素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来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的增长。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不足，诺思创建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中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就相当完整的提出一套经济史理论，探讨了经济的深层制度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笔者作为初学者，在此仅就《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谈一下学习体会。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是诺思运用一套完整的经济史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农业起源到二十世纪大约一万年的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使得经济理论和历史研究达到了结合和统一。全书除序言外，共分为三编十五章，第一编为经济史的研究搭建框架；第二编运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西方经济的长期结构变革；第三编为理论和历史的结合做出总结。

一、新经济史学理论框架的前提

众所周知，科学的理论是在科学的假设前提下演绎出来的。如果某一理论的前提假设不成立，则如同一座大厦失去根基，会顷刻倒塌。并且，新的理论取代或发展旧的理论也是以推翻或补充旧有理论的前提假设作为逻辑起点的。诺思也不例外。

诺思认为，新古典模型理论有五个假设前提“首先，模型假定一种刺激结构将使个人按全部差额得到投资的社会收益，就是说，使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其次，它假定，新知识的获得和利用的收益不递减，因为在成本固定下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存量。第三，它假定，储蓄有实际收益。第四，假定生育后代的个人和社会费用是相等的。最后，人们的选择和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P7）由此可以看出，在新古典假设前提下，获得信息的成本、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都是不存在的，整个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一切的变化都可通过市场调整，最终达到完美的均衡。如果是这样，那么制度变迁理论则无从发展，然而，这些假定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诺思的怀疑和批评。

第一，诺思认为“规定完善和无需成本实施的所有权（即零交易成本）是坚持第一个假定所必需的。但这样的条件从来没有具备过”。第二，诺思认为“不仅技术进步在整个历史的大部分阶段缓慢的，而且，自然资源存量的收益递减亚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难题”，“科学和技术仅仅在现代才合二为一，真正克服了收益递减”，“但它们必定在更久远的往昔经历过”。第三，诺思认为“储蓄的实际收益的存在，也取决于所有权的结构”。在没有所有权的担保下，储蓄和资本的构成比率“通常是极低的，有时为零或负数”。第四，诺思认为，如果生育后代的个人成本和社会费用相等，“不仅意味着人口出生率受人的控制，而且意味着已有的刺激和抑制结构将随时调整个人的生育决策，以适应于人口增加所需社会成本的变化”，而在历史上，马尔萨思危机的反复出现，则证明了“这一条件尚未具备”。第五，对于“选择和结果一致”的假定，诺思认为福利最大化只能“在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竞争决定着比较有效率的制度、政策或个人行为会存在”，“在无效率的制度、政策或个人行为则归于消灭”。

在揭示新古典模型的这些假定之后，为弥补其缺陷，诺思指出了《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所选择的方向“人口统计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而作者研究的最初则集中于制度理论，由此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三大基石[1]。

二、新经济史学理论框架的三大基石

在对新古典模型五条假定提出怀疑和否定之后，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1）描述个人和团体激励制度的所有权理论；（2）规定和实施所有权的国家理论，；（3）解释各种不同的关于现实的观念如何影响个人对变革“客观”环境的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三大理论基石在制度变迁中是一个由里到外的过程，也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2]相结合的体现。诺思在第一编中对对这三大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解释。

（一）所有权理论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的是，诺思的所有权理论（笔者更偏向翻译为财产权理论）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的不同。诺思的所有权或说财产权是指其权利在法律上的界定和规定。诺思认为，“所有权理论对于说明人类为减少交易费用和组织交易而发明的各种经济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解释这一过程，产权理论是必要的”，在人类欲望的无限和资源的稀缺相互矛盾与冲突的社会中，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当然交易中存在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问题，要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则要求产权界定的有效率，正如诺思提到的，“在普遍短缺因而竞争的条件下，比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将取代效率较低的经济组织形式”（P34）。人类在为着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懈努力，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理论在科思以致哈罗德•德姆塞茨等人的理论中已有详尽的论述。而诺思在处理此问题的独到之处在于，一是把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成功的“安置”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或说相对价格理论）上，用以解释历史上经济组织内部的变革和演变的趋势。二是，其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国家不是“中性”的，“所有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期望与交易双方为减少交易费用所作的努力之间紧张状态不断加剧的后果”（P34），“国家只是在有效的所有权与国家管理者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一致的限度内，才会鼓励和规定有效的所有权”。

(二)国家理论

诺思认为，在理解经济史的结构和变迁中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是因为“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国家理论不仅要为产生低效率的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固有的趋势提供解释，而且必须说明历史上国家的非稳定性”（P18），而且“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认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使得有关国家的研究成为对于经济史是至关重要的”（P21）。

首先，诺思对国家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就其作用来说，国家是一种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对纳税选民拥有的权力决定其地理疆域的延伸。所有权的实质是排他的权力。而一个享有行使暴力的比较利益的组织便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由此可见，理解国家的关键，是国家“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并且，对于国家的解释，诺思再一次提出政治学中的两种解释，即契约理论和掠夺或剥削理论。前者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后者认为国家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理论解释缔约的最初利益，而不是不同利益的选民后来是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掠夺理论则不考虑缔约的最初利益，而专注于操纵国家的那些人如何榨取选民的租税”，然而看似矛盾的两种理论在诺思这里并不矛盾，“契约理论假定暴力潜力在本主中间平等分配。掠夺理论假定不平等分配。”，由此是“暴力潜力”的分配把契约理论和掠夺理论一致起来了。

其次，在国家“暴力潜力”分配论的引导下，诺思构造了一个拥有使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并且认为，这一模型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在统治者与选民的交易过程中，国家提供一组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来交换岁入；第二，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岁入，国家像垄断者进行价格歧视一样，为不同的选民团体规定不同的所有权；第三，由于面临着其他国家和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国家还受其选民机会成本的制约。

再次，诺思分析国家提供服务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定，以便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所有权结构（即规定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制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下，减少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P25）。这两个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既要使统治者最大限度的增加收入或说垄断租金，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就是关于国家的“诺思悖论”。

总体看来，诺思在构建新古典国家理论的模型中，字里行间流露着“理性经济人”的气息。国家统治者时刻面临着竞争和交易成本的两大约束，“由于技术变化和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扩展等将改变相对价格和选民的机会成本，并可能最后导致与所有权的基本所有制结构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必然意味着“增长的过程对一个国家意味着内部的不稳定”，从而需要变革的调整。但是，诺思又提出“白搭车”问题的存在有可以解释国家在整个历史上的稳定性，并且由于“白搭车”的存在，“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至此，为解决“白搭车”问题，构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是必需的了。

（三）意识形态理论

诺思指出，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在理解制度变迁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变化只归之于市场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长期的经济兴衰。不断演变的意识形态会使得个人和集团对自身地位的公平性产生相互对立的观点，从而就会产生社会冲突和对立，所以“如果没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楚的理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那么，我们解释现行资源配置或历史变革的能力便会有很大的缺口”。

首先，诺思对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而且与‘虚假的意识’无关，因为意识形态是指某种‘真实的意识’”，并且，诺思认为意识形态并非只有一个方面，而是应该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第二，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公平道德和伦理评判交织在一起；第三，一旦人们发现某个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
    

其次，诺思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变革。诺思先是对贝克尔和思蒂格勒（1997）对“时间价值、人力资本等后果便是决策”这一命题提出了置疑，认为他们的方法太受限制，不能说明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第一，根据经验采取不同立场的人们，对于周围世界有着不同的、合乎逻辑的准则和观点，并且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既没有确定的坚持，也没有确定的拒绝；第二，个人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部分的伦理道德判断。对于“制度”公平和正义的判断，是每个人的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一部分。然后，诺思提出意识形态的不同“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首先，“地理位置指人们所处的经验地带，其具有与其它地区不同的语言、习俗、禁忌、神化、宗教，乃至意识形态”；其次，“职业专门化和分工带来的不同经验并产生了各种相互冲突的现实观”。

再次，诺思进一步探讨了成功的意识形态应具备的特征。诺思指出，“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旧团体的忠诚”，并且，“最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白搭车’问题”。成功的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为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来计算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因为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无论维持现存秩序还是废除现存秩序都是不可能的。

至此可见，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着眼于利用合理的价值观来推断新的产权制度，利用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白搭车”行为，即享受制度给与的便利而不付费的行为。一个社会既存在“证明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的合理公正”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也存在“抨击现存结构不公”的意识形态（往往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由此，意识形态对现存的制度既维护又反对，并且这是通过影响经济人的算计和社会人的行为来实现的。

三、新经济史学理论对历史的解释

在第一编中，诺思搭建好了新经济史学理论的框架，为解释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布置好了舞台。在第二编中，诺思就利用这一灵活的工具对人类从农业起源到二十世纪的工业革命大，约一万年的人类经济史作了精彩的论述。诺思指出，“‘经济革命’一词旨在表述一种经济制度的两种不同的变化，一种是知识存量的重大变化引起的社会生产潜力的重大变化，另一种是为实现那种生产潜力而在组织上必然发上的，同样是基本的变化。”于此，诺思分析了经济史上的两次经济革命。

（一）第一次经济革命

首先是人口的增长。毋应置疑，这是经济史上一种普遍的长期趋势。在漫长的狩猎和采集时代，由于技术不变，人口增长的结果导致了马尔萨思危机的出现。而且“只要资源都是公有财产，改进技术（如在狩猎和采集环境中发明弓）只不过导致更快地耗费资源基础”（P64），由此带来部落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形成对地区间的专一所有权，使获得资源知识的收益率上升。其结果就是人类由狩猎和采集过渡到农业的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发生。

其次是国家的产生。由于“专一的公有所有权的发展，导致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和一种规定、裁决和实施所有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国家——的出现”。国家的出现，从长远看，一方面发明出一组使统治者收益最大化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发明一套旨在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进税收的法律及其实施机构。并且，诺思指出“自然地理条件、地区资源和国家的军事技术在决定国家的规模和特点以及塑造经济组织形式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假定决定检查机构费用的衡量技术和业已发展的所有权形式为既定）”。

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与部落社会公有的经验和意识形态相比，在历史上，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产生了不同的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的‘现实’结构，在与分工有关的产出的分配（即收入分配）上发生了冲突”。而“维持一种思想一致的成本与信息费用有相反关系，而与相对价格稳定有直接关系”。由此，诺思解释了从农业起源到罗马帝国衰落期间经历的大约八千年的风雨和起伏。在八千年的经济周期中，有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增长，如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四世纪的罗得思，或者公元后头两世纪的罗马帝国；但也有经济的大幅衰退和帝国的没落，如“罗马本身，最后也被野蛮毁灭”。“无论衰落是由外部引起或通过内部腐朽而由内部引起，根源都在城邦之间的冲突或政治经济单位结构所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古典时期，有些变革可以按相对价格来解释，而有些变革则需要把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因素考虑进来”(P66)。

（二）第二次经济革命

当然，从一万年的经济史角度看，罗马的衰落只不过是兴衰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秩序之岛只得在西欧漫无秩序的大海中再现”。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变化，由武士阶级建立的经济组织受到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以及交易费用的制约。封建庄园制度的出现导致贸易的复兴和人口的增长，引起了十四世纪的危机，使得封建贵族逐渐落伍，适度规模政治单位增加，以致（与相对价格变化一道）的所有权的根本变革，封建制和庄园制由兴而衰。

随后，诺思指出“从封建之终结到工业革命这一段时期，是地理大发现和商业扩张的时代（十七世纪），也是国家控制发生危机的时代”（P66）。地理大发现和商业扩张的结果，使世界其它部分开始与西欧的经济融为一体，西欧将母国的各种所有权结构强加于它们的殖民地。在国家控制上发生的冲突，“不仅造就出能产生了比较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国家，而且创造出在相对或绝对意义上都已衰落的国家”。工业革命中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专业化和分工进一步发展，从而交易费用增长。交易费用的增长一起经济组织的改变，降低了技术变革的成本和加速了经济增长，“这些变革为更大的变革即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资本密集型技术、以及进行经济组织剧烈变革已实现该技术潜力的必要性”，而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深远后果，“一方面是异化和政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是在发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不断出现的问题”。

四、新经济史理论与制度变革理论的统一

在第三编中，诺思对第一编的理论及其理论在第二编经济史关系中的应用加以归纳，提出了制度变革中的一些要点。

第一，制度的范畴。诺思指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其中，在经济制度方面，财富或效用的最大化要求交易能够带来增益，而增益的产生是专门化（包括暴力行为的专门化）。其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代理人和本主之间。理性经济人最大化的假定是“首先，个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利润；其次，人类组织可以通过对某些行为类型的限制实行约束”。而这些约束就包括宪法章程、规章条例以及道德伦理准则，它们合为一体，构成制度稳定性的基础，并使制度变革放慢了脚步。

第二，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的形式。统治者与选民的总交易费用，将由其本主的机会成本来决定；统治者的净费用为总费用减去官僚制度的代理费用，由此，诺思认为“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的形式，基本由政府决定，首先，要考虑各种选民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导致反映选民集团政治权力的所有权），其次，要考虑统治者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在这一框架下，发展的资源性组织形式将依赖于相对价格、技术存量和实施经济组织替代形式的费用”。

第三，关于资本存量。诺思认为“制度不仅是个人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过滤器，而且是资本存量和经济绩效的过滤器”，资本存量的变化可以引起制度多方面的变革，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影响着本主之间的议价地位和能力，也影响着本主和代理人之间的议价地位和能力。资本存量的变化越快，现存的制度体系就越不稳定。而资本存量是随着人口变动和知识的变化而改变的。知识存量的变化，不仅改变了相对价格，而且“由于它在历史上大体是不可逆的，这就保证变革不是纯周期性的”。

五、小结

至此可见，诺思已经不满足于已一个经济史学家的身份来讨论问题了，或者说，已不再是像早先那样仅仅使用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一事实来向处与正统地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发出挑战，而是直接地与理论经济光学家们讨论产权、交易费用、经济组织、经济增长（表现为国家的讨论）、行为偏好（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讨论）等问题。

当然，任何理论框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是那样，那么理论便无从发展。诺思的新经济史学理论无例外的也存在着一定的困惑。像吴承明先生指出的那样，在国家理论方面，诺思“把十八世纪欧洲建立民族统一国家是的契约论和国家受益最大化作为千古以致的理论，则不能使人信服。中国早在秦汉就是一个民族认同感的统一的国家。直到今天，国家都在经济上具有突出的以至支配性作用，中国的经验超过了诺思的理论”[3]；“至于意识形态，乃是一个民族历史存在的灵魂，关系至大。诺思只把它看作辅助官方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搭便车’的工具，未免视野太狭隘”[4]。正是学术界的争论才使得经济史理论之树常青，最后以诺思的一个现实的、而不是令人沮丧的忠告作为本文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对历史可以做出唯一科学的解释，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但如果我们不试图去达到那个目标，那么便是低估了经济史这门学科”。

 

 

 

 

 

参考文献：

[1] 诺思、托马思著,厉以宁、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2]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3]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 李正图.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框架.江淮论坛.2007(6):55-62.

[1]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对新古典行为的假定进行了明确的归纳，具体归纳为七大要点，并逐一进行了修正。

[2]
      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引自：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3]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4]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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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史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西方世界的兴起 第二次工业革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 讨论 经济史 结构 诺思

文章太长，请楼主写一个摘要，以便他人决定是否花时间读完整篇文章。

支持上述观点！

吴承明的书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