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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既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中衍生出来的，既然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必须消灭商品经济，消灭私有制。这几乎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识。尽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细节没有太多的指示，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演化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局限性，还是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原则性意见：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里遵循的还是商品经济的共同原则，等量劳动相交换。[1](P11)
在理论发展的这一阶段，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应当是最高成就。列宁在这部十月革命前夕完成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新的社会制度，从经济方面看，包括一个基本目标，两个制度要点。基本目标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劳动平等、报酬平等”。制度建设的两个要点是：第一，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辛迪加”， “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的雇员”，即后世所谓计划经济；第二，全体工人参与国民经济的统计、监督，社会全体成员自己管理国家，列宁称之为“真正民主的国家”。[2]这些原则都是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系统地阐述的。无论在提出的当时，还是在之后一百年的今天，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在各种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没有受到原则的批评，引起太多的争论。争论主要产生于革命后的实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曼德尔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后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3]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曼德尔的意思是，马克思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没有错，错的是苏联以及此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但是，曼德尔的理解是片面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包括列宁自己的实践活动，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乃至于马克思本人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的偏差，进而充分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推进的。理论与实践一起经受历史的锤炼，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悦，也共同承担失败的痛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能因此而抱怨，因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基因特征。
概括地说，近百年来的实践已经从两个方面纠正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一方面，这个制度不可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大工厂，商品、货币、市场关系仍然要在调整社会经济时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制度也不可能是人人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在经济管理中尤其如此，科层等级制度仍然会在国家政府和企业机构两个层面上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实践的社会主义者真切地体验到这些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现实障碍，不得不采取“变通手段”，使事业有可能在实践中推进。正是这些实践中的变通，成为争论的根源。曼德尔说：“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因为在他看来，以上两方面实践的变通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所坚持的是离开社会主义实践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传统。其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因为采取不同的变通手段，从而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其中，列宁自己在实践中的变通，尤其引人注目。
一、从集体管理到“一长制”
还在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由布尔什维克人主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14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生产协作组等企业中，对产品和原料的生产、买卖、储藏，以及对企业的财务实行工人监督”。“工人监督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机构，如工厂委员会、工厂会议等等来实行”。[4](P18-19)
1918年6月，所有的工厂及铁路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以后,工人监督机构转变为生产管理机构,工人直接参加生产管理。基层管理机构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又是工会的基层组织。自此，工会从监督者转化为生产管理者,具备了管理生产的国家机关的性质。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继续强调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实行统计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和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5](P383-384)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中继续强调：“今天，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变为并且应该变为国家的组织，它首先担负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整个经济生活的责任。”[6](P197)
但是，利用工会或者工厂委员会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管理经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国家初创，各方面的秩序尚未建立，纪律松弛、生产运输各部门的混乱现象蔓延。1918年春夏内战爆发，军事形势需要迅速、果断地处理问题，列宁主张集中制和普遍采取委派制以代替委员制。管理体制也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个人负责的一长制；同时，普遍推行劳动军事化。这些变通办法在和平年代仍然被延续下来。
最早实行一长制和军事化的是铁路运输部门。1918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设立交通政治部，实行政治委员制，设立铁路军事法庭。随后，一长制推行于其他企业。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一长制和集中制，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工会组织也普遍反对一长制，坚持实行集体领导制。
劳动军事化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列宁支持这一非常措施。1918年以来，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工人从工厂领得的微薄口粮连自己都吃不饱，更无法养家活口，因此，许多人擅自离开工厂，打零工、找外快，甚至往外地去找工作，工厂生产难以正常进行。托洛茨基在说服教育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提出劳动军事化，用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阻止工人的离岗。比如：公布逃跑人名单，提出警告；或者编入工人惩罚队，甚至关进集中营，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的工厂劳动纪律问题严重到何等地步！
但是，工会一开始不愿意接受一长制。一直到1920年1月12日的工会中央理事会议和1920年3月15日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议，都拒绝接受一长制，认为一长制是排除工人管理生产。1920年1月23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报告，说明一长制是唯一正确的管理制度。代表大会不接受列宁提出的一长制，而赞成集体领导制。
正是在新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列宁逐步意识到，当前条件下用工会组织直接管理国民经是不现实的。1919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论述“工会国家化”问题，向来自全国的工会干部苦口婆心地系统解释自己在这方面的新思考：
“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就会看出我们应该纠正哪些错误，就会清楚地看出我们今后应该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我们的决议不是仅仅宣布工会国家化，像决议案有一个地方所说的‘必须要使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这在理论上我们也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筹划好了，而且应该预先筹划好。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估计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估计当前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的任务的关键。决议案（指全俄工会共产党党团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引者）谈到目前的情况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自作主张地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就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常常碰到许多分散主义的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还会听到‘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工厂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要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一点我们看出了，亲身体验到了，这是我们用无数错误、无数严重的错误换来的。因此我们现在估计到了这个经验，并对同志们说：我们提醒你们，必须坚决防止这方面的一切自作主张的行为。而且我们说：这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弱点让步。”
“我们不能一下子立刻把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这样做会犯错误。任务也不是这样提的。”“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必须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亲自参加经济管理和新生产的建设。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个任务，没有把工会变成一个教育机关，使比现在多十倍的工人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那末我们就没有把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7](P403-404)
这是列宁讲话速记稿，因为对问题的阐述比较充分，它对理解列宁工会理论、理解此后党内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实质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我们在摘引中尽可能保留列宁阐释这一问题的完整逻辑。[8]列宁的观点是：我们在革命前就筹划了以工会组织管理国家的任务，但是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目标目前还不能实现，因为“工人和旧社会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身上还有很多弱点和缺点，需要在实际经验中学习提高，因此工会组织当前的任务还不是“自作主张”地承担起国家机关的职能，而是要成为一个教育机关，培养和教育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能够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为将来有一天最终实现目标做好准备。
此后，列宁在为联共布党纲撰写的草案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9]P32等文章中，多次重申了工会是教育机构，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观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许多同志对于工会问题的认识，还是与实践经验严重脱节，与列宁同志的认识水平有很大差距。这就是1920年3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及此后一年多时间党内关于工会问题大辩论的根源。
1920年3月，俄共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一长制、集中制和劳动军事化问题，以及工会与国家机关结合问题上，列宁、托洛斯基等人与代表工会机构观点的民主集中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全会还是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强调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工会一开始不接受列宁提出的一长制，而赞成集体管理制。尤其是所谓“工人反对派”，提出“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10]P178，表现出彻头彻尾的工团主义倾向。经过细致的工作，4 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三次大会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服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没有在大会上提出维护集体管理制、反对一长制的工会党团会议的决议，而是通过决议，赞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但是俄共党内很多同志并没有理解列宁思想的这一转变，包括像布哈林、托洛茨基这样有理论修养的高层领导者也不完全理解列宁。这就导致在1920年11~12月间党内有关工会问题的更加激烈的争论。
12月25日，托洛茨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其要点是：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工会发生危机就是工会的任务不明确而产生思想混乱。克服工会的危机首先必须明确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掌管生产，是生产者的生产组织。“在不久的将来，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起来。要按照工会的任务与作用改组、改建和改造工会，使工会成为生产工会。在经济困难时期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军事方法工作”并不是对工人民主的否定。工人民主只有为生产民主服务才有发展。会议、选举、讨论、批评宣传在不破坏生产进程范围内是必要的、允许的。
托洛茨基与列宁在有关管理制度的许多方面，如一长制、集中制、军事化等是一致的，但他反对中央在决议中对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完全避而不谈。[11]（P149）主张“在不久的将来”使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他提出改组工会、“生产民主”等等，立论的根据也都在这里。这就是说，他主张用工会这样一个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群众组织来实施集中制、委派制、一长制甚至军事化的生产管理，并且要把工会改造成一个能够实施这一管理任务的组织。这就难怪列宁要说，仔细研究这个小册子，“我发现其中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12]（P1）
12月30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列宁抱病发表了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12]（P1-25）的演说，对托洛斯基与布哈林关于工会问题的观点提出严厉批评。如何理解列宁演说的主题，一直是理解俄共党内这一场有关工会问题争论的关键。我们认为，列宁报告中强调的三个要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列宁强调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是实现专政的阶级，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12]（P2）这是列宁在演说一开始就明确的基调。列宁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这“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12]（P3-4）联系到《国家与革命》中“社会全体成员自己管理国家”的构想，很显然，列宁在实践中已经大幅度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论。是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在俄国的现实中还不能实现，还“必须再走很多步，”[7]（P404）然后才能实现。
第二，列宁认为，托洛斯基的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事实上,现在的真正的意见分歧,完全与一般原则的问题无关的。[12]（P5）“目前我们已经从一般原则进到具体讨论和法令上来了，可是有人却拖我们后退，不让我们接近实际的东西。”[12]（P6）原则上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最终要实现由全体工人管理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俄国的现实走向这一理想目标。当务之急是严肃劳动纪律，组织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已经证明，这一任务靠工会并不能完成。无论是组织企业生产还是国民经济的管理，都需要有集中制的、一长制的专业性管理机构。我们的真正分歧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上”，即如何引导工会在已经建立的集中制的国家经济机关中发挥作用，输送更多的工人干部进入管理关机，学习生产管理。列宁不希望把问题拖回争论的原点。
第三，列宁反对布哈林“生产民主”的口号。[12]（P9）“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一长制还不久，一双鞋子还没有穿坏。决不许制造糊涂观念，制造危险，使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一长制，什么时候需要专政。”[12]（P10）列宁在这里真正关心的，是让广大工人群众与工会干部理解集中指挥的一长制管理组织的重要性，任何引起思想混乱与糊涂观念的时髦口号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尤其是在各级工会组织对正确理论仍然存在抵触的情况下，理论表述的明确和坚定更加重要。
1921年冬春之交，工会问题的争论由党的高层扩展到全党范围，扩展到每一个基层工会，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党内危机。列宁连续发表了《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2]（P26,56)等文章，进一步指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在工会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及其造成工会运动的分裂和对党的政治危害。经过了数月的艰苦工作，才达成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党内团结。
历史的事实表明，工会问题的争论事实上是苏维埃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根本问题的争论，由此推动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转型是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实现的最根本的转型之一。从领袖到全党，共同经历了这场艰难的转型。列宁是在1919年初经历了一年多国家建设的实践后转变思路的，而他让全党理解和接受自己的思想，从思想和行动上实现根本转变则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这两年中，列宁在各种工会组织的会议、党的代表会议乃至党的最高决策层内部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劝导、争辩、批评，甚至采取组织手段，清除了顽固坚持错误的“工人反对派”，才领导全党实现了这一转型。这个工人国家终于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确认了由等级制的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并且在国有企业建立由上级委派的一长制的工厂管理机关。
事实上，列宁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关并不放心，尤其是担心它的日益官僚化。早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说过，埋怨官僚主义是有根据的。之所以有官僚主义，其一，管理部门的职员都是守旧的官僚；其二，由于有文化的人材不够，群众文化水平低，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13](p155-156)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始终强调，工会在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除了依靠工会组织联系群众之外，列宁还设想以工农检察院这样的独立机构来防止国家机关的官僚化。他生前在病榻上口授的最后几篇论文中有两篇文章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的（《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4]列宁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必要认真地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要改组工农检察院，“到我们政权根基最深的地方去挖掘新的力量充实工农检察院，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察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实现他的愿望，国家机关甚至党的机关官僚化始终是困扰这个“工人国家”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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