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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多半没有想到，在他逝世十年的追思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越加分裂，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也迎来引来2.0版本，也就是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ZF与市场的争论。
坦白说张维迎与林毅夫当时发言时间有限，逻辑未能完整展开，没有形成全面对话，还是流于观点之争。林毅夫主要立足于其新结构经济学阐释，尤其是“有为ZF”，当场不止一次表示自己被误解；而张维迎则表示典型的后发劣势的情形在中国开始显示，中国的改革甚至经济改革不能断言成功，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所有取得的成就。
比起这场辩论引发各种讨论，更耐人寻味的是不同的评价态度。但从我个人公共微信“经济人”等社交媒体的反馈来看，对张林的态度，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
回看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论战，他们的不同被总结为三点交锋：亚当·斯密谈ZF作用的理论过时吗？企业是企业和ZF合作的结果吗？利用比较优势是ZF擅长还是企业擅长？这些话题其实都是经济学基本问题，一方面从现场感觉来看，两人所谈问题层次不同，也有基本理念与操作层面之别，一方面如果要较真，相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如果是一个学术讨论，那么同行评议最为重要。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参加会议，在FT中文网《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一文中表示自己看法在张维迎和林毅夫中间，在中国市场与ZF都做得不够，“张维迎对思想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的强调，显然是正确与重要的，但他说ZF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看法，显然极端。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ZF95%作对了，也有些夸大。”
问题在于，这场辩论已经超越学术。任何话题进入公共议程，除了专业维度，更重要是常识维度。这场辩论与其说学术之争，不如说是观点之争，甚至路线之争，可谓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之争在不同语境下的重演，甚至可以追溯到杨小凯的少年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分裂与对抗。
即使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也很难说是单纯的学术之争，毕竟杨小凯研究领域并非此处，而且这一话题影响或许并没有超出中国。六年前，我和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邹至庄有场对话，聊起这场争论时候，他表示并不知道，同时强调“后发劣势并不是意味着你落伍了，就一定赶上。我认为如果后发国家已经很进步了，怎么可能再快呢？要是它和先进国家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才会有超赶的可能，那并不是如果你有较大的距离一定能赶上，全世界国家很多，非洲那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距离很大，但是没有发展。所以一个国家落后，就一定会发展吗？不是。”
对于公共议题，牵涉道德以及动机意义不大，问题在于，任何文本要放在语境之下思考。那么，在中国情景之下，抛开简单对错站队，应该如何思考上述问题？
经济发展到今天，没人会直接否认市场的作用，也没太多人会真的支持无ZF主义。多数人已经认知道ZF和市场关系远远不是非此即彼，二者都很重要，尤其在后发国家。问题在于，具体在中国，ZF是一方面掌握太多资源，另一方面则不愿承担相应责任，成为很多问题的症结，最终表现就是黄有光所谓“ZF和市场都做得不够”：ZF做得不够其实是ZF包揽一切的必然结果，而市场做得不够往往也是因为没有机会发挥，所谓市场失灵很多时候不过是ZF失灵的另一面。从中国未来的方向来看，ZF固然需要承担起更多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理念应该是逐步退出，让渡出空间机遇，让市场以及社会自然生长。
张维迎林毅夫都提到回到亚当.斯密，那么这位死了两百多年的苏格兰白人，到底说了什么，还能一再让人重温？斯密曾如此界定国家三重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对照现实，很难说我们已经超越斯密。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也强调国家，尤其是公正的司法，也就是法治。按照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的框架，一个良性社会的有效运行秩序在于对于暴力的约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现代国家的诞生可以被视为ZF垄断暴力而ZF受到约束的双向过程，因此整个社会的制度建设相当重要，中西道路之争其实多少于此有关。
真正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构建在法治基势之上，无论具体政策分歧如何，构建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最应该走的道路，这点近年也得到越来越多精英人群的认同。最终路径当然不易，也免不了碰撞与互动，张林之争是其中一页。对于这些分歧，哈佛罗德里克教授有句话：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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