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林毅夫：我与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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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我认为这个倡议十分必要，就欣然应约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

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三位先做了主旨发言，发言完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

不过，争论要成为建设性的，而不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的口舌之争，则应该双方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和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来给予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

这次在复旦的会上由于时间的限制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未准确反映争论双方的逻辑、观点和实证经验的证据，许多评论就像有位媒体主编指出的“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1国企改革的争论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

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

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

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在复旦的讨论会上，对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

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议应该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中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贝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

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多而不是少了，效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

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贝克斯坦则都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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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毅夫 张维迎 Economic 中国经济改革 现代企业理论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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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亚当·斯密，回归到什么？

在复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制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的、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

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的责任则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

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改为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

但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显然他这个回复是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我和维迎和小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按这个办法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

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問題。”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是缘木求鱼，把他们的理论观点做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问题存在的真实根源，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在和维迎争论时，我已经指出《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

其实，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也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是这些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他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

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种差异性，是为何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政策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他们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原因。

在小凯的追思会上就发展的问题，我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做了些阐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以及和产业、技术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软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有效的市场”，企业家才能自发地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样才能使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同时，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由于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不完全相同，所以，政府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选择性的使用，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也就是必须有“产业政策”。

维迎和媒体上的评论认为我这样的主张是倡导由政府来决定那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仔细了解我的论述，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对“有为政府”字面的片面理解所产生的误解。

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倡导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框架式是“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其步骤如下：第一步是政府从人均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两倍，过去二三十年发展很好的国家现有的可贸易产业中去甄别可能符合自己国家现阶段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已经处于全球最低，但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未能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第二步则看是否已经有国内的企业自发进入上述产业；如果没有，则第三步，进行招商引资；第四步则在第一步所确定的产业之外，是否有企业自发现并已经进入其他有潜力可以迅速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五步则是为上述二至四步里的企业解决扩大生产或新企业进入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以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步则是给予创新企业一定的外部性补偿。

上述六步法是根据十六、七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实现了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特征总结出来的，在这个框架中企业是否进入某种产业，也就是，第二到第四步，是企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政府指定的。

所以，需要有第一步则是为了避免政府太冒进，这是过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企业以发展某种先进的产业为理由向政府寻租，这是在拉美、其他许多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除了像维迎所宣扬的那样会靠创新来获利外，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

上述框架可以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的市场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发达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于后类产业若要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需要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由于预算有限，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选择的。

同时，发达国家还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并用政府资金支持创新企业。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Google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对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在美国现在居全球居领先地位的航天、信息、生化、纳米、医药等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中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R）和开发（D）中，开发有赖于企业的创新精神，但基础研究则需要政府支持。维迎回答：“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显然他忽视了现代科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不只是逻辑思辨的过程，他的辩驳显然是牛口不对马嘴的争论。而且，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摩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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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思路决定出路，对思想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
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三百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

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印证于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

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

如前所述，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中国的学界需要放弃一种思维模式：一看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呢！

谢谢楼主分享，大咖的声音不同凡响

这个问题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确实比较重要。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

      林张两人都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学教育，就用西方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观念来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国情下国有企业改革。而社会主义下，国企并不是国家经营的简单事--------换句话说国家经营公有制企业，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是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消除私人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和经营企业、谋取自己劳动成果，从而实现经济和政治解放、不再受压迫和剥削的过渡桥。当工人阶级由于文化低、不能自己占有和经营企业，就只能由国家来代替他们占有和经营企业！             随着工人阶级文化提高、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和经营企业就可以去实现了，这是列宁开辟的社会主义实践思路、在理论上即人们熟知的工会国家化。如果进一步和马克思理论联系起来即自由人联合体。公有企事业都要成为自由人联合体。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虽然经济改革中，囯企私有化被叫停了，但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和经营企业却并没有成为社会应有观念。-------现在是应该树立这个观念时候了，从而使囯企改革健康进行、并不改变其公有性质，这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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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火花的碰撞！引人深思！

精彩！不过感觉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