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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宏观经济学家
（Mankiw, N. G. (2006), “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4), pp.29–46.）
Mankiw
胡怀国（粗译、整理，如需要原文请自行搜索）
经济学家喜欢摆出科学家的姿态。我知道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样。当我给大学生上课时，我有意地将经济学领域描述为一门科学。我的物理系的同事也许觉得好笑，因为我们将他们作为表兄弟，但我们会很快提醒那些听众：经济学家构造理论，要用缜密的数学、收集个体和总体行为的大量数据、采用最为复杂的统计技术，来得到没有偏见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经验判断。 当我在美国经济努力摆脱衰退时，用了两年时间在华盛顿作经济顾问后，我注意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作为一门科学产生的，而更象是一种工程学。上帝将宏观经济学带到人间，并不是为了提出和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况且，他带给的问题，并非合乎尺寸。他带给我们的问题，譬如1930年代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包括收入如此令人沮丧、失业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资本主义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
本文描述了宏观经济学的简短历史，以及我们所学会的东西的演进过程。我的前提是，两类宏观经济学家的努力，促进了该领域的演进，此即那些将该领域理解为一种工程学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那些更愿意视之为一种科学的宏观经济学家。工程师首要的是解决问题。相反，科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重点，在这两种动机之间随着时间而变化。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家是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后来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家则对发展分析工具、建立理论原理更感兴趣。然而，这些工具和原理，在寻找得以应用的方式方面，则非常慢。随着宏观经济学的演进，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是生产性的、有时不是。宏观经济学在科学和工程之间的重大的分离，应该是我们所有这些在该领域工作的人面对的令人惭愧的事实。
为了避免任何歧义，在故事开始时我应该指出，我所讲的事情并不好一个孩子和坏蛋的故事。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都不能认为在道义上高人一等。这个故事同样也不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头脑简单的水暖工的故事。通常，科学教授在解决工程问题时，并不比工程教授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做得更好。不论在哪一个领域，尖端问题很少成为问题，智力挑战也是一样。
正如这个世界既需要科学家又需要工程师一样，两种思维模式的宏观经济学家都需要。不过，我还是相信，如果宏观经济学家始终记住他们的领域具有双重角色，那么该学科的进展将更为顺利、更卓有成效。
一、凯恩斯革命
“宏观经济学”一词首次出现在学术文献是在19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即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长期以来激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例如，18世纪，大卫·休谟（1752年）讨论了货币投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许多方面，他的分析看起来很象人们在现代货币经济学家或中央银行的分析中看到的东西。1927年，庇古出版了以《产业波动》为题的著作，试图对经济周期提供解释。尽管如此，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而又活跃的研究领域，却是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出现的。没有任何事象危机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萧条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3年，美国失业率达到了25%，真实GDP比1929年的水平低31%。同这次海啸相比，美国经济之后的所有波动，都是平静海面上的涟漪。该领域杰出经济学家的自传体文章，比如劳伦斯·克莱因、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宾，都证实大萧条是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激励事件（Breit and Hirsch, 200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对于如何理解这些发展，是专业讨论的焦点。上述五位诺奖得主均从第一手经历中证实了这一点。托宾记录了他在哈佛大学时的下述反应，他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是那里的一个学生：“年长的教师基本是坚决反对的……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则对凯恩斯的书充满热情。”正如通常情形那样，对于新思想的冲击，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更有眼光。凯恩斯和马歇尔，在1930年代是经济杂志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在1940年代是仅次于希克斯之后获第二多引用的经济学家（Quandt, 1976）。这种影响持续了许多年。在1966年至1986年期间，即使凯恩斯在期初就已去世了二十年，但他在获得引用方面仍排在第14位（Garfield, 1990）。 凯恩斯不仅影响了经济研究，而且影响了教学。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其组织结构反映了他察觉到对于入门者应提供什么样的专业知识。供给和需求，现在我们在向新生讲授经济学时处于核心位置；在608页的教科书中，直至第447页才引进来。最先讲的是宏观经济学，包括财政政策乘数、节俭悖论等概念。萨缪尔森写到（第253页）：“尽管这种分析的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目前，其广大的基础被所有学派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当现代的经济学家阅读《通论》时，其经历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一方面，该书是伟大思想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著作，其流行性与深远影响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尽管尽管此书的分析是广博的，但它看起来似乎在逻辑上并不完整。太多的线条仍悬在那里。读者会不停地问，将所有部分联结在一起的经济模型是什么？
于是，在凯恩斯出版《通论》不久，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将他宏大的理论转换成更为简单、更为具体的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中，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尝试，是33岁的约翰·希克斯（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其后，26岁的弗兰克·莫迪利亚尼（1944年）拓展并更为充分地解释了模型。至今，IS-LM模型仍是对凯恩斯的解释中，在中级水平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批评IS-LM模型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抱怨，该模型过度简化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经济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是对的。不过，简化和过度简化之间的界限通常是不明确的。
当希克斯和莫迪利亚尼等理论家，对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发展，以适于课堂教学，克莱因等计量经济学家则致力于更具应用性的模型，使之能够分析数据和用于政策分析。随着时间的推演，为了变得更为现实，这些模型变得越来越大，逐渐包括了数百个变量和方程。到1960年代，已经有了许多竞争性的模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以当时最出色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投入为基础，比如同克莱因相联系的Wharton Model、同Otto Eckstein相联系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 Inc.）、同Albert Ando和Modigliani相联系的MPS模型等（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等。这些模型被广泛用于预测和政策分析。MPS模型多年来由美联储维护，并成为FRB/US模型的前身，后者至今仍被美联储的员工维护和使用。
尽管这些模型的细节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远比其差异显着。它们从根本上都拥有凯恩斯主义结构。在每一个模型的背后，模型构造者的脑海中都有一个同今天讲授给大学生的同样的简单模型：将金融条件和财政政策同GDP的各组成成分联系在一起的IS曲线，决定利率（作为令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均衡的价格）的LM曲线，以及描述经济中的价格水平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动的、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作为一种科学，《通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所激发的革命，吸引了当时许多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他们的丰富成果，为理解短期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方式。作为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萨缪尔森（1988）做出了简洁的总结：“凯恩斯革命，是20世纪的经济科学的最重要事件。”他那一代的许多经济学家，均持有这种看法。
不过，凯恩斯革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模型构建者，具有工程师的视角。他们受现实世界中问题的激发，且一旦他们建立了理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付诸于实践。直至1946年去世，凯恩斯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政策建议的提供。早期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亦是如此。托宾、索洛和埃克斯坦（Eckstein）在1960年代都用了一定时间，离开学术研究，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64年最终通过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新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共识、以及体现这种共识的模型的直接结果。
二、新古典主义 到19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出现裂缝。这些裂缝最终会成长为裂痕，或许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学共识的瓦解，并削弱主流经济计量模型的自信。面对这种处境，对于经济的更古典的观点会重新出现。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波是货币主义，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年）对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早期研究，并不是直接针对货币和经济周期，但它确实对经济周期理论有潜在影响。它部分是对凯恩斯主义消费函数的一种攻击，而后者为财政政策乘数提供了基础，它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处方的关键所在。如果正如弗里德曼的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那么财政政策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将比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的那样小得多。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同经济周期有更早直接的联系，它同样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绝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把经济视为天生不稳定的，不断受到不断变化的投资者“动物精神”的打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经济不稳定性不应该归结为私人部门的行为，而应该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能。其弦外之音是，政策制定者如果遵循简单货币规则、而不损害之，他们应该为此感到满意。尽管弗里德曼建议的关于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规则，今天很少有人遵循，但它却是目前世界许多央行为之努力的通胀目标制的前驱。
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就职演说，以及费尔普斯（Phelps, 1968），将目标对准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最脆弱联系纽带：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tradeoff）。即使没有凯恩斯本人的认可，但至少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开始，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就已成为凯恩斯主义共识的一部分，萨缪尔森和索洛认识到了这种交替关系的理论脆弱性，他们的论文补充了关于长期交替关系和短期交替关系为何不同的警告。但后来的文献过于轻松地忘记了所有这些警告。菲利普斯曲线为完成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方便的方式，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解释“为什么价格不能令市场均衡”和“价格水平如何随时间调整”等问题时总是遇到困难。
弗里德曼认为，在可以应用古典理论和货币为中性的长期，通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将不再成立。数据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交替关系，是因为在短期，通胀通常是预料之外的，而预料之外的通胀能够降低失业。弗里德曼认为的特定机制，是工人的货币幻觉。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将预期置于舞台的中心。
它为第二波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革命”——提供了准备。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在他的“经济计量评估：一个批评”中，卢卡斯（1976）认为，由于主流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认真考虑预期，因而在政策分析方面没有用处；其结果是，对于构成这些模型的、估计的经验关系，如果实施的是另一种政策，则这些关系很可能不再成立。卢卡斯（1973）还提出了一种基于不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设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该理论中，只有在令人们预料不到、并引起他们混淆相对价格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才起作用。巴罗（1977）提供的证据显示，该模型同美国时间序列数据一致。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指出了其关键的政策含义：由于不可能系统地出乎理性的人们的意料之外，故旨在稳定经济的系统的货币政策注定会失败。
第三波的新古典经济学，是Kydland & Prescott (1982)和Long & Plosser (1983)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正如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一样，这些理论同样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价格瞬时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它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存在完全的不同。不过，同新古典先驱们不同的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时，忽略了货币政策的任何作用。而是将重点转向技术随机冲击的作用，以及这些冲击引起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期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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