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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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

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的道路，并不在外，而就在你我的心中，就看我们敢不敢直下承担、愿不愿意真实践履了。

“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主体性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

真正的修行必然要在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也必然要在混乱扰攘的尘世中完成。一旦你经由正确的修行获得了心性的转化，那么你自然就会发现:这个原本充满了“污秽和丑陋”的世界，其实就是完美的净土，当下就是圣洁的天堂。

因此，真正的“上达”，就在“下学”之中。生活不在别处，就在当下!

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轻松高效地处理繁杂事务，不仅要养成这种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习惯，还要有意识地训练一种高度的专注力，那就是:当他手上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就只有这件事，仿佛世界上也只剩这件事。这种状态，就是儒家常讲的“敬”，也是佛教常讲的“定”。

佛陀说:你要放下分别心和执着心，彻见本来面目。

老子说:你要知其雄，守其雌，复归于婴儿。

孟子说:你要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失赤子之心。

当然，所谓“复归于婴儿”，所谓“不失赤子之心”，并不是强迫我们把智商降到婴儿的水平，也不是怂恿我们离开文明社会，去深山老林过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而是让我们像婴儿、赤子那样，全然活在当下，充满存在的喜悦，享受生命本身固有的单纯、完整和富足，并且焕发出强大的活力和创造性。

王阳明之所以将“致良知”作为他毕生学问的总纲和修行的终极指归，就是因为，这三个字可以统摄心学所有的概念、范畴、观点和思想。所以，如果有人问你:阳明心学是在讲什么?你大可以给他这个最简单的答案--致良知。

若他再问:“致良知”是什么意思?

你就告诉他:“致良知”就是开启、扩充、运用你的正能量。

人因工作而高贵，人也因工作体现着人的价值。

只要你心灵健全，那么无论何时，你都可以在工作中修行。换言之，无论你现在境遇如何，只要你用正确的态度工作，你就是一个高贵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

阳明心学告诉我们，开启正能量与消除负能量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既要开启自己的正能量，也要帮助别人开启他的正能量;同理，我们既要消除自己内在的负能量，也要去消除外在世界的负能量。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从自己开始，从内心入手。

王阳明曾经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心学曾经是一门风靡天下的显学--不论是在明清以降的中国，还是在近代以来的日本，这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在当代中国，假如你在大街上做一个问卷调查，问一问王阳明是谁，以及心学在讲什么，也许在一百个人中，都不见得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

这是为什么呢?是古人的思想、学问、智慧已经过时，对今天的我们已然毫无意义?还是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美好，人格已经十分完善，内心已经足够强大，生命的潜能都已实现，每一天都活得超级有幸福感，所以不需要思考自己的人生还缺少什么，更不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命智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倘若你的情况是后者，那么我要恭喜你--你不需要看这本书了。因为，阳明心学就是一门让你的生活品质更高、人格更完善、内心更强大、幸福感更深、更能实现各种生命潜能的学问，假如你已拥有这种人生，那当然不需要阳明心学了。

然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还不够完美，心灵还需要滋养，精神境界还需要提升，或者你认为古人的生命智慧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那么这本书正是你现在所需要的。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和你一起来探讨两个问题:

一、心学是什么?

二、在今天这个时代，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

顾名思义，心学就是研究“心”的学问。古人所谓的“心”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大体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心态、观念、思想、心灵、精神、人格等等。总之，心学就是“心灵之学”。可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心灵之学呢?

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竭力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为便捷、高效和舒适。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员，我们对此当然乐观其成(并且乐享其成)，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生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然而，遗憾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并没有向我们配套提供人生的意义，便捷、高效和舒适的生活也不等于幸福本身。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先天病症”，它导致的“临床表现”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却日渐荒芜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以一种永不餍足的姿态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外物，却任由自己的心灵陷入一场日益严重的饥荒。其结果，就是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基本无视国民的幸福指数;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物质财富，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迷惘和纠结，并且日甚一日地充满了挫折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

要治愈这种“文明病”，最好的疗救之道，就是把我们习惯向外追逐的眼睛转回来，开始关注被我们自己放逐已久的心灵。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做人的学问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把习惯放纵的心收回来而已。)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求其放心”之学，因此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之所需，也是每个人之所需。

一个人活得成不成功，也许可以用财富的多寡和事业的大小来衡量，但是一个人活得幸不幸福，却很难用外部指标去判定，只能由每个人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句通俗的话说，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在这一点上，生活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婚姻。一个人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由外人通过“有房有车”(或“无房无车”)去判断通常并不靠谱儿，只有当事人自己的感觉才算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是健康的，那么不需要亿万家资和丰功伟业，只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她)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那么即便让他(她)成为世界首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他(她)本人也不一定会感到幸福。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与他(她)的人生幸福直接相关的。

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了:心学是什么?答:心学就是一门教你拥有健康心灵的学问。

那么，什么样的心灵状态才算是健康而良好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种状态呢?

要判断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否健康良好，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王阳明经常引用的《中庸》里的一句话:“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怎样的境遇之中(富贵、贫穷、顺境、逆境)，都能保持自在安详、自得其乐的心境。说白了，就是不管混得好不好，都始终保持内心强大。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称为“君子”，亦即心灵健康的人。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就必须通过两个字--修行。

世人对“修行”通常存有误解，以为只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才是修行，或至少是远离尘嚣、参禅打坐才叫修行。事实上，修行的正确定义应该是:修正自己错误的心态和行为。既然如此，那么置身于万丈红尘中，恰恰比躲到深山老林更有利于修行，也更能见出修行的功夫。道理很简单:如果外在环境十分单纯，你怎么有机会检验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是否正确呢?只有置身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断与他人、社会互动，一个人才更有可能发现自己心态和行为方面的种种毛病，从而加以修正。

此外，也有不少人认为“修行”是宗教人士的专利品，或归属于宗教信仰范畴，这也是一大误解。除非你认为自己的人格已经足够完善、人生已经非常完美，否则你就必须修行。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连我们住的房子都要维护，开的车子都要定期保养，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心灵不需要修行呢?

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之所以活得没有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修行为何物，从而疏于照看自己的心灵。心灵是幸福的“感受器”，而健康和良好的心灵状态则是幸福的直接源泉。因此，如果我们对于心灵的运作机制一无所知，对于心灵与人生的关系全然懵懂，任由自己的心灵家园常年抛荒，那无异于亲手斩断了我们与幸福之间天然具有的联系。

那么，修行要遵循怎样的标准呢?

对此，王阳明和所有宋明理学家一样，其标准只有六个字:存天理，去人欲。

这是儒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以来遭到最严厉批判的六个字，也是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被误解乃至曲解得最严重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理”通常被解释成封建礼教，而“人欲”往往被理解为人的基本欲望。倘若如此，“存天理，去人欲”当然就是一种严重扼杀人性的错误观念。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才有了近一百年来无数国人对宋明理学的口诛笔伐。

事实上，“天理”绝不是封建礼教--在朱熹那里，“天理”指的是宇宙法则;在王阳明这里，“天理”指的是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心即理)。同时，“人欲”也绝不是指人的基本欲望(如衣食住行之类)，而是指那些越出法律与道德边界的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因此，阳明心学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正确解释就应该是: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更多的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对内心保持更多的觉知觉照;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去除内心世界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这才是阳明心学提供给我们的修行指南，更是我们获得心灵健康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通往幸福人生的必由之路。

其实，上述理念并非宋明理学家或王阳明的个人专利。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却含义深远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是个比较抽象的词，大致可以理解为“所得”:比如你得到了一个馒头，吃下去会有肚子饱的效用;得到了一辆汽车，会有省时便利的效用;听了一场音乐会，会有心情愉悦的效用，等等。在这个公式里，幸福与效用成正比关系--在欲望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所得越多，幸福感越强。同时，幸福与欲望却是成反比关系--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感越强。

从这个公式，我们不难推出通往幸福的两条途径:一、让自己的欲望保持不变，同时不断增加所得;二、让自己的所得保持不变，同时不断减少欲望。很显然，不管你想通过哪个途径获得幸福，有一点是共同的--你不能让欲望无节制、无止境地膨胀。因为不论你的所得如何增加，只要你的欲望一直在膨胀，你的幸福感就只会越来越小。反之，无论你的所得是否增加，只要你的欲望一直在减少，那么毫无疑问--你的幸福感只会与日俱增。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其实也是中国儒、释、道三家(包括阳明心学)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条“幸福学”原理。只可惜，今日国人常常把这样的原理视为老生常谈，或者斥之为迂腐冬烘，从而抛诸脑后。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我明明一直在打拼，收入也逐年递增，可是我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呢?

答案很简单:你忽视了自己的心灵修行，从而丧失了对内心欲望的掌控。换言之，当你的欲望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你的收入增长的速度，你就与近在咫尺的幸福擦肩而过乃至背道而驰了。当然，阳明心学教我们节制欲望，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它只是告诉我们:要获得幸福，你尽可以在“效用”(所得)上做加法，但同时必须在“欲望”上做减法。倘若如此，你的幸福指数一定会稳步提升。理论上讲，即便你的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只要你通过修行把自己的不良欲望减少到最低，那么你的幸福感就会趋于无穷大。

因此，关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答案就是:心学能够让你了解心灵的运作机制，洞悉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从而保持对内心的觉知觉照，进而找到人生的意义，获得你本应拥有的幸福。

在本书中，我用了佛教禅宗、西方哲学、心理学、量子力学等貌似与心学无关的诸多知识和理念来解析阳明心学，目的并不是想炫耀我的博学，而是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参照系，希望能通过古今中外不同智慧的比较和相互印证，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心学。如果因此能诱发你对阳明心学之外的人类智慧的兴趣，那我写这本小书的意义就更大了，我也会因此感到分外的快乐。

此外，我在书中很多地方采用了“对话体”的方式，也就是让王阳明和他的学生围绕许多问题展开对话。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让文风更为轻松，增加阅读快感，二是通过反复问答增强逻辑性，使得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更为严密、更为深入。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对话的内容大部分不是王阳明说的，而是我在充分理解、吸收心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知识(如佛教禅宗、西方哲学等)，针对当代国人的许多现实问题所做的思考和讨论。我这么做，旨在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不仅是简单地对阳明心学进行翻译、注释。从严格意义上讲，书中讨论的很多东西已经超出了阳明心学的范畴，而某些地方似乎也显得不太严肃(如偶尔让阳明“穿越”一下，讨论一些当代话题)，但我的本意并不是想曲解古人或博读者眼球，也不是想篡改心学或是对王阳明不尊重，而只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开阔的阅读视野，让你抛开门户之见(如儒与佛、心学与禅宗、东方文化与西方科学等)，获得一种圆融而通透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当下面对的问题，更直接地切入你每一天都面临的烦恼、痛苦、纠结和困惑。

总而言之，我写这本书，不仅是想替古人说一个明白(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遭遇的百年沉冤该得以昭雪了)，更是想让今天的中国人在更多智慧的启迪下活得幸福。

如果读者想研究原汁原味的阳明心学，那我建议你还是去读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甚至可以去研究《王阳明全集》。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做精深的研究，同时又希望用心学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么本书应该能够帮助你--它能让你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去领略一个大儒的强大内心和精神境界，去了解许许多多与阳明心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的古今中外的生命智慧。

关于本书的写作，我希望做到的是通俗而不庸俗、浅显而不浅薄、深刻而不晦涩、兼收并蓄而不混乱芜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但至少我已经尽力。写这本书，我完成了一趟心灵之旅，大致重走了一遍从十几岁到现在二十多年间的心路历程。书中大多数的困惑、烦恼以及深深的纠结与追问，都是在我身上曾经发生过的。现在，我真诚地写下了自己求索和找到的答案，期待着与你分享。

自序通常放在一本书的前面，但往往是作者最后写的。此刻，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无比充盈的幸福。

这一刻，我和你心灵相通。

王觉仁

2013年4月于福建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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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天理即是人欲。       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       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主张知行合一。他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主张致良知。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的心学，很好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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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外无物。
1、其实，王阳明的哲学主体是“心本体论”，也就是说，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脑子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除此以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什么世界。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
王阳明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花的段子。有一次，王守仁和友人一起游南镇。此时正是百花盛开的春天，一路上，只见一丛丛艳丽的花树在山间时隐时现，飘来阵阵的芳香。朋友不禁指着岩中花树问：“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可是这些花树在深山中总是自开自落，和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守仁回答：“当你没有着到此般花树时，花树与你的心一样处于沉寂之中，无所谓花，也无所谓心；现在你来看此花，此花的颜色才在你心中一时明白起来，可见，这花并不在你的心外。”
他的意思是，你没看见花之前，花的存在与否，你既不能肯定，对你来说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你现在看到花了，花在鲜艳在你心中留下了印象，让你感到很开心，这时花对你来说，才是存在的，才是有意义的。
2、如此说来，你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构成了你世界的全部，那么，是不是你见到的越多，你的世界就越大？也未必如此。
美国有个演员叫尼古拉斯的，他要环球演出，叫股票经纪人每天发一封电报给你，把他所关注的几个股票的“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都发给他，然后他根据这些信息，在头脑中构想出这些股票的波动情况，大意是，股价突破波动的“箱顶”，证明股价有向上的动量，买进；股价向下跌穿“箱底”，证明股价没有承托的力量，要平仓。他把这种理论叫“箱体理论”。他用这种办法，把几万元钱炒到一百多万元。
后来，他回到了纽约，在接近交易所的地方专门租了个办公室，请了好几位经纪人，办公室有三部专用电脑，直接交易所的即时行情。按理，行情细分到分钟图，甚至秒点，他应该操作得更好才对。事实上，潮水般的行情信息搞得他头昏脑涨，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很快，一百多万元又亏剩几十万了。
他反省自己，恢复过去的做法，重新参加演出，远离市场，叫经纪人每天按过去的方法给他发电报。他的头脑又变得清晰了，感觉得到了股市的脉动和节奏，看清了股价的走向。很快，他的账户又恢复到以前的一百万以上了，而且在股市大跌之前就全部清仓了，躲过了惨痛的崩盘。
对尼克拉斯来说，那几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就是股市了，那潮水般的时分图，就是“日内噪音”了。但西蒙斯肯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的团队里有世界上运转最高速的电脑和服务器；他把办公大楼搬到交易所的旁边，就是为了快千分之几秒的优势；他所有的模式都是极短时间的日内操作，一般而言不会超过30分钟，就是为了捕捉那种不正常的日内波动。对他来说，他的世界就是日内各种不同形式的波动，“目无全牛”，日内波动以外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关心。
所以，什么是你真实的世界？你能够把握的世界，才是你真实的世界。必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你把握的确定性越高越好，越高越真实。
对盲人来说，他的真实世界，肯定跟明眼人不一样。
二、良知。
如果用我们平常定义各种概念的方法来定义“良知”，还真难说得清楚。王阳明的方法是，随时随地捡现在的例子给弟子们讲解，让他们从例子中去了解什么是“良知”。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年前我读一些学究们的书读不进去的原因，他们都从抽象的概念上说，例子不多，以已的昏昏，何以使人之昭昭？
我自己的理解是，王阳明的“良知”类似孟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或“隐恻之心”，说得现代一点，就是心对善恶的基本判断，或“大脑的基本机能”。
从这一点上说，每个人都有“良知”，而且每个人的“良知”都大致一样，就好像一部电脑，出产时基本都附带装有“WINDOW××××”的软件。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都能做出自己的正确的判断，所以，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尤其不要轻易迷信权威。任何时候，别人的话，尤其是权威的话，都要经过自己思考，要过自己“良知”这一关。
每人都有“良知”，但有些人受欲望、贪婪、虚荣心等的蒙蔽，没有发挥作用。
三、本然与明觉。
那为什么每个人成长以后各有所长，所取得成就不一样呢？王阳明用“本然”和“明觉”两个概念来区分。
所有的电脑，出产时都附带装上“WINDOW××××”的软件，这就是“本然”。
有些人，只是把电脑当打字机使用，基本上就使用“文本文件”，进步一点的使用“WORD”文档的基本编辑功能。他们的“明觉”就一直停留在只使用“本然”小部份功能的程度。
有些人，电脑买回来就注册激活了，随着“WINDOW××××”不断升级，同时不电业局摸索使用功能，可以把“EXCEL”当数据库使用，甚至把“EXCEL”改编成新的软件。
一样的“本然”，最后的功能不一样，就是说“明觉”是不一样的。
本然是人刚一出生的“良知”，“明觉”是经过不断的“致良知”、“事上磨练”后达到的境界。
四、致良知。
如何把软件升级，如何不停探索开发软件新的功能，发挥它的最大功用？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致良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向内求索，一个是向外求索。向内求索是“内省”，向外求索是“事上磨练”，用我们现代的话说是“实践”。
1、“内省”是做减法，减少欲望，减少各种梏桎对内心的束缚，拂除各种灰尘对内心的蒙蔽，回归“本真”。
“内省”有两种，一种是“冥思”、“打坐”，就是寻找自己的潜意识、寻找自己的内心，“聆听内心的声音”，弄清楚自己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有一个富翁和渔翁的故事：一位渔翁在海边悠闲地晒着太阳。一位老富翁看见了，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渔翁回答说，为什么要去赚钱呢？富翁说，赚到很多钱之后，你就可以悠闲地在海边晒太阳了。渔翁回答说，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吗？是呀，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只是悠闲地晒太阳，现在就可以晒了。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才发现，自己奋斗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问问你的内心、“聆听你内心的声音”很重要。
别一种内省就是反思、反省、总结。善于总结的人才会进步。总结就是学习，也是“致良知”的一种途径。
2、“事上磨练”就是践行自己的“良知”，使自己的行事和自己的认识协调和谐。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行而恰当，才是真知。一个只是在理论上学习掌握了知识的人，与一个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知识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从书本上学到游泳的知识，这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一个人学习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又到水里了呛了水，掌握了游泳的实际技能，这种技能就是“良知”，他学习游泳的过程就是“致良知”。
五、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观点。
“致良知”的过程一定要有“行”，不“行”能不谓之真知。“行”就证明你真正认同了“良知”。“行”的结果又可以从知识上、心理上完善你的“良知”。“行”和“知”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浑然一体的。
1、知行合一可以避免陈过高之论，也可以检验“知”的真实性和可行性。锻炼身体对健康的好处，每个人都能说出来。但是，能说出来并不意味着能做得到。有多少人把锻炼身体看得跟“吃饭”、“睡觉”一样重要，每天持之以恒的？
很多家长在孩子面前，理论一套套地讲，可是孩子不以为然，因为家长的行为在证明着相反的理论。比如很多家长不断在孩子面前讲学习的重要性，可是自己在电视机面前、在麻将台面前乐此不疲、得意忘形，孩子会怎么看你？
我们的社会不乏空头理论家，缺的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2、知行合一，通过“行”来加深对知的认知和肯定。
一次股市崩盘，新手看到的是恐惧，老手看到的是机遇。因为新手没有经历过如此恐怖的场面，而老手却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面，并从这样的恐怖事件中活了下来，后来甚至有若干次从中获利的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在新手的心中，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在老手的心中，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战场上，新兵学习了军事理论，经历了若干次战斗并活了下来的老兵，学习了同样的理论。但是，两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新兵，理论跟实战技能是油水相隔，能否在战斗中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在老兵，这些知识都是他在战斗中亲身省悟出来的，已经成为他的本能了，理论和行动，已经合二为一，成为一种技能或智慧了。
3、因为“心”就是你的世界。因此，在博弈中，可以通过对“心”的干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我国古代的兵法中，有一种战略就是“激将法”，使你的情绪失常、心态失稳，从而影响你正常的思维能力。
从王阳明剿匪和平反的几次经历，他没有复杂的战术，都是通过伪造证据，制造假相，传假信息，使敌人上当，按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后，王阳明学心最大的优势就是“心外无物”，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或者说一个通过不断“致良知”、知行合一而达到“内心强大”的人，他对世界的掌控是无以伦比的，至少，他对自己的个人的世界的掌控能力，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

我的几点看法：
1、格物致知：第一，抽象（格个体之物）；第二，概括（格同类物）；第三，辩证统一（把不同的要点有机统一起来，致知）。

2、知行合一：第一，知求可行；第二，行履既知；第三，知即能行；第四，行验已知。

阳明心学

王守仁的学说世称“心学”，并与陸九淵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把抽象的“理”（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即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心”（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发明本心”、“致良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而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书》）。不过，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对“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心”客观化的痕迹。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发展了陆氏“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书》）。王守仁公开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他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以“求理于吾心”作为“致知”途径，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观点；又以“心之本体”说扩充了“心”的内涵，修正了陆九渊的“本心”说。这样，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认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因此，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所以，他反复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二）》），“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

“知行合一”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立教宗旨”。这种“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因此，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相联结，朱熹学说之失就在于分“心”与“理”为二，因而导致分“知”、“行”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主要是因时而发。明代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由此，王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答储柴墟（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医国手”自诩，几经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自以为救治此病的“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在王守仁看来，人们想的与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彻底去掉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经常的违戾意识，就不会发生违反和破坏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果分“知”、“行”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确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着重从“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论，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便以其发展了主观能动的一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为宋明理学增进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对于后世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显然起到了触媒的作用。其次，王守仁反对朱熹以“知先行后”说割裂了“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极力强调认识过程中“知”、“行”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这是王氏高于朱氏之处，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间的统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并将其歪曲成绝对的同一，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先验的“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他曾自我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教育论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任职时正式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嘉靖七年（1529）去世，一共渡过了20余年的讲学生涯。他注意继承古代教育传统，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

其一，要求学生必须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王守仁在贵州龙场讲学时为诸生所立下的四项准则，充分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点。立志，是四项准则中最重要的一项。王守仁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他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书朱守谐卷》）。这就高度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接着，王守仁提出了“勤学”一项，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教条示龙场诸生》）他要求学生“不以聪慧警捷为事，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同上）。王守仁提倡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王守仁认为凡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王守仁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同上）以上四项准则，其实质虽然属于封建道德修养的范畴，但作为对学生的四点基本要求，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培养学生独立与自主的治学精神。王守仁提倡学贵自得，经常教导诸生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自主的精神。他曾说：“夫君子之论学，要立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答徐成之（二）盯王守仁还强调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倡导的这种不迷信权贵，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提倡学习要循序渐进，教学要因材施教。王守仁认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他强调学习“不可躐等”，“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他常以婴儿长大成人、树木由小变大等事例为喻，教导弟子在学习中循序渐进。他曾向诸生明确指出：“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到此方是精一功夫。”（《答聂文蔚（二）》）与此同时，王守仁又极力倡导因材施教。这是与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要求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王守仁曾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起来”。（《传习录下》）这是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不可超越其接受能力而施教。王守仁还指出：教学要注意学者的症结所在，不可不问青红皂白，乱授一气。就象良医治病，初无一定方剂，只是各随病人症候的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法，既要“随病用药，”又要“因药发病”（《与刘元道》）。这也是强调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反对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学生。

其四，坚持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不死守书本教条。王守仁在年轻时候就曾亲自去做格竹子的实验，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政务和军事活动。这种实践经历使他不把为学仅仅看作书本上的事，而强调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这正是他根据“知行合一”原则教人在实践中锻炼思想与意志，培养优良品质与行为习惯的治学方法。王守仁曾告诫学者们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空话说，虽听之一何用？”又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谁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传习录下》）可见，他主张即事即学，即政即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为学。王守仁经常教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与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学业精进，道德品质得以发展和完善。他也常常现身说法，告诉弟子们说：“知行合一”、“良知”等学说，都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实践得来的，人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体性，无以养得“此心中和”。王守仁的这些教育论观点，虽然是以经验主义出发的，但也应当视为他在教育过程中对认知活动的正确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并在内容上高扬人的价值与地位，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就时间而言，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学科而言，涉及到政治、教育、学术、思想、文艺等领域；就地域而言，除了中国之外，还波及到世界，即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而本世纪以来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美国和欧洲，王守仁著作的翻译本不断增多，其学说思想的研究日渐形成风气。可见，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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