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桃花岛主在2004-11-13 22:55:54的发言: 回17楼的:原因在于16楼所说的“权威错置”成为一种不好的“潜规则”。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权威错置,作者认为是中国缺乏基督教的二元主义(多元主义?)价值观。这一逻辑背后隐含着,假定基督教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是成功的典范。但是,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否存在经验支持,反正像我一样崇尚新古典的人都愿意同意。
至于如何实行有效率的制度变迁,nie曾经说,要先从非正式制度变迁开始,即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开始,进而改变正式制度。周业安、他认为,新古典的制度供求分析框架不适合解释制度变迁。但是,我还是认为,只要制度供给的收益超过成本,制度总会出现的。如果催生二元主义的成本比较低,中国为何不会过渡到权威的正确配置状态呢?
话又要说道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了,演化学派认为存在多个均衡,包括低水平的均衡,我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你总可以事后解释,那个均衡是“低水平的”。缺乏唯一、稳定的均衡的理论,如何证伪?
请教各位制度主义者!
我始终认为,意识形态有作用,但不是关键。而且从“解释”的角度来讲,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一种比较捣浆糊的做法。
比方说,“上帝的物归上帝,凯撒的物归凯撒”,人家“凯撒”们不买账,那还不是热脸帖人家冷屁股而已?耶稣也只好被作为邪教组织头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罢了。
“二元主义”是不是西方的传统,我看也难说得很。力量的角逐而已。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放个屁,教会还不就是乖乖的去解释巴结?东西罗马帝国分裂,教会也跟着分裂。“朕即国家”在路易十六被视作狂妄,但罗马君主喊了多少年也没见教会人士敢说个”不“字。
后来欧洲分裂了,君主力量不强了,教会才敢挑拨离间两下,跟国王较较劲。
耶稣时的基督教,罗马帝国分裂前的基督教,法兰克时期的基督教,宗教改革时的基督教,恐怕都不能算是一回事,意识形态始终是社会力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他们也“与时俱进“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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