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推荐）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4-11-15 20:29:19的发言：

多谢张三兄的评论和回复，如果张兄愿意移驾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愿洗耳恭听。

1、让我简单地概括一下，天然的地理障碍，产业结构，人为的政策壁垒三个因素对会对贸易发展造成阻碍。你强调的是前两个，我强调的是后一个。我承认前面两个肯定会有影响，但从理论上讲不是决定性的障碍，理由前面谈过。之所以强调后一个因素，我想还有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即便税收不是很重，但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输灌，肯定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至于重农抑商的原因，我还没有想清楚，期盼各位参与讨论。

2、按照张三兄的逻辑，只要商业发展，便有市民阶层，从而遏制王权？这当然是一股力量，但是我觉得这和强调意识形态（宗教二元主义）不矛盾，难以确定的是，到底谁是根本的问题。

3、你只谈到了南北水运交通，但是陆路交通是否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如果可以实证的话，应该对比不同朝代商业贸易繁荣与萧条的表现，我相信这个跟交通条件关系不是很大，否则难以解释不同时代的贸易差异（因为水上交通条件不变），你以为呢？

我同意NIE兄的总结。我之所以强调资源禀赋趋同和天然贸易壁垒，不强调人为的贸易壁垒，并不是说没有人为的贸易壁垒这回事，也不是说人为的壁垒不重要，而是因为人为的壁垒同“意识形态”“文化”这类名堂一样，不是外生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蓝田兄的看法大概是一样的。

关于重农抑商，我的解释和“权威错置”一样：因为商业的价值不高所以轻视商人，轻视到甚至不怎么向他们收税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官僚阶层传统认为，商业不创造财富。这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贵族判若云泥，欧洲的传统观念认为，商业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中国的某些（不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历史时期，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充当官吏，是因为舆论认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太小，这和西方某些历史时期以纳税额来决定选举和被选举权道理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商人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在纳税上，他们的贡献确实远小于农民，也远小于地主。

是实际价值决定意识形态价值，而不是相反。

关于第二点，我以交通和自然禀赋来解释商业的价值，来解释市民力量，来解释分工和对技术的需求，甚至来解释意识形态的倾向。但并不企图直接过渡到“集权”，我的看法，集权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一点，可见诸于“东汉末年“一文。这是由另外一些地理特点和自然特点决定的，我和NIE兄可能没有太大分歧。

什么是根本的问题，我想还是归因于某一个外生变量或许比较好一点。

第三个问题可以分三点来说明：第一，在没有铁路和公路的时期，水运成本大大低于陆路运输成本。第二，中国大陆的平原只占总面积的10%，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路陆交通先天不足。而西欧是大片平原。第三，不同时期的水路运输条件不是不变的，经济发展和水道的疏浚以及运河的沟通密不可分。说的极端一点，我认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运河史。当然，陆路交通的发展也扮演了一定角色。

以下是引用蓝田日暖29在2004-11-15 21:42:23的发言：

关于税率的问题，我谈一点，有一种观点认为低税率是独权的表现之一，因为收税不是人家自愿的，收上来的税用到哪里去也不让人知道的，更不用说受人监督了，因此，人们的抗税愿意会更强，所以只能收低税。低税是政府独权的表现之一，这一点上我是支持NIE的观点的。

张三认为地理条件不好对市场范围扩大不利，对分工不利，对出现商业不利，对形成资本主义不利，从而形成独权，这比较有实证的味道。而NIE所谓的人为的政策壁垒只能作为一个中间变量，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才是关键。

问个题外话：张三兄的历史知识是怎么样学来的，你认为怎么样学历史比较经济有效，有什么好的历史书推荐没？

关于集权和税收的问题，我在楼上作了点回复，可供蓝田兄参考。

而历史知识的学习，我个人的经历是时间密集型的，恐怕蓝田兄不会感兴趣，呵呵。一点体会是：多看史料，少看史论。

绝对精彩的对话！

我个人以为，nie大版和张三李四在强调地理因素决定社会结构方面并无大的差异，前者说自然灾害最终导致集权，后者说地理交通最终导致集权，没有本质差别嘛。但是，在这点上，我恰恰不同意两位的观点。依张三的说法，似乎应该把终极因素归结于外生变量才行，但是正如nie所说，那要经济学家做什么呢？

我认为，真正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是内生变量决定外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决定外生变量，否则就不是一般均衡。不是一般均衡，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好比，新古典需要在一般均衡中完全内生价格这个变量一样。用一个外生的地理位置因素来解释集权，这似乎不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既然关键变量是外生给定的，那么均衡就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还要经济学干什么呢？

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冒犯”两位版主，期待批评！

呵呵,岛主兄言之太过了,哪里就谈的上"冒犯"了?真正的讨论就应该这样,观点上针锋相对,热闹而不失平和.

但我的看法和岛主不一样.一般均衡理论需要"内生"价格,并不意味着内生变量决定外生变量,相反,恰恰说明了内生变量是"被决定"的.

我们需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有改天换地之能,而是因为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的社会.

内生、外生太学术气，呵呵，用老百姓的说法是，你要解释我的行为，你解释我爱什么不爱什么，当然是可以的，但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到底爱什么，这就是效用论、文化论等等的主要毛病，即难验证。而成本、竞争等等概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好验证。我对理论抽象的看法是这样：抽象是对大量现象的分类，理论是对分类后概念的比较，所以抽象的对象是现实现象，理论可以还原用生活中的现象来说明，理论的好处是能解释一大堆同类现象，在约束一样的条件下，还可以起推测作用，比以经验的解释范围广，而且可以避免归纳悖论，但理论并不是为了抽象而抽象，而是为了解释而抽象。我这样说够抽象吧：)

1、回岛主师弟：是否完全内生不是判断理论成败的绝对标志，好比一般均衡理论，固然将价格内生从而解释了资源配置，但是价格是什么决定的呢？禀赋、技术和偏好吧，都是外生的，要在一个框架中完全内生怕是永远不可能的了。所以，单因为从地理条件出发解释行为和制度，不会导致理论的失败。你偏爱新古典固然可取，但是不要过于偏废。^_^

2、回蓝田兄：“抽象是对大量现象的分类，理论是对分类后概念的比较”——这最早是哈耶克提出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的功能就是不断分类。但是，具体地说，偏好和效用不像你说的那般不堪一击。经济学家通过显示偏好理论，可以证明序数效用论的科学性。我还是觉得，在科学性基础上，用什么理论解释现实，完全是个人偏好或者爱好而已。

我真的不知道，哈耶克早说过类似的话，呵呵，又是无知的表现了。“显示偏好理论”和光用偏好解释是两回事，看另外的指标是能显示偏好的，这我同意，但不是证明偏好是中间变量了吗？还得用另外的变量来显示的。我在看一本叫《清史十五讲》的书，里面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解释，就是用文化等因素解释的，我认为没用的，没说服力，看样子，真如张维迎所说，谁来重写我国的历史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科学性基础上，用什么理论解释现实，完全是个人偏好或者爱好而已。”这当然是的，经济研究也有个“经济”问题和路径依赖问题，但最后的标准只能是解释力的大小(在自洽基础上)。

“但不是证明偏好是中间变量了吗？”——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经济学作为解释科学，必须有预测力和推断力。通过假定偏好稳定，假定人是理性的，这样就可以不观察、亲自体验经济人的行为而预测、推断经济人的行为，而且这样也可以被证伪，我相信这种处理方法是很妥当、科学的。复杂的理论，不太可能只从一个直接变量就推到结论。就以著名的需求定律来说，看上去是价格下降直接导致需求稳定，但是内在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偏好稳定和效用递减规律，否则个人选择的公理化基础何在？请注意，效用论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甚至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公理化基础。没有这个公理基础，恐怕不会有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文化不是不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关键是看你如何处理。我在本版不只一个地方提到，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文化导致制度变迁。最近，阿克洛夫用“身份论”解释美国黑人的“自暴自弃”现象。这也是用文化来解释的，当然，比较著名的当属博弈论大师Kreps了。我不主张动辄使用文化、意识形态，只是有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呵呵。

“个人选择的公理化基础何在？效用论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甚至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公理化基础。没有这个公理基础，恐怕不会有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个人选择，有稀缺假定就行，要假设行为，你假设人不理性，或效用递增，那马上被诸多事实否定，故采用相反的假定，另外，不一定要假定偏好稳定的，事件是一件一件发生的，在选择OR决策一件事前(或一刹那)成本、收益的预期，另一件事发生时，又有一个预期，两个预期可以不一样，不一定要同样的，事实上许多偏好是会改变的，不稳定的，朝三暮四的，现实中有许多。关键是一件件事的关键约束条件，这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

我承认文化、制度等是互动的一个过程，具体说明这个过程好了，只在概括现实时把一类现象分类成一种文化，但文化怎么样具体形成是关键。

呵呵，你说偏好不稳定，正是我在“艺术品的价格形成过程”一贴中的问题。但是，这里，我们讨论新古典的科学基础，不得不承认偏好的稳定性对于理性人假定和动态规划数学方法的使用是不可或缺的。你当然可以假定偏好是不稳定的，但是在连续决策中，你将失去可证伪性。很简单，因为你总是可以假定偏好改变来解释现实。故此，贝克尔专门强调了不能改变偏好假设的重要性。张五常也是同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