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推荐）

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我想偷懒都不行了。^_^

1、“官本位”的确是导致“权威错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官本位的无效是显然的，因为遏制学术，外行管内行。导致官本位、权威错置的原因，我也想过，但是倾向于从人的行为和意识本身来解释——毕竟，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所以，我倾向于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观念来解释这种权威错置的历史格局。当然，意识形态因为是演化的产物，必定也是一个被解释变量。所以，有时我觉得对制度的起源穷追不舍，只能归结到外在的时间、地理位置上了，因为只有这两者在经济学中是无法内生的（丁丁只说是时间）。

2、用地理位置来解释，逻辑很简单，但我不是张三兄那样说。中国的黄河、长江，在古代经常发大水，如果没有集权体制，根本难以治理，这导致了集权的传统。欧洲似乎没有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而且，中原还要返防游牧民族的袭击。这里只是简单地说说。但是，我总觉得，如果归咎于地理因素，那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地理学家就可以拉阿。

以上观点，请大家批评。

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4-11-14 0:07:09的发言：

以地理环境来解释，偶喜欢。

以我的看法，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贸易互补区域之间的交通便利程度是市场范围的决定性变量之一。在中国，等温线等降水线与大江走势基本平行，也就是说，黄河流域之间，以及长江流域之间，出产基本相近，很少可以有交易。而水运是技术不发达时期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南北之间交易不便。

欧洲不一样，大片平原，水网四通八达，还有个地中海，天然是商人的乐园。

1、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这是“斯密定理”，但是之后杨格（A. Young）在1928年的经典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增长”中提出了一个差分方程式的命题“分工决定分工”，即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市场可以得到扩展。斯蒂格勒1951年的同名文章也蕴涵了这一点。所以，只要没有区域贸易障碍，市场可以在专业化的前提下扩展。而且，中国的南北交通并非一直不便。京航大运河开通之后，宋、元朝的粮食、丝绸，很多都从南方运来。南北贸易很是活跃。

2、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即便禀赋相同，通过恰当的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实现专业化经济。这一命题曾被杨小凯证明，我曾将这一命题应用于中国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说，哪怕两个区域天生完全相同，只要遵循专业化分工原理，也可以实现“分工优势”（非比较优势）下的递增报酬增长。拙作参见http://rushang.cn/baisha/dispArticle.Asp?ID=20。

基于以上2点，我不太同意你说产业结构相同就无法分工，也没有技术需求。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4-11-14 10:41:13的发言：

1、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这是“斯密定理”，但是之后杨格（A. Young）在1928年的经典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增长”中提出了一个差分方程式的命题“分工决定分工”，即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市场可以得到扩展。斯蒂格勒1951年的同名文章也蕴涵了这一点。所以，只要没有区域贸易障碍，市场可以在专业化的前提下扩展。而且，中国的南北交通并非一直不便。京航大运河开通之后，宋、元朝的粮食、丝绸，很多都从南方运来。南北贸易很是活跃。

2、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即便禀赋相同，通过恰当的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实现专业化经济。这一命题曾被杨小凯证明，我曾将这一命题应用于中国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说，哪怕两个区域天生完全相同，只要遵循专业化分工原理，也可以实现“分工优势”（非比较优势）下的递增报酬增长。拙作参见http://rushang.cn/baisha/dispArticle.Asp?ID=20。

基于以上2点，我不太同意你说产业结构相同就无法分工，也没有技术需求。

好，这样针锋相对的讨论才热闹，我喜欢。

“分工决定分工”，在逻辑上并不错，但这是在基本上不考虑市场“摩擦”下的结论，以此推导，必然结论是分工的无限细分。事实上，在既定约束下分工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规模经济也从来是有限度的。分工的无限细分只能是一种趋势，而不太适合于静态的均衡分析。至于不同区域这种趋势的进展速度，在技术不发达时期，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天然的贸易壁垒高低有着几乎是必然的联系。

交易费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费用，在没有电话电报的年代，交通运输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信息费用，进而对市场范围是一个重要而具体的约束。

规模经济可以导致贸易收益，从来都没有否定资源禀赋不同的贸易利益，也从来没有改变交通运输费用是市场范围主要约束条件之一的事实。我没说过“产业结构相同就无法分工，也没有技术需求。”之类的话，我说的是：如果自然禀赋配置和交通条件不利于贸易，会大大限制分工的水平，进而影响到对技术的需求。

nie兄推荐的大作，因为不知道怎么下载，尚未拜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4 12:13:21编辑过]

至于中国南北之间的交通，一直是中国“市场范围”的一个瓶颈。我以前一直想不通：隋炀帝巡幸江都和宋徽宗的花石纲怎么会竟然导致王朝的覆灭？不就是去南方玩玩吗？不就是往首都运了几片石头吗？作为一个帝王，这种要求并不过分。罗马帝国的君主可以享受西非的无花果，斯堪的纳维亚的熏肉，中国的丝绸。可以去巡幸小亚细亚，游玩高卢，走的路比隋炀帝远多了，也没出什么大乱子。

要知道，那可比隋朝和宋朝早的多。

至于“京杭大运河”，是在元代全程贯通和交付使用的，同时元朝也修了不少驿站驿道。这不马上在明朝就出现了一个商业和市民力量的小小高潮吗？

但这种运输方式的改善又是有限度。小小一条运河，运力有限。除了漕船之外，准在运河行驶的私船只有2000艘，这不是万吨轮，是我们今天还可以看见的那种小船。可以想象，一张牌照会有多贵。而每年运河运转维修疏浚的河工，正常年份就要花费500万辆的银子，大约占财政收入的14%。地中海是绝不用花这个冤枉钱的。

“有时我觉得对制度的起源穷追不舍，只能归结到外在的时间、地理位置上了，因为只有这两者在经济学中是无法内生的（丁丁只说是时间）。”周其仁把公有产权下私产的产生归因于人力资本特点和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

我认为NIE还没具体提出导致“权威错置”关键性可检验的倒命题来，希望中。

回复2位：

1、张三兄的意思是，由于南北交通不便，导致贸易减少。也许我误读了你的意思，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南北产业结构趋同首先在理论上不是障碍。那么我们考虑实际的阻碍因素，也就是交通和壁垒。我不认为地理上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当年丝绸之路尚可畅通，焉有一国之内不可畅通之道理？如果有，一定是人为的壁垒，比如安全因素，因此才会有那么多走南闯北的镖局。人为的国内贸易壁垒，如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情况。我们应该从政府对于消除贸易壁垒的努力不足来考虑。总之，我不认为是这种地理因素导致分工不足以及集权体制。

2、隋炀帝巡辛误国，我认为跟他大建楼堂馆所，营造第二首都（杭州？）以及一路极尽奢华有关，与运河的交通无关。当然，运河劳民伤财，却可能没有足够地用于商业，导致民愤载道。

3、回蓝田兄：我个人认为导致权威错置的根源在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缺乏一种多元主义思想，我们没有足以制约世俗力量的宗教。出现君权和神权合一的局面，跟我们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即我前面讲过的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客观上需要一种集权体制来对付天灾人祸。让我总结一下：地理位置——>集权体制/宗教疲弱——>行政权利独大——>权威错置。

对比欧洲，一篇平原，阡陌交通，客观上无需一个大一统的权力机构来对付自然灾害（如黄河泛滥）。相反，易于各地建立堡垒，分权制衡。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如何起推动作用，我还没有考证，这是文章的不足，很多人也指出了。

请指正。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4-11-14 17:58:45的发言：

回复2位：

1、张三兄的意思是，由于南北交通不便，导致贸易减少。也许我误读了你的意思，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南北产业结构趋同首先在理论上不是障碍。那么我们考虑实际的阻碍因素，也就是交通和壁垒。我不认为地理上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当年丝绸之路尚可畅通，焉有一国之内不可畅通之道理？如果有，一定是人为的壁垒，比如安全因素，因此才会有那么多走南闯北的镖局。人为的国内贸易壁垒，如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情况。我们应该从政府对于消除贸易壁垒的努力不足来考虑。总之，我不认为是这种地理因素导致分工不足以及集权体制。

2、隋炀帝巡辛误国，我认为跟他大建楼堂馆所，营造第二首都（杭州？）以及一路极尽奢华有关，与运河的交通无关。当然，运河劳民伤财，却可能没有足够地用于商业，导致民愤载道。

对比欧洲，一篇平原，阡陌交通，客观上无需一个大一统的权力机构来对付自然灾害（如黄河泛滥）。相反，易于各地建立堡垒，分权制衡。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如何起推动作用，我还没有考证，这是文章的不足，很多人也指出了。

请指正。

第一，作为一篇时论文章，nie兄的此文无疑是出色的，无论从观点到逻辑，都堪上乘。我参与讨论的目的主要是以前一些问题的延续，并就此发表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希望借助nie兄的大名，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批评，一点私心在里面，nie兄莫怪，呵呵。

第二，我不反对“分工---规模经济---成本下降和技术进步----市场范围扩大----进一步的分工”这样的逻辑。但我们在说分工和市场范围彼此促进的同时，能不能说市场范围的有限性和分工的不发达也是互为因果的？

正如nie兄所说，即使在自然禀赋趋同，交通运输天然不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导致市场范围的扩大。但问题是，这种自发趋势的进程可能是异常缓慢的。和交通便利，贸易互补的经济体相比，对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的发展是天然不利的。进一步来说，会导致对技术需求的（相对）不足。

当然，地理上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克服”的成本。这对贸易的利益，以及进一步的分工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

运输成本的高昂，并不是说就没有贸易，而是大大抑制了贸易。象你说的丝绸，特点是价值高，质地轻，容易保存，不会变质，相对运输成本很低，茶叶也一样。以至于在很长一个时期，丝绸和茶叶是中国人大宗贸易中仅有的两个。而瓷器是泉州到阿拉伯的海运开通之后的事。

第三，从事实层面来看，中国人的分工水平一直低下是事实，几千年来一直停留在男耕女织的水平。而西方早在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这是因为人为的壁垒吗？我的看法不是。同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时间长，国土面积也普遍大于西方各国。是对商人的抑制吗？中国的商税很低，低到以至于没有专门机构来管理的程度，扣除国家专营的“榷税”，可能还不到财政收入的2%。坐商的税是定额的，通过“牙贴”的管理来实现，行商一般不收税，曾经有一个阶段，比方说明朝中期和清朝鸦片战争后收过“厘金”，其实很低，1%。罢了，舆论马上就认为“此法病商”，强烈反对。

关于隋炀帝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还是想说一下。隋朝的灭亡，原因很多，一般史书强调三点，nie兄讲的“楼堂馆所”是一个，穷兵黩武，征伐高丽也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南巡江都。据说花钱无数，光纤夫就征发了数万名。他其实也就是从今天的河南洛阳走到江苏扬州，中间隔了一个安徽省，几百公里而已。这难道不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南北交通的不便吗？

此后的皇帝，直到清朝中叶以前，如果定都北方的，没谁敢轻易南巡。明朝的正德皇帝是一个，结果也被骂得一塌糊涂

多谢张三兄的评论和回复，如果张兄愿意移驾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愿洗耳恭听。

1、让我简单地概括一下，天然的地理障碍，产业结构，人为的政策壁垒三个因素对会对贸易发展造成阻碍。你强调的是前两个，我强调的是后一个。我承认前面两个肯定会有影响，但从理论上讲不是决定性的障碍，理由前面谈过。之所以强调后一个因素，我想还有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即便税收不是很重，但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输灌，肯定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至于重农抑商的原因，我还没有想清楚，期盼各位参与讨论。

2、按照张三兄的逻辑，只要商业发展，便有市民阶层，从而遏制王权？这当然是一股力量，但是我觉得这和强调意识形态（宗教二元主义）不矛盾，难以确定的是，到底谁是根本的问题。

3、你只谈到了南北水运交通，但是陆路交通是否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如果可以实证的话，应该对比不同朝代商业贸易繁荣与萧条的表现，我相信这个跟交通条件关系不是很大，否则难以解释不同时代的贸易差异（因为水上交通条件不变），你以为呢？

关于税率的问题，我谈一点，有一种观点认为低税率是独权的表现之一，因为收税不是人家自愿的，收上来的税用到哪里去也不让人知道的，更不用说受人监督了，因此，人们的抗税愿意会更强，所以只能收低税。低税是政府独权的表现之一，这一点上我是支持NIE的观点的。

张三认为地理条件不好对市场范围扩大不利，对分工不利，对出现商业不利，对形成资本主义不利，从而形成独权，这比较有实证的味道。而NIE所谓的人为的政策壁垒只能作为一个中间变量，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才是关键。

问个题外话：张三兄的历史知识是怎么样学来的，你认为怎么样学历史比较经济有效，有什么好的历史书推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