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Party、Government、Nation
歷史證明，蘇聯的政黨與政治制度，尤其在非常時期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譬如在計劃經濟、戰時軍事等方面，作用十分明顯。
改革開放前，共和國一直沿襲的也是蘇聯史達林的計劃經濟模式。眾所周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先由輕工業逐步向重工業的過渡。由新航路開闢，到工業革命，直到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一直延續了幾個世紀。但是，蘇聯之于二戰，共和國之于美蘇爭霸。迫於國際環境的壓力，不論是蘇聯還是共和國，都經不起幾個世紀的耗費，於是選擇走的是優先發展以國防為主的重工業發展道路。由於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擯棄資本主義國家兩黨制的協商機制，再加上有資本主義的借鑒，可以幾乎沒有任何阻力地按照執政黨的意願選擇國家經濟發展模式。
重工業超速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發展為巨大代價的，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對農民的經濟利益進行剝削。高度集中的行政體制，導致民主監督的缺失，權力攥取在個人手中，為淪為暴政的工具提供可能。史達林的大清洗運動，便是最好的例證。政府的高壓統治，對民眾的民主權利進行殘酷地閹割。人民就急需尋找一個出口進行宣洩，很容易導致民眾暴亂，社會動盪。
改革開放後，經濟蓬勃發展，教育體制復蘇，民主意識覺醒。但是，由於社會問題長期積累，再加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最終矛盾還是被激化。儘管如此，鄧還是沒有從政治體制改革著手，轉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兩黨輪替的政治制度，而是先從經濟體制開始對國家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鄧不先進行政治改革，是有其考量的，也許並非不想，而是不能。執政黨的既得利益是政治改革阻力的一個方面；但其最致命的原因，莫過於長期以來的高度集中統治，導致公民意識的缺陷，過早讓度政治權利會導致極其嚴重的惡果。一旦政治權利被非理性的民眾綁架，以民主為名行使非民主之實，就會加劇社會的動盪不安。就算是今天，仍然有大量的非理性民眾存在，更別要提當時是怎麼樣的一種社會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鄧政府實際是在為前任政府（美蘇爭霸是非常時期。臺灣也一樣實行高度控制，直到2蔣開放黨禁後，才形成當今的政黨輪替制度）的多年政績埋單。
三十年後，改革開放成果顯著。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在國際地位上也獲得應有的尊重。特別是在兩極格局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向多極化發展。美國，歐洲，日本，俄羅斯，中國，印度，便是世界重要的幾個的極點。美國政府制定的全球戰略，不得不將中國慎重考慮在內。如朝核問題，美國想要談判，必需通過中國進行協商。前段時間，胡前往日本進行國事訪問，也極大促進了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在歷史問題上，兩國均採取擱置的態度；在東海問題上，兩國則選擇共同開發。一個國家在國際外交事務中的話語權，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實力。如此這樣，可見一斑。
以汶川為例，政府與軍隊在此次抗震救災中的良好形象，不僅深植民眾的心中，更是通過日漸開放的媒體，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與唐山相比，政府不再閉關鎖國，不再一味地拒絕國際援助，也不再過分地封鎖消息。國際援助，一方面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是國家之間的救援外交；資訊開放，則是一個國家和政府對民眾知情權的一種尊重的表現。對此，西方媒體一度改善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國政府對待人權的問題和資訊開放程度進行大加讚賞。要知道，與布希總統在颶風過後遲遲不到訪災區相比，溫總可是第一時間抽調各大相關部委副職，空降成都，坐鎮抗震救災的前線，親自指揮的。但這其實與兩個國家的行政制度差異有關：對於突發自然災害，美國政府有其一系列的應急機制，由專業部門主管應對，並不通過總統；而在中國，惟一可以有效支配政府資源的只有總理一人（政府由溫總，部隊由胡總），即便成立應急部門也會因權力旁落，致使資源無法調用。最令西方媒體歎然的是，解放軍進入災區竟然未攜帶任何武器。在西方人眼裏，有災難必有暴民。颶風中，美國政府出動了大量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部隊，防止在災難後會出現災民暴亂。西方人還認為，中國的軍隊和民眾是完全對立的。這是西方人長久以來對中國的一種偏見，由於新中國成立後二十年間的暴政，也與19年前的某一次事件有關。由此可見，開放促進交流，交流消除偏見。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救災報導，便是東西方促進交流，消除偏見的一種方式。
然而，進步值得肯定，問題仍要改善。有人指責，央視報導過於形式化，流於政府頌揚的表面。其實，這亦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政黨輪替的政治制度，存在著至少兩個政黨的制衡。媒體對政府的抨擊，對改善政府行為有較為利好的一面。執政黨的形象受損，會由於政黨輪替成為在野黨。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專政的民主政治協商的政治制度，並不存在另外一個與之制衡的政黨。換句話說，在“政黨，政府，國家”三者之間，實際上省略了一個往往被我們所忽略的等號。如此一來，官媒代表的是國家和政府的利益，有義務在進行事實報導的同時，維護國家和政府的形象，從而起到安撫民心，社會穩定的作用。若非政治縱深改革，否則官媒必然是如此的。就算是政治改革也將難以觸及政治基礎。改革開放後，社會各界崛起，民主黨派逐漸發展壯大，有訴諸權利的要求。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是存在於單個執政黨與多個民主黨派的制衡，而不是“拿來主義”的西方兩黨制度的制衡；日後付諸政改實踐的方式，也許會和經濟特區一樣，先從政改特區開始，逐漸縱深改革。
除此以外，臺灣問題，亦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大事項。
在對待臺灣問題的態度上，每一個中國人往往都會有相當一致的想法，那便是兩個字“統一”。事實上，臺灣問題，與收復香港、澳門不同，也與西藏問題也不盡相同。香港、澳門問題，是原本屬於中國的領土由於歷史原因淪為外國殖民地的問題；西藏問題，是奴隸主階級欲想奪取經濟利益及其復興西藏文化的問題。前者，不具備離心的依據；後者，不具備離心的實力。但是，臺灣問題與它們都不同。首先，臺灣問題是中華民國政府由於內戰失敗，喪失大陸政權後流亡臺灣仍然維持的統治存在；其次，臺灣問題既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是由於台美聯防協議，牽扯到美國全球政策中主導亞洲格局的一系列利益問題；最後，臺灣問題還是兩岸人民選擇的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不同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臺灣問題存在有半個多世紀的原因。
根據臺灣的政治格局，可以將臺灣內部居民大概分為兩大類：戰後新移民，原住民——代表前者利益的是國民黨，代表後者利益的是民進黨。最能體現這一點區別的便是大選期間雙方的公投口號：民進黨叫囂的 “入聯公投”（ 以“臺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國民黨為迎合其而宣導的“返聯公投”（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返回聯合國）。隨著320馬英九贏得臺灣總統大選，國民黨重新上臺執政，為在8年或者至少4年內兩岸關係的改善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博螯亞洲論壇上，“胡蕭會”備受矚目，蕭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第四次“胡連會”上，胡回應提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也受胡邀訪問北京，成為國共兩位政黨主席的第一次正式會晤。代表兩岸官方的正式會談，也即將由海協會（大陸）和海基會（臺灣）之間舉行。
對於雙方來說，“兩岸統一”只是一個時間與方式的問題。時間，是對於民眾而言的，由於兩岸交流的缺乏，產生認知等方面的溝壑。如今，臺灣在經濟方面開放大陸遊客觀光，包機直航以及投資等方面的一系列開放措施；在教育方面開始承認大陸學歷，推動兩岸青年交流等等，其目的均是為了促進兩岸人民的交流。方式，是對於政府而言，在現實框架下，如何看待臺灣在兩岸交流及其國際活動中的地位。目前看來，方式問題是包容在時間問題裏的。於是，不管是大陸的“九二共識”，還是臺灣的“一中各表”，都是兩岸採取的模糊化的態度。隨著兩岸的逐步加深交流，不管是時間問題，還是方式問題，總有一天會在雙方的最大公約數之間劃上一個等號的。
中華民族，“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_______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12 0:39:11编辑过]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