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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B>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兼驳茅于轼研究员的观点</B></DIV>
<P align=center>董金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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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正确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借鉴得失，从而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是非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经济起飞和增长，在国家工业化、农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去剪裁或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业绩是完全错误的。茅于轼研究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评价不符合实证分析的事实。
一、问题的提出
正确地看待和总结自己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取得进步的基本条件。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最终加入了少数现代化后起国家的行列。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近代史上迟迟无法推进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此后的三十年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探索道路上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曲折，但总体而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任人欺凌、饱受屈辱的历史，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持公允立场的西方观察家也予以承认的基本事实。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进步，我们党的决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做出正确评价。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至1981年的建国三十二年中，我们取得的主要经济成就包括“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发展”。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这样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时代。“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3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但曾几何时，在现阶段特定的内外社会背景和条件下，一种贬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言论总是若隐若现。西方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籍张五常教授不顾主要事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声称“共产制度在中国推行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新中国“是人类历史的大悲剧”等。张的荒谬之言遭到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左大培、李炳炎、顾征民等人的实证性批驳。在与张五常的论战中，程恩富教授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外援助较多和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遗留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没有错，建设社会主义也是有相当成效的。”
2003年1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活动期间，中评网登载的茅于试研究员《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感》一文（以下简称茅文）是贬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言论的又一代表。茅文的许多论点令人触目惊心：“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不管他主观意图是善是恶，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这样的论点通过发达的互联网互相转贴，影响着千万读者。
正确地、全面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到我们今天能否正确地评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自强自立、勤俭建国的奋斗历程，更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得失，从而更好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茅文所涉及的就绝不只是个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也绝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是非问题，不可不认真辨析。
一个稍具历史感的人，既应该充分肯定今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应该正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历史性进步。限于篇幅，本文仅论述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进步，以此来辨析茅文论点的正误。
二、毛泽东时代：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经济起飞和增长
（一）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实证考察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取得的。近代以来，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条件和落后保守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从1840～1949年，百年之间的经济进步微不足道，整体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经济对外依赖严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充分表明，要推进经济进步和工业化，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在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新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呈现强烈的、积极进取的追赶型特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经历了为期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发展阶段中关于经济起飞的标准，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的1952年（见表1）。
表1 罗斯托认定的部分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年代
国家 起飞时间 国家 起飞时间
英国 1802~1873 俄国 1890~1914
美国 1843~1860 中国 1952
日本 1878~1900 印度 1952
毛泽东时代中国（1949～1976）经济发展成就，综合体现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增长，从1952年到1979年，中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见表2）；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打下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实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变迁。
表2 中国1952—1979年的经济增长率
项目 按当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 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 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年为1952年的倍数
社会总产值 8.3 9.4 7.9
工农业总产值 8.3 9.5 8.5
国民收入 7.1 7.2 4.8
以下进一步从工农业产值、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国民收入、人均寿命等具体指标的变化进一步加以描述。
1949～197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 142亿元左右增长到4 681亿元，增长32倍；同一时期，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迅猛增长。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2 820亿度，增加了 65倍；原煤产量由 0.32亿吨增加到 6.35亿，增加近19倍；钢产量由 15.8万吨增加到3 448万吨，增加211倍；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加到263.5万吨，增加7倍。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9.5亿元增加到1979年的16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8倍多。主要农产品产量也有明显增长。特别是粮食产量在30年中由1.12亿吨增加到3.048亿吨，平均每年增长3.5%，大大超过人口每年2%的增长速度。
从1949～1979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 1978年的3 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按人均数额计算，从 66元增到 343元。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1952年只有477亿元，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长因素，近30年人均消费额增长1.6倍。
长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新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一重要的人文综合指标得以清楚反映。1978年我国男性公民平均寿命达66.95岁，女性达69.55岁，男女平均寿命为68岁，比50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解放前的35岁延长近1倍。
从50年代～7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中的波动幅度较大。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审慎取选，殚精竭虑，但仍然由于追赶型战略选择这一总体背景，尤其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产生的偏差等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重大波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如果没有这些偏差，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无疑会更好。考虑到那一时期的特定国内外社会政治历史和条件，对一个有着深远农业传统的民族来说，要求在大规模地推进现代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及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探索中不犯错误，这其实是非常苛求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30年的经济成就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英国学者布拉莫尔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30年，通过持续的高投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为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灌溉面积大规模地扩大，1950～1978年期间增加32倍；大量的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在许多贫困地区建立起来；教育体系扩展、受教育人口的增加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专业化铺平了道路。
（二）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国际比较
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也许更能体现相同或相近条件下各个国家的进步程度。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进步，我们也可以通过国际、国别比较进一步确认。这里，我们分别以历史和国情与中国相近的印度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比较对象。
1 、同时期印度经济的比较
作为新中国起点的工农业生产条件均比印度差。但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却获得了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更快的经济发展（见表3）
表3 中印两国工业生产水平比较
人均产量 单位 印度（1950年） 中国（1952年）
煤 公斤 97 96
粗钢 公斤 5 2.8
生铁 公斤 4 2
电力 千瓦 0.01 0.005
纱锭 枚 0.03 0.01
水泥 公斤 9 4
从各种可比指标来看，50年代初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印两国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长率6%。然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为11.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新中国30年，包括粮食、棉花、油菜、花生、茶叶、甘蔗。黄红麻、猪、羊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印度增长得快。
比较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分析印度经济发展时这样评价：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度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较慢。尽管中国和印度在相同的起点上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经济，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绩也比中国差得多，由于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是中国的3/4。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超过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战后时代的。
2、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相比较
关于新中国经济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程恩富教授的比较方法十分恰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代表性。这里采用他的方法和数据。
其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联邦德国5.7%，法国5.2%，美国4.0%，英国2.5%；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联邦德国1.3%。前述新中国大约同期的这两个指标都比发达国家高。
其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l%，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为 3.1%，1880～1889年为 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
其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 15．8万吨提高到 1979年3 448万吨，花了 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 40年（1872年的 14.5万吨到 1912年3 195万吨），日本用了 53年（1910年的 16.8万吨到 1963年的3 150万吨），英国 1860年为 15万吨，用了120多年，才达到3 000万吨。这是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照。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照同样能说明问题。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量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五年就增长了 141%。
上述比较表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个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大致相同起点时的发展水平差，并且总体而言，也不比同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大体上是成功的，它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同一时期，新中国也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探索，犯了不少错误，因而也多了许多经验教训——如果能正确地总结和对待这些教训，它同样会变成我们前进中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
因此，如果说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对他们独立后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那么，中国人民更有理由为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为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而感到自豪。
三、毛泽东时代：积极进取的工业化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对中国工业化的现状以及对工业社会经济性质的广泛深入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同时，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工业化过程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
从 19世纪 60年代，中国就开始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业，但是由于独立、统一地位的逐步丧失，思想政治领域的落后、保守，经济领域的倒行逆施等原因，近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摆脱极端的落后贫困面貌，中国经济仍远远落后世界水平。虽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总体说，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极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大约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7%，全国钢产量只有 15.8万吨。据测算，从1933年至 40年代末，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70%以上，生产资料工业所占比重则不到30%。经济对外依赖严重，整体发展水平极端落后。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的近代工业很不发达同时农业经济又十分脆弱的基础上起步的。
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工业化的基本方针是：以政府主导和计划管理为体制条件，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以获得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致力建立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骄人的业绩。1949年我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只有120亿元，1979年达到4892亿元。30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近40倍。在这期间，中国建立了一批新兴的工业生产部门，其中既包括旧中国所没有的传统的资本密集的基础产业，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电力设备、石油采炼设备、化工设备、精密机床、拖拉机、汽车、飞机、轮船等制造工业，也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等。除行业的扩展外，整个工业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总之，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一个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用30年时间走完早期工业化国家上百年所走的道路。以下我们分别从工业化率、重工业增长、工业化结构水平的国际比较等几个重要指标，对此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描述和分析。
1、工业化率。经济学家一般用制造业的份额每10年平均增加的百分点数来衡量工业化进展的速度，称之为工业化率。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50年代以来数十个准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率进行了计算，标准型式为：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19%增加到36%，人均收入从280美元增加到2100美元，这一过程需要50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2%，人均收入年递增3.9%，工业化率大致为3.2%。
7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因此，难以直接进行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但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及社会总产值的统计资料中获得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状况。从1952年，中国的工业净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19.52%和 34.38%；至 197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45.57%和60.33%。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点分别为10.85和10.81，远远高于钱纳里准工业国家标准型式中平均3.2%的工业化率（见表4）。这充分表明，中国工业化的推进相当迅速。
表4 1952～1976年中国的工业化率（％）
国民收入 社会总产值
1952年工业所占比重 19.52 34.38
1976年工业所占比重 45.57 60.33
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点 10.85 10.81
2、重工业的增长。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积极进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50～70年代，中国工业增长的速率分布明显偏向重工业。这可以从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轻重工业增长指数等指标的比较中得以清楚反映。1952～1979年，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5.3%提高到41.3%，平均每10年增加10个百分点；重工业的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35.3%提高到56.3%。平均每10年增加8个百分点（见表5）。工业结构向重工业的过度倾斜后来也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因而后来也产生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这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
表5 1950～1970年中国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情况
年份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农业总产值的%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 工业增长指数（1952年=100） 轻工业增长指数（1952年=100） 重工业增长指数（1952年=100）
1952 15.3 35.5 100.0 100.0 100.0
1965 30.4 51.6 452.6 344.5 650.5
1970 36.4 53.9 798.1 522.5 1300.5
1979 41.3 56.3 1805.3 1105.3 3108.9
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点 10.0 8.0 655.9 386.7 1157.3
3、工业化结构水平的国际比较。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已达47%～48%。中国工业化的这一结构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大国的水平。按世界银行对1980～1981年大国标准结构水平的估算，中国在此一时期的工业化的结构水平已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0～1000美元的国际平均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 500美元的大国平均水平（见表 6）。
表6 1980、1981年工业结构的国际比较（占GDP的％）
产业 中国（1981年人均300美元） 世界银行估算的大国标准结构（1980~1981年）
人均300美元 人均850美元 人均2500美元
农业 35.8 35 24 13
广义工业 47.0 30 38 45
其中：
制造业 24.5 13 19 25
服务业 17.2 35 38 42
中国工业化推进的速率较快、产业结构变化向工业和制造业的迅速倾斜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成效，国家制定的积极工业化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的影响极为深远——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从此建立在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的基础之上。
西方著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高度评价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成就。他在研究毛泽东“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并巩固他的国家方面的建树”这一问题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确实可靠成就是；比印度高一倍或两倍的钢产量，虽然两个国家都从非常低的水平起步，以及不仅能生产原子弹，而且还能生产一系列像载重火车、火车头、重型机械和科学仪器等大数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项目能力。”
毛泽东时代积极进取的工业化战略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著名学者朱佳木在《毛泽东是中国工业化的伟大探求者》一文中指出，在毛泽东逝世27年后的今天，中国工业化建设进一步取得举世瞩目的高速度发展；钢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六位，500多个工业行业都已齐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最近又成功发射了载人飞船。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结果，是实行改革开放总政策的结果。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一切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中国工业化奋斗的成果及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
四、毛泽东时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业开始新的纪元
农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业开始新的纪元。在建国初的三年恢复时期，我国农业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的目标。1952年，农业生产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五”期间，我国农业顺利发展，并使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此后的20年中，中国农业经历了一个兼有蓬勃发展和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但是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我国农业的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农业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和显著增长。农业生产呈现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以粮食为例子，与恢复到旧中国农业最高水平的 1952年相比，到 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 16 392万吨增加到30 477万吨，增长近88%，保持了略高于人口增长（同期我国人口增加 66%）的发展势头。同期，林副渔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增长更快。1951～1980年中国农业增长业绩，在国际比较中也是十分突出的（见表7、表8）。
表7 1952～1978年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粮食产量（万吨） 棉花产量（万吨） 油料产量（万吨） 肉类产量（万吨）
1952 484 16392 130.4 419.3 338.5
1978 1397 30477 216.7 521.8 856.3
表8 1951～1980年农业增长业绩的国际比较
国家 中国 前苏联 印度 法国 英国 前联邦德国 日本 美国
年递增% 3.2 3.1 2.6 2.5 2.3 1.9 1.7 1.6
194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18斤，棉花1.6斤，油料9.5斤。到1979年，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况下，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增加到 684斤，棉花 4.5斤，油料 13.3斤，分别增长 64%、181%和 40%，中国用占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1／4的人口。
第二，我国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村水利灌溉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逐步建立等。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见表9）。
表9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年份 农机总动力（万马力） 机耕面积（万顷） 灌溉面积（万
顷） 化肥用量（万吨） 农村用电量（亿度）
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经过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见表10）。
表10 1980年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中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国 法国
灌溉面积占地面积%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 68 372 112 301
每公顷用电量（千瓦时） 323 247.1 199 83
每公顷拖拉机（台） 26.4 2.6 6.2 255.3 25.4 87.3
每公顷联合收割机（台） 0.27 0.003 0.6 205.8 3.6 8.3
第三，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为新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做出重要贡献。如前所述，在我国工业化之初，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中从农业获得。新中国在特定的体制安排下实现了这一历史性任务。建国头40年，农业积累为工业化提供了近1万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同期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产
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中国农业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毛泽东时代：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
“中心——边缘”结构，是经济学家用来分析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西方先进工业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一结构中，中心地区的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自主性发展，而外围资本主义的特征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或者说是依附性发展、通过不等价交换等方式，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区统治着外围或边缘地区。
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系列追求失败了。逐步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趋沉沦和边缘化。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考察，如果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迁这一宏观背景下加以分析，就更能凸现其历史贡献和意义。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
第一，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对外经济交流。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中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大片国土被割让，支付大笔“赔款”，并且允许列强在我国领土开辟租界，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在华驻军、领事裁判、协定关税、海关管理、内河航行、自由经商等军事、政治和经济特权。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对外经济关系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战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开始崭新的一页。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精神实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国之初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同时，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第二，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殖民地依附型的贸易格局，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根本性变化。
旧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完全受西方列强的控制，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服务的。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使中国成为它们倾销产品的市场和提供原材料的基地。它们通过对外贸易的垄断和控制权。不断提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降低初级原材料产品的价格，通过扩大这两种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旧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和维持不等价交换。自1877年开始到1949年间的73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年入超，总额达64亿美元之巨，致使我国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经济捉襟见肘。旧中国的历届政府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出卖主权，举借外债，使中国经济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国家统制对外贸易政策；实行平等互利原则；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立足于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对内外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对外贸易的方针在我国的外贸易实践中长期贯彻，并不断充实、发展，指引着我国的外贸事业在各种复杂困难条件下不断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52～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从64.6亿元增长到355.0亿元。
20世纪 70年代末，西方学者主要依据西方的资料，对新中国的贸易发展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很小部分，但却在维持中国经济和使之现代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口曾帮助中国在50年代重建了工业基础，减轻了农业歉收的影响，并为促进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提供了工业物资和先进技术。另外，贸易还经常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开辟道路。”
第三，出色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衰转强。
一位专门研究世界列强盛衰的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仅占2.3%，它的整个工业潜力仅占英国1900年水平的70%。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这个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尽管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减缓了经济发展，到1980年，它的钢产量已达3 700万吨，已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的产量。同年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已由1973年的3.9%增加到5.0%，接近联邦德国的水平。
1980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是：原煤第3位，原油第6位，钢第5位，发电量第6位，化肥第3位，硫酸第3位，烧碱第5位，水泥第4位。1980年中国的粮食、棉花产量在全世界总产量中分别占17.7%和19.6%。可以认为，建国后30年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貌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重新崛起（见表11）。
表11 1949一1978年间我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项目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钢 26 9 8 5 5
煤 9 5 5 3 3
原油 27（1） 23 12 8 6
发电量 25 13 9 7 6
水泥 8 8 4 4
化肥 33 8 3 3
化学纤维 26（2） 7 5
（1）1950年数字；（2）1960年数字。
六、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主流话语中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出现的失误（其中突出的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议论得较多。大量的文章、文献（包括我们党的文件）对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在体制、发展战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或弊端，进行了充分而恰当的归纳和总结，这是自然必要的。但同样必要的是，更应当从积极的意义上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进行探究和概括。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仍十分不够。这一倾向的存在，已经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年青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某种误导，同时在客观上也给旨在否定这一时期的人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如果我们不能从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分析中有效地提炼、吸取宝贵的经验，使今天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限于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也限于文章的篇幅，对毛泽东时代经济实践的现实启示暂作如下几个方面的粗浅概述。。
第一，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不照搬照抄他国模式，坚持独立自主、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权威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广为流行，各种传统观念紧紧束缚着社会主义各国多数领导人和多数理论家，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进行自觉而艰难的探索。在这些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依据。今天，这一独立探索的传统精神仍然应该作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为东方或西方的各种教条所迷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指导。人所共认，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成于邓”。
第二，由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历史的沉重教训，也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努力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科技力量，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扩展的今天，西方垄断资本正不断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和支配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应当成为我们的一项宝贵精神遗产。其中，处理好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与自力更生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确立科学开放观。就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第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开始了近代以来的大规模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并且对现代经济管理和调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体制背景下，但这些经验中的许多方面仍然值得很好地记取和吸收。如治吏和治国较严，少有经济腐败、假冒伪劣及其他经济犯罪和经济丑恶现象，十分重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等。
第四，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把平等和公平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把社会基本设施建设、整治山河，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群众文体活动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反对社会两极分化。今天，我们已经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防止社会贫富严重分化。毛泽东时代富有成效的那部分社会经济实践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最后应当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在于追求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更高的效率，而非违反实证事实去有意贬低过去的绩效；至于传统体制下存在的资源高消耗、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等问题，部分同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封锁、人口增长太快、外援和备战较多等因素有关，并非都是体制问题，即使在今天，也难以完全避免。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而有意或无意地抹杀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良好业绩，是极不明智的。
七、对茅文论点的简要评述
实证分析与基本史实都清楚地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而不是茅文所说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时代实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进步，而不是茅文所说的“社会的全面大倒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绝不是少数人的虚妄之言所能动摇的。毛泽东以他卓越的领袖才能和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期间，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所著的《毛泽东传》（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毕毛之一生，中国从半殖民地跃升到一个大国的地位；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到社会主义国家；从遭受帝国主义强盗劫掠的牺牲品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完成了氢弹、监控卫星和洲际导弹的研制。”
但是，茅文的观点也确实反映了近年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流行的一种思潮，即用当代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解读和注释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同时也用这种理论去剪裁（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实践（或者直接借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茅文的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的“评价”，同样是与茅于轼先生本人所持的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茅于轼先生在他所著的《经济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这样写道：“经济学的主要成就，是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直观结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的结论，也印证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国的经验加上现代理论的严密证明，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即推行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更多的企业从公营转成民营，可以使社会更快地富裕起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来设计。”
在这里，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当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又称华盛顿共识。如果用茅于轼先生推崇的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作为尺度，来“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实践，那么，不管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怎样，只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公有制以及与计划管理相结合的这一制度前提，就似乎只能是一种“社会的全面大倒退”。但是，十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指导下的一些国家的实践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已经使人们对茅于轼先生所推崇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开始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批评。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他认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可以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它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实行结构调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准确说就是腐败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净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时期，它引发骚乱和动荡，进而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的自由贸易。在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我们绝不希望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路径也成为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只要不是固执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思维，只要能够对新中国的经济史有基本的了解和分析，并持有公允立场，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茅于轼先生关于毛泽东时代评价的观点与事实之间相去是何等之远！
（摘自2004卷第9辑《海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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