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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宏观数据在稍有些出乎市场意料的情况下“出炉”了。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于市场预期回落到6.3%，但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却从6月份的8.8%一路飙升到10%，达到12年来新高。
CPI与PPI倒挂开始成为中国目前通货膨胀演变的新趋势，这将使得中下游企业利润进一步挤压。
8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在物价管制下，PPI不传导到CPI将只是名义上的，“它会减少产品供应量，表现为另一种通胀：隐性通胀，现在中国的隐性通胀压力较大。”
他强调，应该坚持从货币角度、探索货币总量的运动规律来分析物价总水平，“仅看CPI是没办法认清通货膨胀的。”在此逻辑下，他建议，货币绝不能松，与其松货币不如松物价管制，中国需要运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价格管制歪曲价格信号
《21世纪》：刚刚公布的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跳升到10%的高位，这是1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但同时，居民消费价格(CPI)却回落到6.3%的低位。我们该如何认识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PPI到CPI的传导机制？
周其仁：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有些成本涨了，多大程度可以转嫁到最终产品上来，让消费者买这个单？这取决于市场上的竞争状况。如果产品和产品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完全可能PPI涨了但最终产品不涨，而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少，你就有能力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CPI主要反映消费品供应情况，那么看这个产品市场的竞争情况和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市场竞争情况，分析这两个市场的相对竞争程度，就分析出所谓传导。
但在我们目前的价格管制下，这个分析有些困难。因为即使你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你可以涨价，消费者也买，但有管制，涨价就是违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说PPI不会传导到CPI。
《21世纪》：这对我们判断真实的通胀形势产生了什么困扰？尽管CPI回落了，但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目前的通胀压力？
周其仁：上面提到的PPI不传导到CPI的情况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它会在数量上减少供应量。因为你想，如果成本上升，但又不能提价，企业利润就会一再挤压，他还会从事这个生产吗？最后表现为另一种通胀：隐性通胀，也就是价格没动，但供应量没有了。
中国现在存在着隐性通胀的压力，这从煤电油运的紧张可以观察出。所以说，应该从哪里看中国的通胀压力？我认为应坚持从货币角度去分析物价总水平。
如果市场中有过量的货币存在，我们就需要很好地认识、探索货币的漫游规律。中国的货币存量还是很大，广义货币总的存量与年度GDP的比例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虽然这不是说一下子就发作，但这个力量总是在经济里面，当这个量移动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
所以，仅仅分析CPI是没有办法认清通货膨胀，还是要看货币总量。
与其松货币，不如松物价管制
《21世纪》：从政策应对来说，如何更好抑制真实通胀？我们知道，在前期从紧货币政策调控下，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所以为保增长而“松货币”的呼声最近也越来越高。
周其仁：货币不能松，即使不说继续从紧，也不要轻易就松。尤其现在PPI还涨的这么快，企业成本压力很高，市场不会有信心。如果迫于各种短期压力松货币，后果有可能是通胀压力继续增加，并因为通胀指数的反复而进一步强化公众的通胀预期。前面我强调，价格管制条件下的CPI并不能真实反映通胀，所以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物价总水平已经稳定下降了。
这并不是说要增长，而是说不能高度依赖通过增发货币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不健康。
从可以选择的角度说，为了健康的增长，与其松货币，还不如松物价管制。把年初宣布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松下来，比如把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做局部的甚至全部取消。
《21世纪》：不过，由于CPI关系国计民生，物价管制措施是不是也有它一定的作用？
周其仁：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一旦发现CPI冲上来以后，就对物价进行管制。这是很容易产生的一种反应方式，把物价冻结以后看上去物价就不涨了，但实际上通胀压力转变了形式，价格没上扬，但供应下来了。
还是前面那句话，CPI不能全面反映通胀压力。比如你现在看到CPI是下来了，但PPI没有下来，再往上走，有可能是过量货币漫游的规律正在变动，也有可能是因为管制的不对称压力造成的。
我们要争取更高的增长，但是不要通过松货币来促进增长。因为我们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应该用灵活的结构政策来促增长。
我在浙江看过一些好的苗头，一看市场不行了，地方政府也很紧张，大家就一起出力，政府减点税，退点税给企业，而企业减少一点利，比如有一些房地产公司，把价格降下来，这样的话跟国内的需求就比较咬合。这样主动调整的公司不会死，也不用担心银行坏账。
《21世纪》：那么松物价管制，具体来说有什么好处？
周其仁：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去访问蒙牛公司，蒙牛的业绩是蛮好的，但是它的股价却往下掉。蒙牛公司也觉得冤枉。为什么？因为蒙牛的牛奶是在物价干预范围内的，投资者会看，饲料也涨了，人工也涨了，运输成本也涨了，但就是你的产品价格不动，那投资人会想这个公司的利润靠不住，这说明价格管制会让人们对一些好的公司也没有信心。
如果取消临时价格管制措施，会使市场各方面更有信心。另外经济运行也更好一点，因为以正确的相对价格来协调供求。价管很容易把电管没了，扩大管煤，道理一样，就是煤的供应也会下降。现在的煤电油运看起来没有价的压力，就是需求太旺/没有供给量。
中国的增长潜力的余地很大，但松了货币的话，其他潜力就挖不出来了。人都是这样的，容易的做法可以达到目的，谁也不愿意做费劲的事。中国要完成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内需驱动的转折，不费劲怕没有来得那么容易。
仅加贷款，不能解决中小企业“寒冬”
《21世纪》：中小企业的困境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松一些货币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呢？我们看到，现在政府也都在积极去做，倾斜性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等。
周其仁：中小企业的困难要分析。我认为第一位的困难是订单，现在的大问题是欧美市场的体量在下降，反映到中国的中小企业这里，就是市场单子减少。单子没有了，或减少了，给他贷款也都没多大用。中小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完全依赖于市场需求存在。当市场需求收缩，或有结构转移的时候，只能因势利导帮助转变。
第二位的困难，是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这个压力不降下来，有订单也做不了。所以，把通货膨胀压下来从根本上也是帮中小企业的。PPI上涨10%，有单子的中小企业也没办法活。
第三位才是资金困难。客观的看，什么样的中小企业应该给它融资支持呢？就是市场没问题，成本还能控制住的，这种公司给它资金是帮忙。否则还不是害了人家？
《21世纪》：你刚才说当市场需求收缩，要因势利导。除了资金的支持，还有哪些政策可以做的？
周其仁：最根本就是要把国内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如刚才讲的政府让出一块税，公司让出一块利，特别是大幅度紧缩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税负，增加居民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应该要努力做到在外部情况不好的时候，争取独善其身。中国有条件，因为国内市场潜力大，结构调整的余地很大。总之，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可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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