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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谈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1840年后，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无数的中国仁人志士寻找救国之路。西方各种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客气的同时也是冷静的、客观的批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读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今天，我们也只能在既有的被限定的框架里谈论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像近代社会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去深思一种主义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学人的悲哀吧，但是，这种悲哀源自甚早，并非是今日中国的首创，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说过，“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ZF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陈独秀的话，可以作为今日所谓的“不是我们制度不好，而是执行的人有问题”这一论调的先声；也可算作“不能否定制度，不能改变制度，只能完善制度”这一做法的嚆矢，只不过，陈独秀当年只是知识分子的空头议论，而今天，“不能否定制度，不能改变制度，只能完善制度”却已经通过威权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陈独秀等部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和他们浸淫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同情弱者，以民为本。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矛盾、社会矛盾尖锐时期，马克思主义打出的旗号是替弱者说话，是替处于弱者地位的人谋福利，在同为弱者立言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共同点。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之时，把目光投向打着为弱者谋福利的旗号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很正常的。和马克思主义同时传入中国的同样为穷人、弱者说话的学说，还有无ZF主义，在中国，接受无ZF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这些学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
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本思想，促成了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提倡格物致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对“理”的敬畏和尊崇。宋明理学熏染中国近2000千年，不论心学、理学，均强调“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至于人们对“理”的敬畏和尊崇到了戴震所疾呼的“以理杀人”的地步！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何者为“理”还是有自己的判断的，社会对于什么是“理”也还有者基本的共识！在这种大环境的熏陶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同样对追求“理”有着近乎天然的一种本能！而什么才是救国救民之理，更是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现了穷人之所以贫穷、资本家之所以富裕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理”，也就是说，马克思学说也是以“理”为核心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看到了中国的积贫积弱，一方面又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重重，当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汲汲寻找国穷民贫的原因和道理而不得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可以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似乎很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国为什么穷，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穷，就是因为有西方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对本国工人的剥削！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马克思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证明！当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诞生，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西方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苏联革取得胜利，中国又是如此的内忧外患的时候，中国的部分救国心切的知识分子那里还会去思考马克思主义是否就一定是真理呢?他们只想马上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救中国！即使像李大钊那样，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弊端，也是如陈独秀所说“制度是好的，分子不好”一样的思维，而解放后重修《李大召集》，编者明确的指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某些地方，是错误的，其实，编者所说的这些错误的地方，就是李大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绝对不会有任何错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就是有错误观念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格物致知，强调人们对理的认识，也强调人们能认识理，但是，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从来也没有强调，或者使用威权迫使人们承认，他们所认识的“理”，就是普遍真理，就是绝对真理！朱熹不断地要求人们学习、学习，不断地即物穷理，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朱熹明确的说，今日我们所谈为理者，不可认为绝对是理，他日，或有人说此不是！（《朱子语类》）朱熹作为大哲学家，对于人认识到的道理不是绝对真理，不是完全的正确有着清醒地认识！因此，他对陆九渊的心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心学的“心即理”的主张，极容易使人把自己所认识到的道理当作绝对真理让人去接受！而后人对王阳明的批评，也是看到了致良知学说的流弊其实也是错把人欲当天理，也就是错把个人对世界的主观的、片面的、部分的认识当作是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在中国积贫积弱、民生涂炭的大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到一种合理的科学的救国救民的学说，在他们还来不及对该学说进行深入的理解、反思的情形下，或者说大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深入理解和反思的情形下，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拿来了，想迫切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出发点是好的，可结果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全盘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一些对西方工业文明有着深刻理解，对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深刻认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像陈独秀等人那样，一味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来解救中国！葛兆光策划的《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就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为我们能去反思一种制度和学说提供了极好的同时也似乎是唯一的借鉴！可是，在急于救亡的大背景下，这些声音显得是那么的微弱！李泽厚说，当时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看来，确实有它的实际意义在！10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批评，并指出了它的弊端，而在100年后的中国，这些弊端很多都变成了现实，从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角度来看，不可不谓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既然，我们的前辈看到了一种学说的毛病，为什么我们后人还要去亲身体验一下才能认识到该学说的错误，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前进道路上应该付出的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了进步付出的痛和代价也确实太大了，以至于让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至今仍然要戴着枷锁前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心理准备和学术准备，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们在接受一种学说的时候，往往犯了“偏信学理、盲目信从”的毛病，重蹈了“心即理”的流弊而不自知，以至于“以理杀人”在当代中国被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下来！但是，这的确不能怪他们，同样要感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赋予了他们急切的爱国救国之心才让他们没有看到一种学说作为邪词、淫辞的可怕！救国无罪！爱国无罪，有罪的，是那些利用一种学说来厉民且自逞其欲的野心家！
最后，用刘师培的《无ZF主义之平等观》中的几句话结束本文。“向使强暴之国家，利用此策，托集产之名吸收一国之利源，又托支配之名，以妄施干涉，乃既行以后，转以病民”，昔日个人（资本家）奴隶者今日且易为国家之奴隶矣！
写到这里，看到今天我们要建设民族的先进的文化，于是乎我想，在没有了救亡大环境的制约下，是否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所认识的都不是绝对真理”这一共识拿出来作为先进文化的核心，从而创造出自由、平等讨论的氛围，为中国早日步入民治提高思想准备呢！
作于2011年10月29日午，于从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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