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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5月23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07期 作者：李潇潇 王海锋
【核心提示】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当代中国学术生态或者学术结构当中保持主流地位，思考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学术思潮交锋当中，面对那些依靠外在的理论模型来规范当代中国现实的学术纲领，我们更需要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来彰显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批判性。
为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层次和塑造与时代相适应的学术形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托，通过跨学科的学术资源整合，实现对问题的综合研究，从而在破解学术难题以及与各种学术思潮批判性的思想交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进而在解决当代中国问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内涵与现实内涵的统一，并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体系丰富中国学术的思想谱系，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编辑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主题为“思想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于5月11—14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多位参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现实基础及其理论效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及其方法的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思想及学术传统”、“‘西马’及其左翼理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1 马克思主义创新：在思想与现实之间
每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都有其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何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丰富其内容，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这里，马克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俞吾金教授看来，思想史和现实不可能处于双重维度之中。因为，思想史与现实的分离和双重维度恰恰构成我们当前要深入反思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现实问题都在思想之中。因此，只有一个维度，就是思想的维度。实际上，就连什么是现实这点也要由思想来界定，我们所有讨论的东西都在意识中。这并不等于说在意识之外不存在其他东西，而是表明所有的东西只能在思想中谈论，进入思想才能加以谈论，思想本身也构成了现实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在反思某一个现实的时候，如果拿走了现实中蕴涵的思想维度，那么我们无论是对现实概念的理解，还是对思想概念的理解恐怕都有某种问题。由此，俞吾金认为，思想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可以转换为：旧思想和新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旧思想和新思想冲突时，理论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
衣俊卿教授则认为，不论是思想史的维度还是现实的维度，实际上是一个维度，即现实的维度。这是因为，正是在现实的维度中，马克思主义才逐渐为我们所关注。同样，改革开放的现实，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彰显了出来。这点决定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从方法论上，真正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旨在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解释世界；第二，真实地思考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并思考这些问题在今天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哪些理论是需要我们坚守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加以丰富和完善的；第三，在新的现实下，我们怎么能够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那么丰富地开启现实的维度。如果这么来理解思想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那么这个主题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更新的研究空间和研究前景。
思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在社会现实中，人们将其对立了起来，甚至于过分夸大两者的内在对立和矛盾。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要么执著于现实，对现实只是作表象的剖析；要么执迷于思想，只是对理论作思辨分析，从而人为地在两者之间“挖掘了一条大峡谷”。可以说，这种学术研究的教条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学术理论创新。在我们看来，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丰富的时代背景。要真正理解这一思想，就必须深入到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必须透彻地理解这一思想产生时期的各种理论思潮。同样，正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具有时代性的，所以，要挖掘和开显思想的当代价值，丰富其内涵，赋予其以新的生命力，思想就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这个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一建设中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回答好这些问题，正考验着我们全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2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城乡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保问题、道德建设问题等都摆在中国人面前，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置这些问题于不顾，而只是一味地研究“纯学术”问题，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就可能在时代的变迁中陷入“钝化”的境地。
基于这一思考，段忠桥教授认为，在现实研究的维度，分配正义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从思想史来看，分配正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这一问题有过大量的论述。在当代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关系的讨论一直在继续。但遗憾的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却是“集体失语”的。这主要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正义的论述缺少准确的理解，没有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束缚，缺少创建一种新的分配正义理论的勇气。当前，创建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关键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分配正义的思想。这方面还必须向西方左翼社会主义学者学习，积极借鉴其理念和思想。
而在陈学明教授看来，根本无需创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早已包含在马克思的思想之中。他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现实性？具体到分配正义理论的问题上，就是我们是在马克思思想之中寻求其分配正义思想，还是要创建一种新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自然环境日趋恶劣、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 的消费机器等问题，马克思那里早已有了答案。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就能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任何现实问题。
胡绳曾在《在世纪之交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文中指出，“没有一种思想是万世永存的”。这启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现实向我们提出，必须回答和解决分配正义问题。在我们看来，要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主要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从而在回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开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彰显其价值，丰富和发展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建构，同样离不开思想史和现实的维度。
3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与现实
从思想史的维度拓展马克思主义，首要面对的问题是“回到马克思”，追寻和探索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这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在其所生活的时代遭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为何要展开对宗教的批判，为何要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为何要展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重新挖掘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仅以马克思学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例来加以说明。
马克思学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张雄教授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紧密的关联。从思想史的层面研究这一问题，无论是对于我们真实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对于回答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看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我们人类在新的时期必须面对的问题：货币化的生存（生活）世界怎么应对？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把这一阶段的生存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实际上，我们正处在马克思所指认的这个阶段。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一个更为关键的方面在于，结合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来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即通过剖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学概念是如何深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来理解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坐标、路径、方法，并由此深度地开掘当下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在王德峰教授看来，剖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叙述了大量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关于“资本”的形而上学讨论；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是基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构建。这两个根据都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范畴批判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显学的政治经济学。他所批判的，正是隐藏在经济学范畴和命题中的形而上学。这点决定了，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就是社会历史批判。因为，通过经济学范畴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关系。这启示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所谓的其他社会思潮，而是为人们所追捧的社会科学。因而，要观照当下的中国现实，我们必须从观念史批判的层面，从实践出发来解释世界，而不是用范畴来解释今天的世界。
这也就决定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研究马克思的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味地回到“历史的故纸堆”中研究问题，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语境”中为开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找到出路。在这个意义上，回溯并不意味着倒退，牢记历史才有未来。
4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不止于文本解读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现实领域，面对着种种“终结论”、“过时论”、“困境论”、“怀疑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只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伦理冲动”这样的嘲讽。在思想领域，一些研究者则忽略了学术传统与中国现实，或仅从当代西方学术中寻找灵感，用西方哲学的特定概念制造种种“不在场”的马克思；或仅仅陷落在对马克思文本的细微发现与解读中，用各种新发现的所谓“隐匿”文本来构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解释学”等思潮所提供的学理借鉴，也不能否认马克思经典著作之于我们的根基性意义，但如若止于认同或解读，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重新倒退。实际上，“文本”之争从来就不是资料占有之争，也不是“解读”正确与否之争，而是价值观（选择）与方法论（框架）之争。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文本解读、话语霸权，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问题。只依靠解读是解决不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最终只能依靠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必须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下展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实践。就思想史这一维度而言，不能止于文本，更应关注思想。
针对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一问题，张盾教授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路径时提出，思想史研究是继文本解读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提高自身学术水平而做出的新努力与新路径。选择这条路径的最直接动机，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来就是西方思想史的产物和重要部分。所以，通过将马克思置于思想史的框架考察，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更可信、更有深度；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原有的宏大问题框架和纯粹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引入历史感和细节研究的成分，从而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必须指出，尽管这里所说的思想史研究是一种新尝试，但是必须看到所谓思想史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并非是新方法或新套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首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思想发展过程的研究，其次是对马克思和他之前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传承关系研究，最后是对马克思之后20世纪思想史所产生的后续效应的研究。因此，面对已有的方法和内容，如果要使思想史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维度或者新范式，那么它就不能仅仅是研究对象或者研究领域的概念，而应该是对马克思与西方思想史内在关系有一种新的理解和新的态度。
邹诗鹏教授提出，思想史研究将会带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面貌。他认为，陈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学科性质史的研究，一方面从属于学科，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近几年不断强化的“文本研究”还缺乏思想史的自觉，虽然已经有所意识，但整个研究的基础还是不够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起源于文本研究但超越文本研究的思想史研究将大有可为，它可分为三个层面：文本之间关系的研究、文本同时代思想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实的问题意识中的基础理论研究。
5 纯学术与现实之间的西马研究
毫无疑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存在着内化的联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对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正是由于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科学技术批判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因此，有人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代世界一切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思想并不是“象牙塔”中毫无根据的空想。
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已成为一种“奥秘”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足以说明其已远远脱离现实（政治）。由于缺乏现实问题的联系，中国西马研究者们不仅对现实缺乏关注，且对彼此的研究也缺乏关注，从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象牙塔”现象。
当然，我们需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最新态势，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意义对接。一方面，应拓展视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另一方面，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资源，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此外，还要注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现实研究的结合。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的是为了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应努力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现实研究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仍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关注马克思主义是从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着眼的。他们大都力图从哲学的高度说明问题，因而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也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并关注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但是，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得并不充分，因而对我们取得的成果感到“惊奇”。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构造这样那样的体系，而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提炼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命题，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6 结 语
每个原理都有它产生的世纪。马克思没有说每个世纪都有产生它的原理，而是强调思想、原理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强调思想要受到产生思想的条件的制约。这是避免哲学贫困的一个重要思想路径，也是思想趋向现实的唯一路径。
当然任何一种思想一旦产生，就成为了历史，也就成为了历史中的思想。这就涉及我们所讨论的主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这包括一整套的思维方式，主观意识的抽象化，进而绝对化，凌驾于一切历史、现实和思想之上，试图以一种观念的绝对性主宰世界，规范我们的生活，将一种思想变成一般的历史哲学，而社会生活只是一般历史哲学的展开和印证。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那些从属于主观意识的思想家时指出，如果这些思想家一旦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问题，他们也只能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基础的实际发展过程相脱离的。所以马克思告诫读者，社会生活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开始。
那么，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当代中国学术生态或者学术结构当中保持主流地位，思考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学术思潮交锋当中，面对那些依靠外在的理论模型来规范当代中国现实的学术纲领，我们更需要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来彰显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批判性。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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