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像古希腊的政治文化那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公民概念,没有个体的公民权利意识,有的是所谓民本思想。人民生活的保障不是通过伸张权利,而是通过“以民为本”的传统思想来体现。例如官员或士人的“为民请命”之类的诉求。民本思想在欧洲也不见得一点没有,但从来不是主流。中国的民本思想一般通常说始于孔孟。我们泛泛地说到孔孟都是儒家,但是孔孟差别很大。孔子的政治诉求更多的是君臣贵族之间的的礼,关于民本说得不多。其实民本思想主要发端于孟子。历史上的儒家凡是强调民本的,多引自孟子的言论。反过来,统治者,像朱元璋等,他们想要控制思想而删除经典,首先就是删除孟子的言论和主张。民本思想和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结构有关,这个政治结构就是中国有士和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在欧洲从来没有过,最多是有什么东西跟它多少有点相像而已。士的历史我们有藉可查是从孔子开始,紧接着是墨子,其后是儒墨两家,然后就是诸子百家。秦汉之后,士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1]
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的集大成者,当属儒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孟子。按照孟子的观点,民生与王道可谓息息相关,“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民之生计,与土地、政事一样为诸侯统治之要务;“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而生民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与“取民有制”,即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同时也要防止取民无度,财富严重不公。而且,孟子坚信,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有资格做天下的共主,在其看来,三代之兴亡,仅德与不德而已,天下之得失又系于民众之得失,“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所以汤武之得天下,便是得到为桀纣所失的民众的支持。而其重视民生的经典话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千百年来更是被广为传颂。所以,此时的王道统治合法性论证方式,已经基本摆脱殷周时期的“天命观”,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观——“民本”观开始形成,而民本的重要内容,即是民生。
孟子之后,汉代思想家贾谊的《大政》一篇,开宗明义即是“闻之以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其名作《过秦论》,更是以秦百万雄师统一六国然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除了自身的富国强兵,与各国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渴望早日安定也不无关系,而秦迅速衰败也是由于其残暴统治陷民于水火之中。秦汉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思想家,很多也都认识到了民生疾苦与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关联所在。所以,《尚书·大誓》中那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才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文化意蕴。
因此,民本主义和君主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相反,它们在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脉络。在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中,“民本主义者”即使再强调民生,也没有把国家的统治权给予人民,而仍把这种主权归之于君王,这是传统的“民本主义者”之所以同时也是“君主主义者”的关键所在。君王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君子者,道法之总要也。”君王不仅是国家的立法者,而且是最高的权力执行者,“天子之位也,是为治统。”唯君王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种君王的主权任何他人不能分享,否则天下就会大乱。
[1] 陈嘉映.东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异.中国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