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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创新始终是新经济的灵魂所在，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在赶超之中模仿学习，如近年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讨论也重新开始。中国创新能力究竟如何？从“山寨大国”到“创新大国”如何跨越？创新的指标如何界定？FT中文网近期对此有专题报道，欢迎关注。
“中国为何创新不足”一直是个很有热度的话题，这个讨论的前提在于大家对中国创新不足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然而最近风开始转向，在一些国际机构发布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大幅提高。日前学者朱天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题为《中国创新不足吗？》一文中，也基于中国最近几十年发表的论文和专利授权数量的增长，认为中国创新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少“发达国家”，在与向最好的“发达国家”接近。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可近几十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和成就，但果真如朱教授所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向创新型经济迅速转型”吗？
为了让这个讨论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把“创新”定义为“科学和技术创新”；其二，采用什么水准和质量的科技创新来比较。例如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解放后的中国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他把创新水准定位在民国大师级别及其这些大师所创造的科技成果，而不是用SCI论文和专利授权来衡量；其三，与谁比较，人们可以进行历史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选择一些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比较，而比较国家的选择指标也可以很多，例如像人均GDP这样的经济指标，也可以采用文化、制度、人口等指标。
正因为评判的选择如此之多，关于中国创新是已经转型为“创新型经济”，或者创新仍然“不足”，就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选择指标之前，首先需要明了这个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找出与优胜者的差距而进步、还是与落后者比较让国人感觉良好，或是在回答“为什么”之前，做一个较全面的比较从而了解中国在人类创新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从而避免陷阱、找到前进的方向？显然，最后一种选择最为理性和全面，但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很多专门研究科技创新的学者逐步把这个宏大的图画拼凑起来。
科学论文和技术专利授权被很多人常用做“科技创新”指标，这个指标虽然数据比较多，用起来方便，但有不少明显的短处。首先，无论是论文还是专利，都不是科技创新本身，而仅仅是反映创新的一种“中间载体”而已。况且，这个“中间载体”的质量差别巨大，只有极少数可能成为伟大创新而让人类受益。
就科学论文来说，往往是一项好的原创科研结果跟随着大量的反复验证、看似聪明却可有可无的讨论、以及大量的平庸延展和应用而已。科学家和科学论文的质量呈现金字塔结构，例如在2002年到2012的11年间，站在金字塔顶尖的是拿到诺贝尔科学奖的87人（没有中国大陆科学家），下面是汤森路透公布的论文被引最顶尖的1%的3215名科学家（其中中国大陆112名），再下面是那些在SCI/SSCI发论文的三十多万学者，而全球参与科研的学者可能超过千万。无情的时间只会记住那些曾经照亮历史的伟人和他们的思想，因此除了那几位拿到诺奖之人可能进入史册，广大辛勤的芸芸众生和他们的论文会很快会被历史忘却。
目前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论文发表的机制是强有力的，老师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和升级都与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期刊影响因子挂钩，大量的研究生也都有发表论文的指标。上次我采访美国《科学》杂志主编McNutt博士时，她曾提醒说：“有些来自中国的论文不是带着客观冷静的风格来写的，这些作者似乎在推销其研究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学真理。”我相信中国“群众运动”式的科研推动对学习、跟进、科普和参与全球科技对话是有益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浮躁地、系统性地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的，它会可持续地产出流芳百世的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吗？
就目前中国专利体系与发达国家比较来说，曾为中国公司代理国际半导体、电子、生物医药、化工等专利案件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的专利律师陈炽先生认为(编者注：陈的观点基于作者与其的访谈)，发达国家衡量一项专利的质量通常有三个基于市场的判断标准：第一，该专利是否在保护期有效阻止竞争对手做同样的产品，从而使创新者获得垄断利益。第二，如果有人试图侵权，该专利是否能作为创新者起诉侵权者的有力武器。第三，创新者从该专利可以获得的专利许可费是多少。
陈先生在国际专利诉讼方面有超过二十年的从业经验。他还说，目前中国企业的专利数量虽然迅速上升，但质量很差。在他熟悉的医药行业，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推出30个新药的目标，但到现在“十二五”即将过去的时刻，“重磅炸弹”型（超过10亿美元销售）药品一个也没有推出。在国际专利诉讼官司中，极少看到中国企业作为原告起诉他人侵权的报道，而中国大学和企业从专利授权中获利数量也很少。
在谈及造成中国专利数量突飞猛进而质量差的原因时，陈炽先生认为中国非市场性因素ZF激励政策太强大了。对于很大比例的中国企业来说，申请专利的首要动力是获得ZF“高新”企业的认证从而能够大幅度减少税务并得到许多政策性补贴。对于药品企业来说，由于药品价格由ZF定，拿到专利后可以把所生产的仿制药当成“新药”从而可获得更高的定价。一些地方ZF还对企业申请专利提供现金补助。对于企业、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个人来说，有专利意味着为晋升加分、得到现金奖励，甚至进入某种“人才计划”长期得到不菲回报。
可以说，无论是论文还是专利，中国各级ZF的行政手段是推动数量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也有很小部分企业忽略这些ZF激励而与国际市场接轨，它们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例如华为。经过多年的耕耘，华为已经积累了大量国际国内专利，这些知识产权为华为与其他通讯巨头进行专利交叉授权贡献很大，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像华为这样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巨头的科技企业，也还未能在任何技术方面形成垄断，也没见他们主动起诉其他人侵权。也就是说，他们还远未达到专利质量的最高境界，只是把专利当成防御性工具而已。
那么，数量的增长是不是必然导致质量的提升呢？陈先生认为如果专利数量成长是市场力量推动的，那么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如果是由非市场力量来推动，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扭曲，除了浪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的资金，对中国创新环境还会造成实质损害，因为社会可能会陶醉于数字达到世界第一的喜悦而失去前进的动力。更有害的是，很多有才华的科研人员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低质专利和论文之中，而失去了进行重大创新的机会，而那些因为投机取巧从事低质知识产权的生产者的“成功”又会误导下一代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不追求重大创新而去创造一些让领导高兴、让自己获小利的低质量“专利”和“论文”的歧途。
从比较的对象来说，采用所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种概念，进而把中国分到“发展中国家”组，于是轻松得到“小组冠军”的称号可以让中国感觉很有正能量。但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些省市无论是人均GDP、或经济总量和人口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因此再拿“发展中国家”说事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回顾长历史跨度的科技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一直在生存温饱线上挣扎，但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最伟大头脑脱颖而出，为人类留下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可以说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完全有经济能力养得起一批专门从事科研的专才。事实上，科技发展一般超前经济发展，因此就因果关系来说，科技往往是“因”而经济是“果”。
在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国家，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更像是在重复日本的发展路径。日本是一个乐于学习也善于学习的国家。二战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段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期的科技创新也蓬勃发展，其主要动作是快速吸纳欧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就，早期也是大量模仿他人的产品，后来有了一些科技的创新和管理创新，至今为止有十九位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也出现了像索尼这样被乔布斯当成榜样的技术创新公司。二十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成功经验和日本引领全球的言论充斥媒体。然而正当欧美社会对日本的迅速崛起惊奇不安的时候，这一曲高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美妙音乐慢下来了。这个过程和结果有什么值得中国思考的东西？
就判断中国是否进入“创新型经济”这个问题来说，用载入史册的科技重大创新来衡量也许更具有历史理性。我和学生们构建了一个“人类历史重大科技创新成就数据库”，每一个条目都必须是公认的人类首创。目前该数据库收录了2795个条目，其中技术成就1724条，科学1071条，包括了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就。数据库里最近的一条中国技术是杂交水稻，这项成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丁颖先生开始，经过很多农学专家的改善，最后由袁隆平先生的团队推向广袤的农田，踏踏实实地造福了人类。我们收录的最近一条中国大陆创造的科学成就是明朝朱载育先生于1580年发现的“十二平均律”，这项成就未必有多大的商业价值，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种没有功利之心的科研实在太少了。
因此，如果把中国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标准定为大陆本土科学家拿到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并且有大陆本土的企业做出一个引领世界并能记入人类史册的新产品，这对于一个经济总量世界数一数二、占世界人口20%的大国来说，要求不算高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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