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苗实：林毅夫学术批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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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苗实：林毅夫学术的中国背景

今天，在中国经济背景下，我分别谈一下与林毅夫学术相关的几个关键词。请问，哪几个关键词呢？第一个，比较优势；第二个，后发优势；第三个，因势利导；第四个，中国奇迹；第五个，中国模式。然后，再给出林毅夫学术的一个综合评价。
       比较优势，是林毅夫学术的第一支撑点。我苗实认为，这个支撑点很好，但是也有三点不足。其一，比较优势只考虑纯粹市场经济的情况，没有考虑双轨制经济的情况。譬如，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包括当下）的现实情况是双轨制经济，而不是纯粹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双轨制经济的现实，对比较优势的发挥肯定有抑制作用。一个是，要素市场的管制，扭曲市场；另一个是，庞大国企的存在，对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其二，比较优势只考虑市场经济活动的供给端，没有考虑需求端。譬如，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无论是微观宏观，还是国内国外，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发挥。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其三，比较优势只考虑要素的分布，没有考虑制度要素。譬如，法治不彰的情况下，市场秩序混乱，合同执行难度大，甚至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等，也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发挥。后发优势，是林毅夫学术的第二支撑点。就目前中国而言，后发优势已经利用得差不多了，甚至到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你看过去三十多年，消化吸收西方现成的技术，中国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再参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例子，可想而知，再去挖掘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至少可能性在降低，会越来越难。说实在话，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极有可能潜力更大一些，所以，中国在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方面，需要动真心思下苦功夫。陈志武先生认为，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易地模仿，一下就能将经济快速发展上去，所以，后发展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因势利导，是林毅夫学术的第三支撑点。在中国，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界定，不是那么严格和清晰。譬如，强拆强迁，强征农民土地，甚至一个政府处长足以扳倒一个企业家，也有耳闻。说白了，就是人治压着法治，法治不彰。在这种情况下，寻租之风盛行，腐败严重泛滥。那么，这种政府，怎么指望它能够做到因势利导？所以，根本不敢奢望，只要法治改善，政府安分守己，就是再好不过了。需要强调的是，林毅夫学术指向貌似迷恋过去，说什么政府以往百分之九十正确，双轨制多么好，等等，有存在即合理之嫌；杨小凯先生和张维迎先生的许多观点，着重当下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以顺利指向未来。
       中国奇迹，我苗实的看法是一贯的，不存在中国奇迹，但是中国有进步是肯定的。而且，这个进步是通过“一条红线，两个支柱，两个战略和一个手段”来实现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走得都是寻常路，无所谓出奇。一条红线，就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尽管1995年才提出，但是前前后后一直贯穿着。第一个支柱，就是尊重经济规律，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包括产权清晰，价格放开，以及宏观管理。第二个支柱，就是顺应民心，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激发起来了，即激励搞对了。两个战略，就是渐进战略和混合战略。一个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说白了，中国刚过去三十多年的进步，是回归常识让市场重新站起来的结果，不是出奇制胜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搞计划经济，就是典型的出奇，但结果是没有制胜，至少从经济方面讲是彻底失败了。陈志武先生指出，客观地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拿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这样比较当然看到的是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重要原因是由世界带来的。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以及全球化给中国等后发国家带来的增长势头是这么强，是这么势不可挡，以至于在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的情况下中国增长的奇迹就已发生了，以至于让“北京共识”者下结论说经济发展跟产权制度无关、跟体制改革无关、跟私有还是公有无关、跟民主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关于中国模式，我2010-5-3写过一篇文章《苗实：中国模式子虚乌有》，现在又看了一遍，觉得基本观点还不错，转录在这里吧。在讨论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模式。所谓模式，就是指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必须具备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清晰的稳定性；其二，十分成熟；其三，抽象的一般性；其四，成功的事实依据。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式具备这四个特点，所以存在“西方模式”，也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这种模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已经有准确而缜密的分析。有一定经济学素养的人士，都明白市场经济模式有三大要素，1，产权清晰；2，价格自由；3，宏观调控。也可以说，这三大要素是西方发达国家走向成功的“三大法宝”。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是千方百计向这个模式靠拢或接近，而且，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尽管有的国家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有的国家采取了激进的方式。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反面，采取的是产权公有.价格管制和行政指令。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路子越走越窄。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逐步市场化的道路。可以说，通过后三十年的艰苦努力，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当然，这是以中国过去为参照系的。在这些成绩面前，不少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认为，提出中国模式是极为不妥当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式正处在过渡阶段，非常不稳定；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式顶多算个初中生，相当不成熟；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式既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惯性，又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长性，不具备抽象的一般性；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经济形式所取得的成绩是阶段性的小成绩，根本达不到成功的事实依据的要求。毕竟，中国的农村人口比重还相当高；毕竟，中国的要素市场还没有市场化；毕竟，中国的消费比重还相当低；毕竟，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在中下水平；毕竟，中国的工业化还在中途；毕竟，中国的民营经济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毕竟，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当差；毕竟，中国的经济形式还在转型；毕竟，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比较弱；毕竟，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毕竟，中国的学习提高的空间还相当大；毕竟，中国的经济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毕竟，中国的经济自由活力还需要极大激发。所以说，现在不宜提中国模式，而且，现阶段中国模式子虚乌有。末了，我特别要强调已故杨小凯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彻彻底底本本分分做一个好学生，老老实实虔虔诚诚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陈志武先生在2011-08-22接受人物周刊记者访谈时说，我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类解放、增加个人自由、增加个人财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停滞或者逆运行，整个社会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会出现倒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台湾方面曾出过一本我的文集，题目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在2011年09月01日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访谈时称，应当把“中国模式”的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这样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范畴。有学者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发达国家都走过，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广，底子可能更薄。所以，中国30多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在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所以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财新《中国改革》随后补充道，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最后，我苗实把前一阵子写的《苗实：旁观林毅夫之学术》放在结尾，供大家参考，尽管眼光浅陋，不一定对。从开始学习研究林毅夫之学术，到现在也有不短的时日了。有一些基本的掌握，但是还很不够，需要不断加强深化。记得德国有位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叫马·斯蒂纳，他有句名言，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让我们都站起来吧。经济学家论坛网友peterpanbj，相当崇拜林毅夫先生，如果谁不信，那就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原话是这样的，他讲了一个哲学上的典型例子，黑格尔创造了辩证法，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后世多少人以批评他而成为哲学大家，但谁也抹杀不了黑格尔宗师的地位。他还说，我注册论坛才一年半，你以前的批评文章，我没有看过。不过，你已经给出了答案，经济学界派系林立，这是派系之争。其实，以我看来，都是牺牲品，就如自然科学界一样，现在有人要推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了，为此闹了个不亦乐乎。我想最本质的原因，是不在一个量级上。我苗实回应道，此言差矣，迷信权威与挑战权威就不在一个层次，而且，究竟谁是谁非谁错谁对，既不可能简单仓促下结论，又不可能以学术地位作判断，更不可能以权势强弱来定高低，还是需要大家发动脑筋，排除成见，积极参与辩论，在包容中相互学习借鉴，然后留足空间时间，让历史和实践来说话。或许，永远没有结论，永远在争论，永远在演变。对于林毅夫之学术，我苗实的进一步思考是这样的。第一个层次，有选择性，有摇摆性，有投机性。什么选择性，只看到了经济增长一片大好，而没有看到腐败严重泛滥，既得利益坐大，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保障低下，生态保护软化。什么摇摆性，当上一届政府偏好政府干预时，就论证强调政府干预；当下一届政府偏好自由市场时，就论证强调自由市场
。什么投机性，自己过去就是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譬如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等，现在却说现代经济学来自西方，我们国情不同，不适用。第二个层次，无指导性，无前瞻性，无批判性。为什么无指导性，中国转型经济有特殊性，本质上是计划市场双轨，属于过渡型经济，即便可以总结发展经验，但是上升到理论缺乏一般性，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何谈指导性？为什么无前瞻性，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既是国际潮流，又是历史大势，
更是民心所向，他却志在中国模式，炮制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无批判性，与现行体制媾合，大谈特谈什么百分之九十正确，还能有什么批判性。第三个层次，要出新，要批评，要包容。何谓要出新，就是不因循守旧，引领中国走新路，让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成为人，而不再做牛做马。何谓要批评，健康发展，需要批评作伴，好花还需绿叶扶，这个也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如果不批评，假恶丑得不到揭露，真善美得不到显扬。何谓要包容，不要一棍子打死，留点余地，有魅力的自然会显出魅力，没有魅力的就让它随风去吧。
[写于201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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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批评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中国转型经济 比较优势理论 林毅夫

20.苗实：从林毅夫学术梦到的国学警示

副标题：基于中国经济的视角

第一条国学警示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出自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解释为走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才算是走了一半。比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难，愈要认真对待。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总是雄心壮志，宏图远大，可是随着时间的进行，慢慢的就没有了动力，没有了毅力，没有了决心，到最后草草了事。我苗实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要取得决定性的大成效，就必须有这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强烈意识。否则，改革开放越是深入扩大，譬如现在改到政府自身头上的时候，就越是困难，容易思想上松懈，而行动上就更难以坚持了。再加上，有人高喊“中国奇迹”，甚至炮制出什么“中国模式”，使相当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志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刚过去这十几年，改革陷于停滞，了无成效，就是明证。胡祖六先生2012年09月05日接受网易财经访谈时说，现在的政府官员整体的心态越来越保守，想想只要有风险的话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不做事就是没风险的。所以就是说比任何一个时候，我觉得，就说现在改革的那种动力，那种激情已经都消失了，现在政府的这里面都是一种改革疲劳症，一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种不该管的事情都在管，而且管得越来越多。当然我对政府并没有失去信心，我就觉得只要中国政府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治承诺，有远见、有智慧、有勇气，那中华民族的这种固有的创业的潜能就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所以中国就能够继续保持高速的，可持续的成长，能够让中国重新尽快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你们这一代人，完全会实现的。
       第二条国学警示是“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此句来自于《论语·子罕第九》。[集解]孔曰：“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唐以前古注]皇疏：万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经秀穗，遭风霜而死者；又亦有虽能秀穗，而值沴焊气，不能有粒实者，故并云“有矣乎”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颜渊摧芳兰于早年矣。[朱子集注] 谷之始生曰苗，吐华曰秀，成谷曰实。盖学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贵自勉也。
汉至齐梁，皆以为说颜渊之早死。从编撰者言，系于此有上承之意，所以惜颜渊，承以下则又为劝学，两说皆可通。
简而言之，孔子说：“庄稼生长了，却不吐穗开花的，有过的罢！吐穗开花了，却不凝浆结实的，有过的罢！“我苗实认为，对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信心，乐观视之。但是，不能过于乐观，说什么总结中国成功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以及未来二十年8%持续增长，到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要知道，有两大陷阱摆在中国面前，一个是早已存在的转型陷阱，一个是目前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过去三十多年千辛万苦，都没有摆脱经济方面的转型陷阱，现在呢，又来了个中等收入陷阱，有信心去克服是一回事，而究竟能克服了还是克服不了，必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下来，我请大家再学习一下王安石的文章《伤仲永》，读来很有意思，或国或人皆可借鉴。[原文]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译文]金溪县的平民方仲永，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五岁时，不曾认识书写工具(纸、墨、笔、砚等），（有一天）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很诧异，从邻家借来书写工具给他，仲永立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的意思是赡养父母、与同一宗族的人搞好关系，传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作诗，（他能）立即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这件事）感到奇怪，渐渐地，（同县的人）都以宾客之礼对待他父亲，（有的人）花钱请方仲永作诗。他的父亲以此认为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我听说这件事也已经很久了。明道年间，我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里见到了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让（他）作诗，（他写的诗）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舅舅）回答说：“他的才能已完全消失，完全如同常人了。” 王安石说：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先天的才能，远胜于一般有才能的人。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常人，是因为他受到后天的教育没有达到要求。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普通人，现在那些天生就不聪明，本来就是普通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能够成为普通人就为止了吗？

       第三条国学警示是”屯卦“，是易经的第三卦。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伦。屯卦外坎内震，是水中有雷（动）的卦象。在天象上是雷阵雨将临未临的状态，雷雨的力量正在蓄积中。在人事上则意味着积蓄实力待机而动；也意味着人还处于未发达、未显扬名声的状态。尽管暂时未发达，但“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台。”——前景还是很可观的。所以“元亨利贞”。
尽管“元亨利贞”，但是毕竟现在力量还在积蓄中，所以暂时还不能用。但是这个状态的将来的可以有所作为的，“利建侯”——利于去建立功业。屯是人未得志的状态，所以屯又是一个非常艰苦、困难的时期。《孟子》上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屯在易经上又叫“屯难”。“屯难”是上天对人的考验和磨练，只有真正坚强、有信心的人才能在这样的苦难中成长起来，最终成为栋梁之材。我苗实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未来三五十年，肯定还不错。至于能不能超美，这个很难说。毕竟，当下中国经济的难度不小，尤其是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很大，迟迟得不到有效缓解。可以说，过去依赖后发优势还可以发展，而现在呢，模仿越来越困难，眼看到了自主创新阶段，更加不容易，难上加难。
怎么办？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而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逐渐走向中速，甚至低速，就是考验和磨炼。过去，粗放还可以，而如今必须抓创新，走集约的路子，把质量和效益提上来。
       第四条国学警示是”谦卦“，是易经的第十五卦。谦：亨，君子有终。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的意义就是谦虚、谦和、谦冲。这样的人当然能够“亨”通，“君子”就应该力行“谦”道，这样才能“有终”——获得好的结果。地山谦，是地中有山的象。山有坚硬、富足、强大、稳定等意象，山是伟大的，所以会有“高山仰止”这样的成语用来形容对他人的仰慕。谦就是把伟大的“山”藏在平坦的“地”下。尽管成就、学问、道德都非常大，表面上却仍然和显得象普通人一样平凡。《道德经》上说“知其雄，守其雌。”，又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在说 “君子”的谦虚、谦和、谦冲。谦不是虚伪的客套，它的内涵意义是不想显得比他人“有余”。因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的东西都要受到老天的减损的。再说自己的学问、修养、功德就算自己不去宣扬，低调一些，难道就不存在了吗？在“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如享太牢”的时候，我所显示的只是“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是“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多让一些风光荣耀给别人，自己就能多一份宁静安泰。“裒多益寡”就是把多的部分拿去补助少的部分；“称物平施”就是均衡发展，兼顾公平。这是古代中国一种朴素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我苗实认为，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恪守谦道，在灵魂深处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一点的位置，努力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不仅仅是技术管理，而且包括制度文化，才能逐渐缩短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特别要警惕，有了一点点成绩，就老子天下第一，以英雄自居，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要知道，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口大国，但是本质上仍然是弱国，这是我们搞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点，一百年都不会变。
       第五条国学警示是”革卦“，是易经的第四十九卦。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革，有变革、改革的基本义。上一卦“井”基本是静止不变的意思，这一卦就有静极必动的意思。己日乃孚——孚有信义和中心有得的意思。己是十天干中的第六位，与甲木天干相合。甲木是开天第一变，但是这个“第一变”要发展到“己”的时候才能有所成就。从“甲”开始变革，到“己”变革成就。变革是社会进步之源，变革也符合大易的生生不息的流转变化之道。所以“元亨利贞”——原始、亨通、利益、纯正。“悔亡”，就是悔恨消亡。所谓“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原来的事物不断腐化，所以有“悔”，只有经历变革，才能“悔亡”。泽中有火。泽有水，水克火，这是第一重直接矛盾；泽五行属金，火克金，这是第二重直接矛盾。从互卦上看，上互卦乾金克下互卦巽木；上互卦乾金克外包震木；外包兑金克下互卦巽木。这些都是间接矛盾，因此全卦中矛盾、冲克重重，属于非常不稳定、需要变革的阶段。君子以治历明时——历就是历法；时就是时令。正因为万物都依据天时地气生长化育，所以“君子”根据四时季候不同设立二十四节气，方便民众根据节令来耕作、养殖、生产和生活。节气所处的时段是一年中气候变化、五行更迭最剧烈的阶段，懂得顺应天时地理，才能得尽天地之用。这是对“革”的一种实践运用。本卦变革的基本矛盾是离火克兑金。下三爻属于“离”，侧重于主动变革的一方；上三爻属于“兑”，侧重于被动变革的一方。我苗实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源，这个认识是第一位。在文革后的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来开辟新的道路，其他什么都站不住脚。如果发展快了，经济活了，老百姓幸福了，就是改革开放搞得好。否则，把改革开放抛在一边，乱搞一气，发展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经济也就冷了，老百姓自然就痛苦了。所以呢，现代化要想一个成就接着一个成就，最后成为大成就，那就自始至终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法宝。当然，这也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回顾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一点阶段性成就，改革开放的贡献最大，理所当然立了头功。

       第六条国学警示是”鼎卦“，是易经的第五十卦。鼎：元吉，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卦，巽木上有离火，是木火通明，光明鼎盛的意思。本卦下卦巽木生上卦离火，有烹煮之象；互卦中兑金在上，乾金在下。说明器物以金为体，整体有圆而贵重，上部有缺口。离卦又有纹饰、文字标记的意思；巽卦在下，又有腿的意思。所以这很象一个“鼎”。鼎是古代用于烹煮的器皿，但又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都可以用鼎的。只有王公贵族在隆重集会的时候才会用到鼎，有时候甚至只有天子在重大的祭祀场合才允许用鼎。因此鼎又有国家政权的含义，才会有“问鼎”之说。鼎上的纹饰、文字更多的是宣扬功德、记录历史、警示预言一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鼎是古老的史书，是文字记录的原始形式。鼎有承载文明的意思。鼎有三足，因此有稳定的意象，但三足的鼎，也容易在外力的作用下倾覆，这就象政权一样。鼎又有贵重、庄重、隆重等含义，是国家重器的代表。“鼎鼎大名”，说的就是鼎才具备真正“大”的形态。因此，得到鼎卦，就象获得了鼎一样。这是非常大的吉利、吉祥，办事也容易亨通。鼎就是上古时代帝王的玉玺，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君子以正位凝命——有名无实，那么位不正而行不顺。得鼎的君子——当权在位的君子一定要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个“鼎”。我苗实认为，中国有改革开放，而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稳定繁荣。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重器”鼎“，国家进步也罢，民族复兴也罢，人民幸福也罢，都必须稳定好并运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天下重器。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大的吉利，事事就容易亨通。如果偏离了，或者不稳定了，就容易出乱子，老百姓也就要遭殃。

       第七条国学警示是”渐卦“，是易经的第五十三卦。渐：女归吉，利贞。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渐，有长久发展、缓慢生长、成就的意思，也有潜移默化的意思。本卦上卦巽木（长女）和下卦艮土（少男）是一对；互卦中离火（中女）和坎水（中男）又是一对；巽木（长女）包坎水（中男）是一对；艮土（少男）包离火（中女）也是一对。因此全卦阴阳相合而“有情”，所以“女归吉”——女子归宿吉祥。全卦中巽有“风化”的意义；离有“文明”的意义；坎有生殖、繁衍的意义；艮有停止、休养生息的意义。好的风俗的形成就象在山上种植树木一样，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培树。渐卦取“风止”的意思。所以代表的是君子“居”——安居、安贫乐道就是一种修身养德。君子以他高尚的道德移风易俗，这是一种“渐”。本卦各爻辞都涉及到“鸿”——鸿是大鸟，飞起时带有风，降落时就是“风止”。大鸟飞在天上固然荣光，但更重要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落地（下场）。对于人事也是一样，风光得意过后如何收场，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苗实认为，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得益于渐进战略。也就是说，把现代化或市场化改革，化整为零，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完成一小段，再完成一小段，慢慢累积，到最后顺利完成整个现代化或改革开放进程。更进一步讲，改革开放搞得好，也包括渐进战略执行得好。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凭智慧战胜对手。大家对他所谓的“智慧”都有些迷惑不解。10年后，他在自己的自传中道出了这个“智慧”的真相：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千米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40多千米外终点线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千米时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正是这种化整为零，循序渐进的态度帮助山田本一获得了世界冠军。

       第八条国学警示是”未济卦“，是易经的第六十四卦。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够过河，引申义是事情暂时还不能办成，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意思。小狐狸（离火之象）过河（坎水之象），先用尾巴去试探水深看能不能过，结果发现深不可测，所以徒然打湿了尾巴，没有任何好处。本卦有亨通之象。亨通并不仅仅是能够办成事情才算亨通；而是指知道什么事情在这个时机可以去做而什么事情在这个时机坚决不能去做。本卦离火在坎水之上，属于水火两气不交之象；阴居阳位，阳居阴位。六爻全部失位，这是属于需要大的调整的时候，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未济”。济不仅有渡河的意思，还有互相帮助、促成、融合等等合作方面的意思。因此，未济也有混沌、迷蒙、杂乱、不可用的意味。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慎辨物就是谨慎、仔细地分辨周遭事物；居方是安身立命于方正之地的意思。在暂时不能有大的进展、前景不明朗的时候，最好是安静等待。“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知道应该去做就去做和知道不能去做而坚忍等待一样都是君子的作为。我苗实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只能算是初中毕业，离博士还有很远的距离。毕竟，中国当下还是双轨制经济，属于半拉子市场经济。原来，是摸着石头过河，还勉勉强强可以进行。现在呢，到了深水区，摸不着石头了，怎么办？或者，害怕冒风险，停在这儿就不动了；或者，口头上高喊前进，顶多就是用手中的竹竿探一下前方，就是不前进。可以说，过去这十多年，就是上述这么两种情况。所以，改革开放的方案足以汗牛充栋，但是只停留在纸面上，难以付诸行动。说白了，中国目前状况，不是缺经济学家，而是缺实干型的政治家。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各卦的解释，选自左人水先生的《易经心解之细解六十四卦》。
[写于2015-05-15]

21.苗实：从耗散结构理论观林毅夫学术

据新浪网友青山耕夫撰文介绍，生命以负熵为食，也即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所提出的：生命赖负熵为生。熵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对一孤立系统的无序程度的描述。一个系统越是无序，越是混乱，熵就越大，即熵代表的是混乱度。反之，一个有序的系统或向有序化发展的系统，人们就用负熵来表达，负熵代表的是有序。所以生命赖负熵为生，就是生命以序为生，生命以序为食。生命以负熵为食，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是生物信息学一个重要观点。即生命依靠从外部环境摄取负熵维持和发展。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生命是远离热力学平衡的，它从环境摄入高级形态的能量，将低级形态的能量排给环境，实际像从环境摄取负熵的能量转换器。即生命的维持和发展是以造成环境的熵增加为代价的。生命中物质和能量代谢的实质，是通过交换从环境摄取负熵。耗散结构理论把宏观系统区分为三种：1、与外界既无能量交换又无物质交换的孤立系统；2、与外界有能量交换但无物质交换的封闭系统；3、与外界既有能量交换又有物质交换的开放系统。孤立系统永远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有序状态，其发展的趋势是“平衡无序态”；封闭系统在温度充分低时，可以形成“稳定有序的平衡结构”；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并存在“负熵流”时，可能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是在远离平衡区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自组织结构，由于存在非线性的正反馈相互作用，能够使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产生协调动作和相干效应，使系统从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生命体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结构，它只有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因而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具有最为复杂而精密的有序化构造和严谨协调的有序化功能。所有生命系统的生长过程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都是有序化的不断增长过程。对前述三种系统，可以以个人、国家为例来说明：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人，难于建立高度有序的生命形态；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也无法建立高度有序的国家形态。孤立封闭的国家，必定走向混乱。只有开放的国家，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取“负熵”，才能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人类历史上那些曾经强大、文明的国家，一定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国度。
       林毅夫先生在《“三个自信”离不开理论创新》一文中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相对于苏联、东欧的转型导致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们的成绩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道路靠制度来保证，我们的制度和当前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但是，国内有一些人忽视了上述成绩，只看到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对我国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偏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理论自信。目前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教材直接翻译自发达国家通用的教科书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论。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以西方主流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双轨制经济是靠不住的。受此理论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进行改革所致，对我国的道路和制度存疑。事实上，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进而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主张以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其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危机不断。二战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而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新理论。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增强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作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学过的知识没有用不上的，还好我苗实早年在宝文理物理系就读的时候，选修过刘宗修教授的《耗散结构概论》课程。封闭没有发展，平衡也没有发展，这是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结论。十九世纪的平衡态热力学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只会自发地发生熵增，自发地走向崩溃瓦解。换言之，开放和非平衡是系统发展的必要前提。普利高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并建立起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有一个简洁的基本公式：dS=deS+diS。按照普利高津的意思，它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论它是物理、化学的，还是生物学、生态学的，乃至是社会、经济或精神的），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即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耗散，从而就可能自发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形成具有一定组织和秩序的动态结构。这里强调的是，通过交换和耗散，只要从环境引入的负熵(deS)大于系统的自发的熵增(diS〉0)，系统整体上就可以实现熵的减少（dS=deS+diS〈0），当系统进入非平衡态，其中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得以表现出来，就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在传统的思维中，涨落仅仅被看作某种不利于系统稳定存在的因素，只被看作干扰、破坏性因素，是人们不希望的、讨厌的东西。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发现是，涨落可以是系统的创新之源，涨落也可以是系统发展的建设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当一定的涨落得到系统整体的响应时，小的涨落就被放大成为引起系统整体进入新的有序态的巨涨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复杂系统，从存在到生成、从混沌之中涌现有序，是不可逆的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我们置身于一个既非全然确定无疑的世界，也非置身于一个全然变化无常的世界，而是置身于一个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系统的发展中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耗散结构理论可概括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可见，要理解耗散结构理论，关键是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耗散结构理论指出，首先，社会是一个开放系统，开放是有序化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要引入促进有序的负熵流，防止形成混乱的正熵流。其次，远离平衡的系统才能发展，要使一个社会达到稳定的有序状态，必须打破僵死的平衡，打破无序。第三，社会系统内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干作用，社会系统中各要素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依赖关系，而是既存在着正反馈的倍增效应，又存在着限制增长的负反馈的饱和效应。这样的反馈是非线性的，因此形成了非线性相干的协同促进作用。第四，社会系统在临界点附近的涨落可能导致突变。在临界点附近，一些微不足道的偏差将会导致整个系统完全不同的发展前途。必须认真研究临界点附近的涨落，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系统转化的时机和方向。普利高津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耗费了近20年心血，即从1947年到1967年，最后终于得到了‘耗散结构’的概念。”基于对耗散结构理论的一点粗浅认识，我苗实下来谈四点不成熟的看法。A，从开放的角度讲，正因为中国三十多年前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个最大的新政策，国门得以大开，国外先进国家的制度，资本，技术，管理，文化，还包括产品，等等，都进入中国，所以整个社会从国民经济的崩溃边缘逐渐回归到生机勃勃，甚至欣欣向荣的状态。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引入，在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强大思想武器后，对思想市场的引领，对社会大众的启蒙，对改革开放的推动，有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而且，现代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存在什么东方西方，经济学只有一个，具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在开放条件下，这些负熵流的进入，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有序繁荣。甚至可以说，没有开放，中国不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也不会达到7000美元。如果把现代经济学不是当作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来看，而是当作西方的精神污染来看，那中国就极可能有重新关闭大门的危险，到了那个时候，封闭就是没有负熵流进入，中国势必又陷入混乱萧条的局面。说白了，把现代经济学视为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不开放的表现，与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内在要求严重不符，甚至背道而驰。我们看，林毅夫先生的态度，在上面的文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用再赘述。另外，改革开放新政策，不仅仅是请进来，而且还包括走出去，它们共同作用，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B，说到打破平衡，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开发区，民营经济，抓大放小，分税制，银行商业化，加入世贸等等，都是如此，一波又一波，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不断扩大。我们看，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只打破技术平衡，不打破制度平衡，甚至不打破文化平衡，明显有局限性，也与改革开放的真实历程有距离。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既是制度性框架，又是现代商业文化，引入中国以后，我们才取得了改革开放之巨大成就，尽管在中国，目前还是半拉子市场经济。补充一点，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打破平衡，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出现和兴起，改变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僵化落后局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市场经济人才，包括思想活跃的经济学家群体。更进一步讲，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啻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乃至改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极为深刻而广泛。C，非线性相干的协同促进作用，譬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支持繁荣了城市，接着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且还多样化，促进了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农民对城市产品的需求增加，又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正反馈，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壮大。我们再看，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引入发展，培养了大批市场经济人才，进入企业政府效力，推动了经济发展进步，接着对市场经济人才的需求增加，与此同时，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又得到深入推广，又是一个正反馈，同样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壮大。试问，我们改革开放，搞得就是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怎么又能把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现代经济学当作西方精神污染呢？如果真的当作西方精神污染，那这就会形成负反馈，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等等。说白了，现代经济学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以及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本来就属于我们，与我们同在。更进一步讲，把现代经济学当作西方精神污染，就是挖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墙脚，是自毁长城，万万要不得。D，社会系统在临界点附近的涨落可能导致突变，譬如改革开放初，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现代经济学的引入推广，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武装起来了，他们到处讲解宣传市场经济，不仅仅影响民众，而且影响决策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可小看现代经济学，它就如同国民经济的秤砣，秤砣虽小压千斤，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初期，对现代经济学认识有偏差，可以理解。如果三十年后，到现在，还在说现代经济学的坏话，那就只能是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了，其罪虽不当诛，但是也难逃混淆视听以捣乱思想市场的重大嫌疑。再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又是一次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高潮。当然，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推动也很大，值得一提。
[写于2015-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