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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两端及对物价的作用 ---关于《宏观价值调控论》的增发货币论
黄焕金
【摘要】本文根据生产过程"原料"与"产品"的两端性，指出任何投资都既有平抑物价的作用，又有上涨物价的作用。生产过程既是一个产品供给的过程，它使物价受到平抑；又是一个原料需求的过程，它使物价趋向上涨。而增发货币的投资，由于必然存在新旧货币共同争夺原料资源的情况，因此它对物品上涨的冲击会更大。原料价格上涨会通过成本上涨链而牵涉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物价，使其上涨。文中特别强调"原料"的"循环往复的圆圈"性质，即各个物品在各种生产过程中互为原料，并没有哪一种物品是绝对的原料，哪一种物品是绝对的产品。 因此，本文对《宏观价值调控论》的主张持有异议。 一 生产过程的两端即是指过程初始的"生产原料"与过程最后的"产品"。尽管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有可能就是另一个生产过程的原料，但对于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或一个生产过程的节点来说，原料与产品是分别清楚的，生产者必须在这具体生产过程中投资购买特定的资源作为生产原料，并生产出特定的产品。 因此，从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来看，任何一个生产过程，它的产品供给对相关产品的价格起平抑作用，而它的原料需求则对相关原料商品产生价格上涨的冲击作用。由此来看，当我们要发展生产以增长社会财富时，我们有可能因这种生产而致使物价上涨，使我们在获得财富时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所以每当经济高速增长时，虽然商品供给大量增加，但物价仍然上涨很快，供给的增长没有使物价平抑与稳定。十分显然，既要想经济高速增长，又要保持物价稳定不致上涨太大，必须尽可能做到以最小的原料耗费去获得最大的产出。 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成本累积而成，因此，当一个生产过程中生产所需的原料价格上涨时，相应的产品价格必定上涨。而这个生产过程的产品价格上涨，就会使以这个产品作为原料的其它生产过程的产品价格上涨。比如，由于是劳动力所必需，粮食是所有生产过程的一种原料，如果粮食价格上涨，那么，所有生产过程的产品价格都会上涨，包括粮食生产本身，因为粮食生产也需要劳动力，从而需要粮食这种作为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原料。 二 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的经济目前处于某种封闭状态T中，在这个状态中，各个商品，无论是作为原料还是作为产品，它们的价格已经因供求平衡而处于某个稳定状态。在这供求平衡里，现有投资以目前的价格购进生产原料，又以目前的价格售出相应产品，并获得均衡利润。现在，由于不满现行经济的低速度运行，按罗运贵先生《宏观价值调控论》的主张，通过中央财政向市场投入一笔新增货币量，用以进行某些基础项目的建设（或其它用途）。这样，经济状态T必定受到扰动，因为新增货币量需要从经济状态T中获得投资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并在一定时期后向T产出自己的产品。 在此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新增货币需要向T购买原材料时，就会与T原先购买消耗相同原材料的那笔投资相冲突。比如，新增货币用于建设高速公路，因此它要在经济状态T中购买钢材等原料，但原先已经有一笔资金在消费着T中的这些钢材；因此就等于有两笔大小不一的资金在竞争同一份钢材；这肯定会使作为原料的钢材价格上涨，或者货币资金贬值。而钢材价格上涨又会使所有以钢材为原料的其它产品的价格上涨，就象石油价格上涨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一样。另一方面，新增的这笔货币资金由于是以钢材为原料来建设高速公路，因此它不会生产钢材产品，不会增大钢材的供给，只会增大对钢材的需求。要使钢材价格保持不变，就要在新增货币起作用的时候，使原先消费钢材的资金处于休眠状态，不再出来购买钢材。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情况：要想多印货币多发行，就要等现在人们手中的钱贮藏休眠起来，不再出来流通；如果一方面现在人们手中的钱在流通使用，另一方面政府又在印货币发行，那么，新旧两种钱交织在一起，只会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今天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增大货币供应量，那是因为中国人存在银行中的钱非常多，它们在某一时期不会在市场上流通，等这些贮藏着的钱要流通时，政府及时将增发的货币收回去，这样才保证物价稳定。这种手法，我们不妨称之为"秘密以钱圈物法"，因为，社会上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源，本来已经有货币与其对应，只是这些货币现在正处于休眠状态，没有购买回它对应的物质商品；这些没有得到购买的物质商品自然就形成过剩商品，也是《客观价值调控论》所说的"生产潜力"或"积累下来的生产能力"之源。于是有权发行货币的部门就乘机增发一笔货币，将这笔物质圈过来。圈过来的物质已经消耗掉了；于是当原先休眠的货币"醒"来时，它只能得到再生产的物质商品，而不再是原先的物质商品。在此同时，乘机增发的货币已经被收回去了，这样它才没有造成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后果。 对于这种因原先的货币购买力休眠而产生的情况，《客观价值调控论》这样说："在该年里，如果该国的居民和企业等，将其历年积累下来的国民收入[指货币收入---本文注]和当年新增加收入的国民收入全部使用完，则所有的商品刚好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货币的财政性发行（或我们所说的发票子），就肯定是没有商品与之相对应，即没有物质保证…然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国原来积累下来的国民收入，往往不会在一年内都用完。有一部分人或企业，可能会把其历年积累下来的国民收入全部用完，但另一部分人则不但没有使用历年积累下来的国民收入，而且会把当年新增加的一部分国民收入也积累下来…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增加货币的财政性发行后，这些货币便可以同原来积累下来的生产能力或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对应，便有了物质保证。"（《客观价值调控论》90－91P）这种新增货币的"物质保证"与这里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即以新增货币来取代休眠货币的作用与功能。但通货膨胀正从这里产生出来。因为当休眠货币苏醒过来，而新增货币又未能及时撤退，就会产生二重货币代表同一物质商品的情况，从而使商品价格上涨。 当然，新增货币的投资作用也会向社会提供一定的产品。比如，用于建设高速公路的新增货币，它的最终产品就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供给会提高与运输相关的经济部门的效率，效率提高会平抑相关商品的价格。因此，正象前面所说，任何一笔投资，既有使物价上涨的作用，也有使物价下降的作用，产品供给方面使物价下降，原料需求方面使物价上涨。 《宏观价值调控论》强调新增货币要投到基础部门中去，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会扩大基础产品的供给量，从而有利于以此作为原料的其它部门的发展。问题在于，所谓"基础部门"或者基础产品，完全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圆圈。比如我们知道，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但是为了生产粮食，我们又需要劳动力、化肥、农机具、柴油等等；如果后种商品的价格上涨，粮食的价格就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反过来，劳动力价格就上涨。最后，你要选择哪一个部门，哪一种商品作为新增货币的投入重点呢？假设我们将新增货币投入到粮食生产中，那么我们需要耗费劳动力、化肥、农机具、柴油等来生产粮食。这样，对粮食的消费者自然有利，因为粮食生产供给增多了。但对目前在经济活动中以劳动力、化肥、农机具、柴油为原料的其它生产活动来说，就不利。比如，我们知道，一旦到粮食生产的农忙时节，城镇工商户就较难雇请到农民工，就必须要花费更大的价钱去雇请他们。可惜现在的农忙时节每年只有一个月左右，否则，城镇工商户就更难雇请到农民工了，花费的代价将会更大。这充分说明，任何一个生产过程，无论它处于多么基础的地位，都有使物价上涨与下降的双重作用。 因此，那怕所发行的货币是无偿供给不用归还的，仍然存在对原料价格上涨的冲击问题。比如《宏观价值调控论》所举事例："假定我们用发票子[无偿---本文注]所得的资金修建一个大水电站，其成本就较低，水电站在向社会供电时电的价格就可以较低。而如果用国债资金修建这个水电站，电的价格就会较高。"（《客观价值调控论》91P）如果单从水电生产过程的"产品供给"一端来看，它确实是非常理想的，因为它供给出来的电可以非常廉价。但从这个过程中的"原料需求"来看，它却因增发货币的作用而对建造水电站所需各种资源造成价格上涨的冲击。建造水电站需要什么材料？需要钢材、水泥、劳动力、各种机器、技术等等，而这些资源只要是被生产出来的，就已经有货币在代表着它们，如果再增发货币去圈这些资源，那么就有双重货币去争夺这些资源，从而使其价格上涨。它的价格上涨会连带到其它方面的价格上涨（比如钢材价格上涨会影响到汽车、房产等其它行业的产品价格上涨）。所以，"天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货币并没有无偿性，无偿增发的货币也不能无偿地圈到社会资财，社会总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当然，如果建造水电站更值得，在效用上比因建造水电站所损失去的其它效用更大，那也是可取的，我们最多将事情看成为了完成一件好事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规模巨大，建造三两个电站所耗费的投资并没有引起明显的价格波动，那也是可取的。但从理论上说，它总会对价格造成上涨的冲击---尽管这种冲击有时候显得非常微弱，特别是增发货币所进行的投资。 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要使增发货币无偿获得建设水电站所用资金具有无偿的意义，建设所用一切物质材料都应该是无偿获得的，不必花费任何代价，否则，无偿获得资金却要有偿购买物质材料，这种购买始终会对这类物质材料造成价格上涨的冲击。但如果我们可以无偿获得这类物质材料---就象我们无偿获得水从高处流向低处所产生的力量那样（水电站不过是将这个力量转化为电力的一种装置而已），那我们又有何必要增发货币呢？这样，所谓增发货币的无偿性就包含着一种悖论：如果增发货币可以无偿获得资金以购买物品，那么这种购买行为将会冲击物品价格，从而使资金的无偿性失去意义；如果所要购买的物品原先根本就没有价格而可以无偿供给，那么，无偿获得的资金将变得多余(就象我们不需要增发货币来购买自然空气那样)。这里的关键是所要购买的物品是否有价格，如果有价格，那么，增发货币所无偿获得的资金并没有无偿的意义，如果无价格，那么，并不需要增发货币来购买它。 三 前面说了，投资用的新增货币会与现存货币争夺原料资源，使原料价格上涨，从而引起经济的其它方面物价上涨。因此，政府一般不直接用新增货币的办法，而用发行国债的办法进行投资。而《宏观价值调控论》则认为发行国债与新增货币都会使社会货币总量增大，它说："从社会资金总量变化方面来看，无论是发国债或是发票子，都同样会增加社会资金的总使用量和总存量"（《客观价值调控论》83P）"假定…社会资金的总使用量为7.5万亿元。我们再假定在该年发行2000亿元国债，其中银行认购1000亿元，企业和个人等认购1000亿元。并且，这2000亿元国债资金由财政投放使用后，再带动2000亿元的配套投资和消费品购买。这样，在发行2000亿元国债的情况下，整个社会资金的总使用量就变成了7.9万亿元（7.5+0.2+0.2=7.9）。而我们假定该年不发行国债而是发票子2000亿元给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将这些货币资金投放使用后，也带动银行等配套投资和增加消费品购买共2000亿元。那么，我国该年整个社会资金的总量也同样是7.9万亿元。"（《客观价值调控论》84P）十分显然，这个事例并不正确。国债实际上只是一张借款借据，它从现有社会资金中借出2000亿，那么，社会资金总量就减少2000亿，就象一个人借100元给别人，这个人口袋里自然会少100元而多一张借据。另外，所带动的另外2000亿也只是原先社会资金总量的部分调动，而不是新增部分。因此，发行国债，会使社会货币资金总量保持不变。而新增货币则会使资金总量增大。正因为发行国债不会使社会货币资金总量保持不变，维护了当前资金所有者的利益（资金贬值等于从背后窃取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是政府选择的通常办法。除非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又无计可施，才不得不暗中增发货币来填补赤字漏洞。因此人们都知道，政府财政赤字的"潜台词"是通货膨胀，它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它不得不增发货币来填补赤字漏洞，而这种货币增发，会起到稀释社会货币购买力的作用，而引起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对于人们的金融资产越来越多的今天，其负作用到底有多大？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在最近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论断：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使居民"遭劫"7000亿！他说："按16万亿元的年内平均余额算，在不考虑名义利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金融资产实际价值损失近1600亿元。估计2004年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升4.2%。按此计算，通货膨胀带给居民金融资产的总损失约为6500亿元。另外，按目前A股市场的情况估计，居民持有股票的账面损失超过了500亿元。加上这一项，2004年居民金融资产本金损失超过7000亿元。" 按GDP增长率9%计算，2003－2004的一年之间，13亿中国人大半年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因为新增的货币收入都被物价上涨抵消了，比如一年12个月里有8个月的收入与上年持平，只有4个月有增加。那么人们新增的实际收入都到哪里去了？显然，它已经被新增货币圈走了，每个人的实际收入都被新增货币稀释了。 记得邓小平在创立深圳经济特区时对深圳人说过一句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形成了中国"开放政策"的基本构想，因为没有开放，哪来资金"杀出血路"。那个时候，中国就连发行国债都没有什么条件，因为民穷。但如果按《宏观价值调控论》的理论，这正好是通过增发货币来解决资金问题的好机会。发钱建深圳，是生产性的，生产会产生供给，从而平抑因发钱所造成的通胀压力。但正象前面所说，任何生产过程都要利用原料，而发钱搞生产，虽然有产出，但对原料的压力更大（因为它等于有双重货币资金在争夺同一份原料资源）。1987年前后中国确实增发了大量货币，全国各地建设热潮不断，到处是工地，一派兴旺景象。但由于基础性原料供给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通货膨胀迅速上升。最终导致1989年以后3年治理整顿的开展。《宏观价值调控论》有一个基本观点：只有具备了生产潜力，才能增发货币来对之加以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个生产潜力自然包括基础原料资源的生产潜力。这确实是一个高明的思想。不过，什么才算生产潜力？它是如何形成的呢？沉睡在地下的煤碳算是生产潜力的体现吗？还不算，要建好矿井，能够将煤碳挖出来，才能形成生产潜力。这样，除了自然空气等极少几种天然资源外，要形成生产潜力，就必须要投资，（以货币的方式）投入人力、物力。而这种投入，就已经是生产潜力的价值代表与货币代表。因此，要使生产潜力开发出来，只需要它原先的货币代表发挥作用则可，不必需要新增货币来代表与开发这些生产潜力，否则，就会产生双重货币代表同一个生产潜力的问题。比如，假设我们用1000万元购买劳动力、设备与其它材料开发一个煤矿，并将100万吨煤挖出运到地面上来。这样，这100万吨煤的成本价值就是1000万元，即我们用这已经分散到劳动力、设备制造商与其它材料商（比如水泥商、电缆商、水管商等煤矿所用物品的提供者）的这1000万元投资所回笼的货币能够购买回这100万吨煤（忽略100万吨煤所包含的利润产值）。显然，我们不再需要新增货币才能购买这100万吨煤，如果你新增货币，那么它就已经与上面这1000万元资金相矛盾，与它的众多持有者的利益相矛盾。 而《宏观价值调控论》则强调，人们从一个企业中获得的收入与这个企业的实际物质生产能力并不一定相等，"一国积累的国民收入（社会资金）的量，同该国到这时期积累的生产能力的量相比，并不一定相等。"（《客观价值调控论》89P）按此说法，向煤矿提供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与各个材料提供商从中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并不一定等于煤矿所形成的实际煤碳生产能力，如果煤矿所形成的煤碳生产能力大于这些生产要素的收入，那么，我们就有物质条件增发货币去代表这些大出来的煤碳物质，从而用钱圈到这些物质。这个理由说得通吗？按上面事例的数据，开办一个煤矿需要1000万元，当煤矿开办好了，有煤产出后，这1000万元已经流到为煤矿建设提供各种原料（包括劳动力）的供应商手中。此时，无论煤矿的煤碳生产量是多少，只要它是在这1000万元投资之下生产出来的，它的产值（价值）都是1000万元（忽略利润产值不计），即供应商手中所获得的这1000万元，可以完全购买回这个煤矿，反过来，煤矿的所有资产，包括煤碳产品，它的总价格是1000万元，如果它的总价格高于1000万元，在市场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高于1000万元的部分就是非正常的超额利润的获得。因此，在忽略利润产值不计的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增发货币去代表这个煤矿的资产与煤碳产品，无论这些资产与煤碳产品在物质量上是多少，它在价值（产值）量上始终只是1000万元，始终只用1000万元来代表。 货币只能从价值（产值）上来代表物质财富，并不能直接从物质财富本身的量来代表物质财富。因此，《宏观价值调控论》想通过物质生产能力大于国民的货币收入，然后再用新增货币去代表物质生产能力大于原先货币收入的部分，这种让旧货币代表价值，而让新货币直接代表物质的办法，并不能说得通。货币无论新旧，它都具有相同的作用，即以价值（产值）的方式去代表物质财富。比如，一个手机生产企业5年前生产1万只手机的产值是3千万元，因为当时的每只手机可以卖出3000元价格。今天它生产1万只手机的产值只有1千万，因为今天的每只手机只卖出1000元价格，并且今天的手机品质要比5年前的好得多。如果按相同产值计，今天企业要生产出3万只手机，才能与5年前1万只手机相等。可见，物质生产能力大并不等于产值大，也不等于所需代表的货币量要大---因为货币只直接代表产值而不能直接代表物质产品量。相同的3千万元，5年前只代表1万只手机，而生产力更强大的今天却代表了3万只。而按《宏观价值调控论》，3万只手机必须要更多的货币来代表，因此就有理由增发货币来代表多出来的2万只手机。而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手机肯定越来越廉价，这种廉价说明相同的手机量所需要的货币代表量越来越少，反过来，相同货币量所代表的手机物质量越来越大，不需要追加货币量去代表新增的手机物质量。 不过，与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相反，《宏观价值调控论》主张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增发货币来购买世界各国的新技术，"1966－1978年…尽管少数经济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但是我国毕竟同许多国家有着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世界各国引进（购买到）许多新的技术，因此，从技术方面讲，我国在这个时期里存在着巨大的生产潜力…总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地需要大量的货币资金。"（《宏观价值调控论》157P）如果当年的中国可以通过自己印钞票去购买世界各国的技术与产品，那么，中国还需要对外开放以引进资金吗？记得195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苏联要中国归还援华资源，但中国没有美元等硬通货，而苏联又不接受人民币。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令，用火车运送大量生猪给苏联，才解决问题。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引进外资，因为只有引进外资，才能利用这些外资去购买外国的商品与技术，以支持国内的改革与建设。至今，人民币还不能在国际市场自由流通，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成为国际市场的"硬通货"。 《宏观价值调控论》想要人民币成为硬通货，愿望非常好，但现在条件仍不具备，更不用说上世纪50－70年代了。 四 《宏观价值调控论》中一个较全面论述客观价值调控论的段落应该是："客观价值调控理论提出的解决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方法，是由中央银行直接无偿投放较大量的货币资金给中央财政和政策性银行，通过中央财政和政策性银行等的作用，首先是加大对某些产业（如能源、交通、农业、原材料工业等）和科技、教育方面的投资，努力扩大社会总供给的能力。其次是依据社会供给能力扩大的实际，再扩大社会需求能力。同时使供给和需求都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宏观价值调控论》130－131P）这个构想不可谓不完美，通过充分供给财富创造与流动的"润滑剂"---货币，而首先解决供给瓶颈问题，再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但正象前面所说，任何投资都构成一个生产过程，从而产生对原料的需要与对产品的产出，其中，产出可以平抑物价，但对原料的需要则会上涨物价。几乎所有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物价上涨都是这样产生的。而所谓生产"原料"，也象前面所说，具有一种"循环往复的圆圈"的性质。因为，当我们以农产品作为经济基础的原料产品进行生产时，它同样需要其它原料物质，如需要劳动力、化肥、农机具、电力、种子等等才能生产出来。因此，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最初始的"原材料"工业与物质，任何物质只要它是被生产出来的，就一定以其它物质作为原料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前提。我们知道能源是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原料性物质，没有能源，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会马上终止。但能源作为被生产出来的物质，它必定需要某些物质才能生产出来。比如电力是能源物质，但我们生产电力则需要电厂，购买煤碳，需要技术，需要人力等等；而建造电厂与煤矿就需要数不清的各类物质，这些物质都是电这种原材料得以生产出来的原料。反过来，要生产出这些原料，也需要电这种物质作为投入的原料。所以，只要是被生产出来的物质，无论它是多么基础性的物质，都必须要以其它物质作为原料才能生产出来。这说明任何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两端"性。 每个政府都知道教育与科技非常重要，很想优先投入加以大力发展。但是，如果经济的其它方面还未得到较大发展，就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来发展教育与科技；而资源不足，增发货币也就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教育科技没有得到发展，则经济也不能得到较大发展，因为教育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按《宏观价值调控论》的主张，增发货币以投入教育科技事业，让它得到迅速发展，这确实是非常好的主意。但正象前面所说，教育科技作为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它必定需要其它资源才能生产出来。而增发货币以生产这些产品，就必定与现存货币共同争夺这些资源，最终会使其价格上涨，造成整个经济的物价上涨。比如要重视教育，就要多建学校，给教师多发工资，高薪聘请国外教师任教。如果你是增发货币来办这些事，那么，多建学校就会对目前建材市场的供求产生额外的作用（因为货币是被"额外"增发出来的），使建材价格上涨，建材价格上涨，那些通过正常积累而得到货币收入的建房者，就会因此吃亏。同样，用增发货币的办法增发教师工资，这些货币会流到食品消费市场，从而使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原先正常积累货币的消费者就因而吃亏。 所以，用增发货币的办法来办这些事，并没有增进发展的作用，只是一种"零和游戏"和资源的重新分配。 不过，这种办法并非一点意义都没有，它确实可以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带来一个简捷的手法。比如政府要重视国防建设（造原子弹与卫星），就增发货币用于国防建设，让它能够购买到国防建设项目所需的一切资源原料。因为任何货币都有一个基本作用，即能够"圈物"（暂不说货币圈物后能否有效生产），增发货币也不例外；只是增发货币由于要与原先存在的货币相竞争，所以圈物的能力被（原先存在的货币）稀释了，弱化了。假设现在社会上有1万亿元产值的资源，现存货币也有1万亿元与其对应。现在，政府要增发货币2000亿元以圈这些产值中的部分资源，这样就是1.2万亿元货币对应1万亿元产值的资源，其中新增的2000亿货币占有1666.6亿元产值的资源（增发货币后单位资源的价格由1元提到1.2元，货币购买力被稀释了）。虽然圈物能力弱了点，但毕竟圈到了"大事"所需的物，使大事可以办成。 所以我们见到原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原苏联）的历史上，它确实办好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发展起了规模庞大的军事工业，但另一方面，象食品、日用品等方面却又非常缺乏，人们购买日常所需经常需要排队。这正是因为政府通过增发货币圈物，使社会资源产生人为调配的结果；通过增发货币，政府可以将社会资源调配到它想要到的地方。不过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调配社会资源却连货币手段都不需要，下达指令将物资无偿直接调拨到想去的地方则可。 货币圈物的作用与结果，就象今天股票在股市圈钱的作用与结果一样，没有二致。今天中国的股市，已基本上沦为"上市圈钱"的股市，因此，当今股市长期低迷不振就不难理解了。当不断上市的股票将股市上仅有的几个钱圈走后，除非再有大量资金拥入，否则，股市永远低迷不振。股市圈钱的现实，会使我们更清楚看到货币圈物的后果。 五 不过，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始终还是由人印制并发行出来的。货币的本来形态是金和银，纸币则以金和银作为背后支持的信用而发行。因此，纸币本来与金银保持一定的比例，以保证它的信用。虽然这种金本位制不再适合于当今人类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但无论什么货币形态都要讲信用，却是不变的。货币讲信用，就是要维护货币的稳定购买力，如果货币不断贬值，那么它的信用度就会下降。 货币的基本作用是支付作用，即能够随时购买到想要的商品。货币的其它功能都是以此为核心而获得的。如果货币丧失了支付作用，那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等等都失去了意义。而货币之所以具有支付作用，就是因为货币具有信用性，没有信用性，货币就谈不上有任何支付作用。而要维护货币的信用性，就不能随便增大货币的发行量，要以经济发展的相应水平来发行货币。 那么货币根据什么经济发展情况来发行呢？按马克思的思想，货币只根据社会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来增发，一般即按经济增长的程度来增发。比如一年内经济增长9%，那么新增货币发行量也是9%。但为什么现实情况中新增货币量往往大于经济增长量呢？那是因为有许多现存货币处于前面所提到的"休眠"状态，这些休眠货币暂时退出流通领域，暂时变成贮藏货币而不发生支付作用，因此就可以适当增发货币来取代休眠货币的作用。但你不能增发太多，否则休眠货币一旦发现它原先的地位遭到取代，它的购买力遭到贬值，就会觉醒，拥入流通领域而与新增货币共同争夺商品资源。 著名的弗里德曼主张"确定一个固定的货币量年增长率，而无需变动此增长率以应付周期性波动"（《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第268P）。最初他确定的"最理想"的货币年增长率为5%。但后来他宁愿选择2%而放弃更高的5%，因为他后来主张"2%的增长率可能比5%的规则更好"（《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第289P）。这说明，作为著名货币数量论者，弗里德曼对货币增长率的选择非常谨慎。 因此，一个国家所具有的货币金融的经济力量并不是靠不断增发货币实现的，而是靠长期的积累而获得的，靠每年新增经济增长的水平来积累。如果一个国家刚刚开创，那么它必须要有黄金或者其它交换价值可靠的物资作为信用基础，才能发行第一次货币。当然，国家运作时间长以后，有了积累，也有了一定的国家信誉基础，因此人们会相信国家的信誉，接受国家所不断增发的货币。但正象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即意味着通货膨胀那样，国家在许多时候会滥用人们对它的信誉，而经常干滥发货币从而稀释人们手中货币购买力的行为。前面说了，这实际上是从背后窃取民众资财的行为。 《宏观价值调控论》中以生产潜力为基础不断增发货币的主张，是否产生"稀释人们手中货币购买力"的作用呢？按上面的论述，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作用。 200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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