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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至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举办了第6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来自国内外近4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对我国扩大内需的目标定位和政策选择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提出扩大内需，10年来并未有多大突破，相关方面的改革滞后是主要原因。今天再次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在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地在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走出一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路子。
一、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首要的战略选择
与会专家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出多方面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与会专家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世界经济走向衰退，对我国将产生重大冲击，尤其是海外需求下降，出口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有的专家认为，我国当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系统几十年运行的一个结果，外部因素只是加速了我们这轮经济下行的速度，没有改变整个中国经济演进的方向。有的专家指出，进入新阶段，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多年来，出口和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出口导向的路子很难走下去；随着高成本时代的来临，靠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实现低成本投资扩张的路子也难以为继。外部环境的恶化，暴露出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正是将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的重要时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政策的首要战略选择。
保增长最重要的是保内需。有专家指出，我国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的衰退，保增长的目标不是简单的保两位数甚至更高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保内需，靠公共投资和消费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稳定、有效率的增长，提高内需增长对拉动经济的贡献率。这不仅是短期内应对金融海啸的重要手段，也是长期内转变出口导向的战略举措。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经济全球化红利的缩减，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切实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稳定，从而走出一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共同期盼。
二、构筑经济社会安全网，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内需的压力
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宏观经济正面临三个方面调整的压力：一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二是经济周期调整的压力；三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在这个调整的阶段，需要采取积极的经济社会政策化解社会风险，避免国内需求下降的太快。
构筑金融安全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当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政策稳定资本市场。有专家指出，金融危机使得每一个人的资产缩水，穷人支付房贷会更加困难，实际需求能力下降。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全世界有42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逐渐呈加速的趋势。到2006年6月，全球共有9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另外还有20多个国家正在研究、计划和准备实施中。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需求的冲击。从我国的实际看，无论是防范金融风险，还是扩大内需，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构筑防洪堤。目前，首要的是建立金融安全网。我国负责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和负责审慎监管功能的监管机构都已存在，现在缺少一个存款保险机构，金融安全网存在这样一个漏洞是非常危险的。建设存款保险机构是提高公众信心，保护存款人特别是大多数中小存款人利益的重要保证，对实际支付能力的下降也将起到一定缓冲作用。
建立健全社会安全网。与会专家指出，面对宏观经济调整的压力，需要有个过渡，也就是一定要有个社会安全网，使得职工下岗失业以后能够有生活的保障，才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当务之急我国要加快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尤其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跨省市的转移和续接显得十分紧迫。有专家建议，应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基本收入制度不仅能够消除相对贫困，保障基本需求，而且能够作为一种经济激励方案，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投资。
将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有专家指出，应完善人口领域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加大人口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特别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满足广大农民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现实需求。实践证明，公共服务支出对降低私人支出成本，稳定预期，提高消费率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新阶段扩大内需，关键是从改革中寻求出路
与会专家指出，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依赖于制度障碍的消除，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落脚到改革上。
通过改革破除扩大内需的体制性障碍。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提出扩大内需，10年来并未有根本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改革滞后，例如，由于资源价格改革滞后，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人为压低资源价格、不计环境代价基础上的；由于农村改革滞后，广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村潜在的消费市场难以启动起来。有专家指出，这次扩大内需与过去相比，重点领域有很大的不同，政府应当把更多的资源投到资源环境领域、社会领域和农村大市场中去。因此，我们再次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在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地从改革中寻求出路，以解决扩大内需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与会专家指出，2007年，我国在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4倍多，达108亿美元。如果放开能源价格，使其能够反映供求关系，新能源开发投资需求还会更大。2007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3387.6亿元，仅占GDP的1.36%，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２%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俄罗斯2000年1.6%的水平。如果把比重提高到1.8%，以2007年的经济总量水平，当年在环境领域的投资额需要达到近4450亿元。还有专家指出，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对拉动内需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前提条件是政企分开。目前我国的铁路改革严重滞后，铁路体制是在中国唯一的政企合一的体制，即使发铁路债券，主体都是铁道部，而不是铁路公司。这种情况下，如果铁路体制不改革的话，即使国家再增加几千个亿的投入，也难以带动民营资本的投入。从现实的情况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使之在加大国家投资的同时，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范围。
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扩大社会投资需求。新阶段我国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必然会大大提高公共投资的比重。有专家估计，最近几年广大社会成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每一年的消费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按照中改院测算，广东省在2020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投入5000-8000亿元。从全国情况看，保守地乘上10倍，12年中需要投入5-8万亿元。由此看来，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是十分有潜力的。由此看来，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是十分有潜力的。如果未来5-10年能够在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方面有重要进展，公共需求方面的投资会逐年明显增大。而且，从中长期考虑，改善民生，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必然会为扩大内需奠定重要制度保障。
推进农村改革，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会专家指出，扩大消费的力量最主要的在农村，如果整个农民能够提高消费，整个国内市场就会启动，我们也将逐步从依赖外需转向依托内需。目前，我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在0.72，农村为0.85。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块钱收入，城市人花掉0.72元，农村人花掉0.85元。考虑到有2/3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从短期看，重点是提升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增收，促进一般消费的增长。对于城市居民，则可以考虑发物价补贴和提高薪酬，这样做城乡居民都会满意，还能扩大内需。从中长期看，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为广大农民创造公平发展和提高收入的机会，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全局的重点所在。
四、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与会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累积了许多结构性矛盾，如果不适时做出结构性调整，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引发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仅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使宏观政策调整与重大改革有机结合。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与会专家指出，财政支出政策调整要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放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增值税转型，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
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有专家认为，短期内可以采取松的货币政策，但长期内不宜大量放水，因为大量放水是造成今日困境的原因之一。可以考虑采取一些不需要放松货币政策的办法，例如，借鉴1998年国务院采取的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建立中小企业贷款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扶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专家认为，应坚持“政策救市”与“制度救市”兼顾，在稳定资本市场方面有所突破。货币政策的松动还要与银行改革相结合，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农村、落后地区，由此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
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与会专家指出，改革30年，社会事业成绩很大，但也存在“总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结构和关系严重失衡”的突出问题。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应主要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与会专家建议，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长的同时，应当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上，不仅要注重为正在工作的人提供保保障，还应把其他群体（包括失业人员）都纳入保障范围，以工资、资产等收入作为缴费基础，使社保体制变成一种可持续运作的体系。有专家还指出，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中，还有大量“负福利”的现象，就是一些福利反而增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对困难群体是 “负福利”。这应当在下一步公共服务体制创新中得到充分考虑，高度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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