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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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书法泰斗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1903年，时年20岁的马一浮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当时美国圣路易斯正举办第12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ZF名义正式参加，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团长），因马一浮精通英、法、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种外文，被聘为驻美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兼博览会中国馆外文秘书。

　　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文书籍，并翻译了不少著作，一有空便去逛书店。一次，他正患重感冒，仍前往经常光顾的约翰书店淘书，发现了一部英文版《资本论》，这部书他在国内就已经听说过，遂大喜过望，掏钱买下，回到家就如饥似渴阅读起来。他写的《一佛之北米居留记》里有如此记述：“二月初二日……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文中“北米”即“北美”，“马格士”即“马克思”，“一佛”为当时马一浮的字，他当时名浮，字一佛。

　　马一浮目睹美国社会现状，对华人遭受歧视深感痛苦。他在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须人纳500金圆，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又写道：“闻圣路易斯大学等，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令诸生演说。在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亦被写成让人笑骂的无赖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清ZF腐败，中国人民尚未觉醒，而受美国歧视。”有鉴于此，他对《资本论》特别感兴趣，决意要将其带回国去。后来，他到英国、德国游学，还买了本德文版《资本论》。

　　1904年5月6日，马一浮从美国回到祖国，将自费购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他将英文版《资本论》赠总角之交谢无量，德文版《资本论》送给当时还是光复会干将的国学扶轮社负责人刘师培。后来刘师培叛变革命投靠两江总督瑞方，国学扶轮社被抄，《资本论》流失于旧书摊，被谢无量发现（一说被马一浮好友马君武发现）。谢无量见有马一浮题款，遂将其购回，物归原主。

　　1937年，竺可桢邀马一浮以大师名义到流亡中的浙大开国学讲座，马一浮将这部《资本论》送给了浙江大学。

　　马一浮无疑是将《资本论》带回中国的第一人。竺可桢在日记中曾两次讲到马一浮与《资本论》的事。一次是听向达说起马一浮第一个将《资本论》带回祖国；一次提到马一浮当年还翻译了《资本论》，后来将译稿送给了浙大。解放后院校调整，浙大分家，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一浮所赠之《资本论》也就成了杭州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了。前些年，杭州大学又并入浙大了，不知这部《资本论》还安在否？（斯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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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5 09:18:2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马一浮与《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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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 pinggu 大学图书馆 weibo 杭州大学 资本论 中国

许涤新苦读《资本论》侧影

这本书扉页上许涤新的手迹记载了他当时读《资本论》的一些情况

大概是两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从北京某旧书店购得几种许涤新同志（1906~1988）的藏书，其中一部是《资本论》第二卷。从此以后，每逢同事、学生到我家里聊天、讨论问题时，我总要把这本书从书柜中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展示给他们，让他们欣赏，末了，还总是不会忘记问他们一句：有何感想？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资本论》，这是我国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同志的藏书。细说起来，它还是许老当年在牛棚里认认真真读过、并在很多书页的天头地脚处密密麻麻地做了大量笔记的一部《资本论》。

　　在这部《资本论》第二卷的扉页上，有两段许老的手迹。其中左边的是：“一九七○年十月八日购于北京西单商场中国书店涤新”。再把扉页右边的另一段手迹以及第584页（正文最后一页）、第588页上的两段手迹串起来，便构成了许老当年多次读《资本论》第二卷的时间表：也就是说许老是在40多天里，就将这本书读了一遍（也许还包括读第一卷，因为许老在这本书里没有留下第三次开始读第二卷的时间）；整整半年后，他又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再次读了一遍这本书，并且“写完这一卷的笔记”！而这两次，在许老读《资本论》的历史上，则是第三、第四次。

　　我的手头还有几本有关许老的著作。其中两本分别是许老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的初版和修订本。还有一本，是方卓芬（许老夫人）和方梧（许老夫人侄女）合著的《回忆许涤新》（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得到许老读过的《资本论》第二卷后，我又翻出了这几本书，从中进一步了解到许老当年读《资本论》的一些细节。

《回忆许涤新》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和回忆：

　　1）“1967年12月18日，被中央一办专案组关押在统战部牛棚中审查、劳动，一共5年。直至1972年12月经周总理批示，住宣武医院监护治病半年。”（该书第199页，《许涤新年表》部分）

　　2）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黑帮’们的处境进一步改善，专案组准许他们每月一次，去西单洗澡、理发、买点东西，当然，是有人管押的。许涤新渴望读《资本论》，要求管押人员带他到新华书店买书，钱不够，先买第一册，分三次才把全书买齐。”（第51页）

　　3）“他一句一句地细嚼着，回味着。……他以惊人的毅力，利用交代问题节余的纸张，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札记。……他有一首断句，反映他夜读《资本论》的情景：夜半水沸红茶泡，炉边细读《毕卡它》（‘资本论’音译）。”

《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的初版《后记》中写道：

　　“这是我在接受严峻考验的日子里，在重温《资本论》的过程中，写出来的笔记。”

　　“这次重温《资本论》，真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感到无限亲切！……我感觉到马克思的这部光辉巨著，不仅一针见血地刺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了科学的预见。这是多么使人感动啊！但是，读完一遍之后，回头一想，脑子竟然‘空空如也’了。岁月真不饶人，年近七十的人，记忆力竟然这样衰退下来。怎么办呢？难道因为记忆力衰退就‘坐而待毙’么？办法是有的，办法就是写笔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就使我有可能把多年来憋在肚子里的话说了出来，把多年藏在心里的对‘四人帮’的痛恨吐了出来。我就在去年（指1977年，笔者按）挥汗如雨的炎夏，欣然命笔，把这部笔记又再修改一道，把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谬论，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这样，就有了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初版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由于该书初版于1979年5月，按照许老后来的说法，其中的“‘左’的残余，还未完全肃清”，因此，4年后，经过全面修改，该书出了修订版。

　　在这本《资本论》第二卷上，我看到了许老所说的他按照《资本论》的结构，亲笔所写的读书笔记：所有笔记均位于每页的天头地脚，一般每页七行（天头四行，地脚三行），每行大约35个字。这一卷的笔记共26节（部分），每节平均在10页左右，也就是说，每一部分的笔记大约有2500字。《资本论》第二卷的正文有584页，许老所写的笔记，几乎占了一半页码，有270多页，在7万字左右！（按：《回忆许涤新》一书中说，“札记”是写在“交代问题所节余的纸张”上的，根据笔者判断，“笔记”很可能是由“札记”整理而来的，因为它已经非常整齐了——当然，笔者未曾见过许老的“札记”，只是揣测而已。）

该回到本文的开头了：我为什么要把许老读过的这部《资本论》经常拿给我的同事和学生去欣赏，而且还要问问他们的感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觉得，今天的学界，多少总是有点浮夸了，认真读书、尤其是认真读经典的人太少了；就是在高等文科院校中，认真读书的学生和教师，都不是很多。

　　多少年来，我们经常说，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发展和中国化的前提，首先就得弄懂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这就至少必须认真阅读几种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那么，怎么才算认真阅读呢？尤其是像《资本论》这样大部头、而又不能不读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经典著作，恐怕要真的弄懂它，就得下许老那样的功夫——许老曾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他前两次读《资本论》，其实“并不大懂”、“不甚了了”——这大概不能简单地当作是许老的谦虚吧——而在今天的社会上，特别是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大凡讲点或读点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和博士们，几乎都敢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学家，随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指手画脚了，但真正能够坐下来认真读马克思原著的人，又有几人？面对先生当年读过的《资本论》，遥想他们那一代读书人，怎能不感慨万千！

　　（王保贤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一部讲解《资本论》的好书

　不久前，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学者宫川彰撰写的《解读〈资本论〉（第一卷）》一书中译本。作者长期从事《资本论》的研究与讲解工作，不仅在高校教学，还坚持组织日本的工农大众学习《资本论》，因而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既转述、诠释《资本论》的内容，又对其中的重要概念和观点进行梳理和评析。例如，该书在解读《资本的总公式》一节时，将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功能差异梳理为一个“一览表”，使读者一目了然。又如，资本在运动中要获得剩余价值。作者就此发出议论：以资本为基础来赚钱，绝不是一时的、偶然的想法，它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实现了如此之大的增长。这种惊人的增长究竟拥有什么样的根据和秘密呢？接着点明，就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资本运动和价值增殖，都是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进行的。

　　在阐述《资本论》中的原理、规律和观点时，注意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作为佐证。例如，作者对日本媒体报道的“丰收饥饿”一词做了评析：丰收却不得不忍受饥饿，这种奇怪的状况经常发生。而学习《资本论》后，就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丰收却造成饥饿的现象。又如，在解读《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一节时，作者引用英国《工厂视察专员报告书》中的有关材料贴切而形象地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厂主来说，让工人多干几分钟，就会增加不少利润。

　　作者信仰《资本论》是科学理论，是劳苦大众的经济学，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解读和宣传《资本论》。该书用实际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例如，用日本的实际资料说明，一方面是高失业率，另一方面是设备过剩而被闲置出来——其实对劳动者和社会来说并不过剩，只是对资本来说由于没有利润而过剩。该书的理论解读大多生动形象、入木三分。例如，在论证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时说：“雪球最初还是雪块的时候，比较难滚，太轻的话不容易滚，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周围的雪好像不劳而获一样会一起沾上来。”（卫兴华）

《资本论》研究存在两个偏向

11月12—13日，由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主办，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三次会议在西安召开。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会者围绕《资本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基础、《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等展开了讨论。

　　与会代表提出，目前《资本论》研究存在两个偏向：一是用《资本论》中的只言片语批评当前的改革开放，二是在没有准确掌握《资本论》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随意批判《资本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国家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乔学光在致辞中说，总结这30多年的成功经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正是这样一部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著作。

　　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区别开来。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几个变量问题，中国的经济实际问题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释的，没有必要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他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分析：首先，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其次，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次，寻求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最后，寻求科学的发展道路。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何炼成将《资本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再分配、文化产业等实际问题相结合，强调了研究《资本论》的价值和现实需要。复旦大学教授严法善提出，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要看到进一步深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从而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推动改革开放。

　　（记者陆航 杨晓娟）

2011-11-21 14:21:50

　

http://www.gmw.cn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郭大力：《资本论》首个中文版本译者

2011-09-14 09:21:26　来源：党史文苑

１９３８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全译本首次在我国面世。６０多年来，《资本论》再版十几次，影响了几代人，但作为《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郭大力其人其事却鲜为人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乱中，郭大力为尽快地把革命道理传播给中国人民，曾经呕心沥血，历尽艰辛，做了大量工作，其精神感人至深，其事迹也颇具传奇色彩。

    盛年翻译《资本论》

郭大力生于１９０５年，江西南康人，抗战时期正当盛年，学识也日臻高深，翻译《资本论》的条件业已成熟。早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时，郭大力受到影响，就萌发了翻译马恩著作的念头。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马列著作的全译本，只有为数很少的节译本。１９２８年，郭大力在杭州结识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两人志趣相投，商定共同翻译《资本论》。这一决定，使郭大力与马恩著作结下不解之缘。郭大力才华横溢，学术造诣很深，但毕竟在大学学的专业不是经济学，而是化学和哲学，在翻译过程中，感到自己对古典经济学素养不够。于是，他一面在上海光华中学教授英语，以维持基本生活；一面自修德语和钻研古典经济学，先后发表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伊利的《经济学大纲》、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洛尔贝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朗格的《唯物史论》等一批著作的中译本，为翻译《资本论》打下了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