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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些年有一个说法，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情况是不理想，可是预算法就是一个进步啊。一方面仍然很不理想，另一方面有很大进步。有人担心，进步了一些的预算法能够落实多少。的确现在一些事情还是一句话说了算，但是有个架子搭起来，总比没有架子好，架子也会慢慢结实起来的，至少我们希望它会这样。谈到人大对政府的制约，哪怕只是在理念上能够确立起来，也是好的。虽然代表不是选举出来的，但是比方说圈定了五百位代表，这五百位里头就会有比方说二三十位冒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的过程，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观察得到。
中国的情况实在复杂，局面非常困难。但是预算法虽然还是很不理想，却已经取得了那样大的进步，这里面财政专业学者的贡献非常明显。这样的工作，长远来说是很有意义的。高峰论坛之类，不晓得花多少钱，看起来非常风光，相当程度上也是与学官热衷于与洋人合照、热衷于与洋人签署合作意向一样的表现，过把瘾而已。但是我们看看发达国家的国会、议会，他们讨论争吵的，却主要是这笔钱该不该收，那笔钱该不该花。国会主要就是干这个事情的，而不是鼓掌、举手，“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纳税人理念是根本性的理念，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具体到各级代议机构，最大数量的工作，就是你这笔钱有没有民意基础，有什么法理依据。所以我觉得类似预算法建构或者重构这样的工作，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里面，是根本性的工作。中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建构“现代财政制度”，重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预计2016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至少这些表述都比较积极。
2000年我有一个随笔集在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题目叫做《我们都是纳税人》。这个集子的价值，可以说主要就是让“我们都是纳税人”的说法醒目地上了封面，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种说法因为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路格格不入，一直上不了台面。固然“我们都是纳税人”这个命题，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坚实结果，但是当时官方的舆论是误导民众的，比如人民日报的一则新闻评论，就渲染工薪阶层的一位因为月收入超过800元了首次缴纳了12元个人所得税而进入了“纳税人”行列的自豪感。那时候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消费的过程就已经缴纳税款了。
直到现在，所谓“西方价值观念”在我们这里还一直是一个敏感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还提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刚才，张曙光老师提出开展孙中山先生“五权分立”思想的讨论，以绕开“西方价值观念”的指责。我以为讨论司马迁的市场经济理念，可能更加有意思，因为从思想深度来说，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和司马迁，都远远超过后来的孙中山。
“市场经济的理念来自西方”，是六十多年以来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对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危害非常大。市场经济的基石，就是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就是老百姓都知道的“物以稀为贵”。
站在供求决定论或者说市场决定论对面的，则是劳动决定论或者说劳动价值论，说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原始森林和未开采的煤炭石油乃至我们的钓鱼岛，都没有价值了，它们并不包含人类劳动。这样不科学的理论，老百姓不会接受，只有高中读书很用功的学生，才能够背诵“商品的价值由凝集在商品里面的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来决定，而价格可以围绕价值波动”这样的说教。他们也不相信这种说教，所以背书背得好辛苦，因为背不下来就不能通过考试。劳动决定论是整个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的计划经济把资源的价格定得很低。直到现在，开采一吨原油，还只需缴纳几十块钱人民币的资源税。在价格机制方面，俄国人拨乱反正做得比我们彻底，它采用征收出口关税的做法，折合过来，相当于每吨一二百美元甚至更高的资源税。一样东西的价格压得太低，群体而言人们是不会珍惜它的。劳动决定论导致我们的资源效率在全世界垫底。我们的增长之所以是拼资源的增长，我们的环境之所以破坏得这么厉害，根源就在这里。
其实，中华文化一直信奉市场决定论。首先，没有受过劳动决定论毒害的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为贵”，都知道供不应求价格就上去，供大于求价格就下来，这和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一致。另外，我们的老祖宗都准确表述过市场决定论。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国蓄》篇，就明白写着“夫物多则贱，寡则贵”，这就是供不应求价格上去供大于求价格下来嘛。现在，全世界普遍认可市场经济最深刻的表述，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念，新西兰的一位学者却发现，比他早一千八百多年，我们司马迁就已经做出同样深刻的描述。
事实上，《史记•货殖》篇写道 ：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不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念吗?可是，我们的司马迁，比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
硬说市场经济理念来自“西方”，难道不怕愧对先人吗?开一个研讨会，发掘普世价值的本土资源，不仅仅是经济学思想史的课题。更高的层次，应该是吸取人类社会所有优秀成果，把中华文化融入普世价值，这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贡献。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民意和民权得以伸张，这是我们的理想。即使在环境严峻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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