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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源于认知的局限
陆 铭*
最近的经济危机让人们不禁要问，宏观经济学怎么了？最近在欧洲访学，感觉是凯恩斯已经回来了。这是鲁汶大学著名的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家Paul de Grauwe教授给我的回答，而我的问题原来仅仅是非常谨慎的，“您认为这次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会再回归凯恩斯主义吗？”
上世纪的最后20年里，基于理性预期假设的有效市场理论占据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根据这样的理论，市场价格会对实体经济的状态作出反映。以此为基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里，经济周期的来源就是一些外生的来自于技术、禀赋和偏好的冲击，同时，如果市场对冲击的传导比较慢，价格和工资存在粘性特征，人们来不及对自己的计划做出调整，周期性的波动就会产生。正是因为理论界和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信有效市场理论，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了放松管制的做法，其中的结果之一就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但问题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从来就不是“有效的”，价格通常都会偏离基本面，存在着泡沫或者衰退，这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就将前者的货币风险和后者的信贷风险混在了一起。具体来说，商业银行欠储户的钱是短期的，而它的投资则相对是长期的，一旦股市和房市出现下跌，银行就会出现流动性不足，从而使银行面临支付危机。
Paul认为凯恩斯理论的精髓是，他从人的“动物精神”出发来构建他的理论，而这种“动物精神”是指人天然地会对事物的趋势做乐观或悲观的判断。人在进行决策时，会观察悲观或乐观的人谁收益更高，于是，他就会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态度。于是，如果当更多的人采取悲观的预期时，可能悲观就是一个收益更高的态度类型，于是这会使一些乐观的人调整为悲观。这样的行为规律是人们面临信息不充分的世界时的反应，而且是理性的做法，其根源在于人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也正是这样的行为导致了经济繁荣或衰退的周期性波动。以前，在金融学里人们研究过所谓“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刻画了人们对其他人的模仿，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学。而人类行为的从众现象也完全可能是因为认识能力的不足，也就是说，仍然可以假定人是自利的，他们只是通过观察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人收益更高来修正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人们因为认知能力的不足而表现出行为的相互依赖性时，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就会被放大，泡沫和衰退都会被相应地放大。
真正的危险在于，主流的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假设了人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对于由人的认知能力不足和“动物精神”而导致的经济周期视而不见。在研究生的宏观课程里，在各国的中央银行里，凯恩斯式的基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而构建的周期理论被认为已经过时了。危机的来临使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重新认识凯恩斯。Paul认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应该回到凯恩斯，从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出发，去重新考查那些泡沫和衰退产生的机制。从政策上来说，长期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彻底地分开，让商业银行回归传统的银行业务，以避免风险过大。当我们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时，Paul也坚定地认为，中国千万不能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进行混业经营。
既然人的“动物精神”能够内生地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那么，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控制经济周期吗？答案是利率和盯住通胀的经济政策。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虽然其基础是心理学规律，但到了政策层面，利率仅仅是改变投资的成本与收益的一个中间变量，已经与心理学没了关系。如果考虑到人的“动物精神”，利率的作用就有了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在直接作用的层面上，利率仍然会通过改变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而改变人的行为；在间接作用的层面上，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悲观或乐观的判断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心理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结合弥补了凯恩斯理论内在的不足。这更加支持了政府救市和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以及一些赤字财政的政策，这些政策至少在短期里是有利于市场恢复信心的。
在实际生活中，信息——特别是媒体信息——对于影响人们的悲观或乐观的判断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把控制信息作为一种减少经济波动的政策呢？千万千万不能这样想。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控制信息的确可以使经济不致于过度地膨胀，或者过于严重地陷于衰退。但是，控制信息的结果却是使得原本就信息不充分的世界变得更加信息不充分，而人们的“动物精神”恰恰缘于信息不充分和认知能力的不足，所以，从长期来看，越是控制信息，越是可能加剧经济的波动。在最近这一轮的经济周期里，中国的股市是全球波动最大的市场，也与中国市场上信息更为不透明不无关系。
公众处在一个信息不充分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局面中，经济学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经济周期内生于人们的行为，所以，市场的走势关键取决于多少人持乐观或悲观的态度，而恰恰是这个重要的参数，没有人知道。所以，千万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的走势给出预测。甚至什么是市场的“底部”都是内生的，它完全可能脱离经济的基本面，而任何“底部”都只能是事后才知道，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底部”什么时候出现。
我一直认为，从经济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来说，经济学家也存在着某种sorting（群分）的现象。相对来说，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家多以微观和实证为研究方法，而宏观经济学家似乎更为注重理论本身的 “完美”。在最近十多年来，心理和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已经大大加深了，而且这些新认识正在迅速地渗透到其他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比如消费、教育，甚至劳动。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对心理和行为经济学反映迟缓，对此，以国际金融和宏观为研究方向的Paul也大感困惑。
任何一个新的理论都会对传统的所谓“完美”的理论形成冲击，但现实的需要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冲破对“完美”理论的捍卫。在大危机的影响下，Paul基于“动物精神”所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政界和媒体已经越来越有影响，但是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听这些“异端”。我到鲁汶大学的第二天，恰好这里举办了一个“欧洲货币论坛”，聚集了一批非常不错的研究宏观和金融的学者，其中还夹了有关当前金融危机的公开讨论。Paul是论坛的主角，不过争论也很多。可以想象，当年凯恩斯学说刚提出的时候，局面肯定更为悲壮。有幸的是，随着危机的加深，对于主流理论和新兴理论的相对接受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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