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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于土改的问题，在中国的那个年代，无论国、共，是有志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陆，自1927年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一方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将局面让与共;而到台湾后，国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土改了。
以上所述，是中国的情况。那么，中国是否是特例呢?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是否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没有不同。所有殖民时代终结后的后进国家，或称后发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并产生了几乎相同的社会效果。
1、土耳其“田土新政”
1924年，在凯末尔当选首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后的仅一年后，凯末尔领导新的政权班底，进行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土改。
尽管凯末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迅速抛弃了曾经的支持者苏联，并大力抨击苏联的“激进主义”，但在土改的问题上，凯末尔与列宁几乎完全一致。
凯末尔以“教产归功、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了全国境内79%的耕地，判处超过13万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时判处37地主亲属进行“无限期强制劳动”。这其中，69%的人，在以后三年内过劳死。
这种残酷的土改行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书中，被描述为“民族迈向工业化复兴的第一步”，广受赞誉。
2、昭和政改
1946年，日本战败后的第一年。
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由经过“战后肃清”的六大财阀联合出资，首届战后ZF推动的土改，在日本大规模展开，史称“昭和政改”。
这次土改，逐日美军作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向日本ZF提供了多达15.6万人的土地所有者名单。日本官方以“战时支持军国主义国策”为号召，对名单内的地主，以及一些不在名单内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了强制性的土地征缴。
截止1949年中，日本86.3%的耕地被ZF强制性再分配，4.9万名地主被处死，超过21万人被判处各种徒刑。从此，日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终结。
3、韩国“反奸归土”
1954年底，在李承晚本人的亲自推动下，韩国ZF以“整肃日奸，剥夺日产”的名义，发起遍及全境的土改运动，史称“反奸归土”。
这场历史三年的土改运动，以打击日占时代韩奸的名义，强制性剥夺了1.6万名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以十分之一价格象征性赎买了3.92万地主的土地。
两项合一，韩国的旧式耕地所有者被一扫而空，完成了韩国进行工业化发展的“不动产积累”。
在现代韩国的教科书中，“反奸归土”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李承晚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
当下在韩国国内，有一些原地主的后代们，试图向ZF讨还被强征的土地。韩国ZF的应对措施，就是每隔几年，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韩奸”运动。
4、伊朗“神圣公有”
1961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正式颁行“王国田产征缴令”，宣布将在3年时间内，由ZF出资，赎买23.7万大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史称“神圣公有”。
在此后的五年内，伊朗ZF以不足市场价格17分之一的价格，“赎买”的17.4万地主的土地，即便出价低得惊人，也几乎耗光了ZF的现金储备。
因此，伊朗ZF又以“全力推行神圣的白色革命”为号召，无偿征缴了余下的近7万地主的土地，不做任何补偿。
在此期间，伊朗ZF共判处1.9万地主死刑，强制流放约13.6万人。
这场残酷的土改运动，却被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政权所肯定，并坚定不移地维护。
5、阿根廷“十月土改”
1947年9月，胡安·庇隆宣布阿根廷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原因是“强制推行全国土地征缴运动”，这项运动，史称“十月土改”，也被阿根廷人称作“庇隆新政”。
在接下来的11个月时间内，阿根廷ZF出动3万余国防军人，7.4万警察，对全国33.6万大土地所有者进行了逮捕、公诉、刑罚甚至处死。
至次年底，阿根廷境内超过93%的土地被ZF强制收缴，其中41%被均分给贫农，其余国有化。
整个运动期间，约3.1万名地主被杀死，27.9万人被流放、强制劳动等，这也成为日后阿根廷国内反庇隆势力最常拿来抨击的实例。
但是，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教科书中，都把这幕血腥的“十月土改”，认定为“促进国家进行工业化转型的跨越性一步”。
截止1990年，联合国159个成员国中，119个进行了大规模全国性的土改运动。
这其中，63个国家进行的是完全无偿的土地强征，56个国家则支付了平均不足市价15分之一的“赎买补偿”，其中包括台湾省。
在这些波澜壮阔的土改中，累计死亡人数，大约在675万—890万之间，体罚、刑罚、流放人数更倍于此。
由此可见，所谓土改，即政权对私人土地的无偿征缴，或有限补偿强制赎买行动，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种族，不分地理气候，不分政治体制……
唯一决定土改是否进行的标准，就是该国是否赶上了殖民主义的末班车。
各国土改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点：
解放被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耕种方式束缚的可流通资本，以及劳动力，强制使其进入大工业流转领域，参与工业化的起步进程。
在这一点上，只有早期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殖民主义的巨大资本优势，以庞大资本流通，冲击本国旧土地所有结构，让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比较“温和与理性”;
而未参与到殖民时代资本掠夺的后发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没有庞大的流动性资本，无法对旧土地所有结构进行资本冲击，而只能采取行政、军事化的强制措施，硬性改变土地所有制。
殖民的有钱任性，自然温和。没钱的就大杀特杀，伊朗用十七分之一的价格买地居然也掏空了国库！
在这一点上，一生强烈反共、至死不渝的胡适，做了深刻的总结：
“我反对赤色主义，主要是反对他们废除民人资本和建立完全国家垄断这两点。具体到土地改革，甚至阶级之间的冲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无论其善恶，都注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是后进的工业国的必须选择，便是痛苦，也要做……”
总结一下，“土改”这项运动，因其资本掠夺的本质，必然充斥血腥与暴力，这是必须承认的。
“土改”本身，并不包含任何道德评判、善恶区分和司法度量，它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转型的基础建设。
在“土改”中获益的人们，不代表他们正义与善良;
被“土改”伤害的人们，也不代表他们邪恶与奸诈。
他们的境遇不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处的资本背景不同。
这也就是所谓“个人面对时代转折时的不可抗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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