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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中博士是如何“崇拜”马克思的？
【在以下介绍王振中博士的资料中，王振中博士被认为对马克思理论很“崇拜”，并且成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四杰”之一。那么，他是如何论证马克思理论的呢？原来，他发现，“美国在1870-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劳动与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为：劳动所占比重的区域范围是50%（1870和1880年）——74.3%（1980~1984年）；资本要素所占比重的区域范围是16.6%（1970年~1974年）——24.5%（1880和1890年）。也就是说，在美国上述114年期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仅资本要素收入始终占小头，而且劳动所占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而资本要素则恰恰相反”。因此，他认为，劳动在经济活动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劳动收入是稳步增长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可是，对马克思理论有一定研究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抱强烈批判态度的理论，而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受到了资本的剥削，在这种剥削下，资本无偿占有了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财富。因此，从马克思理论看来，资本主义应该是资本收入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而劳动者的所得只不过限于其劳动力再生的基本需要吧了。而1870-1984年间的美国，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这就产生了问题：在美国的这个时代里，到底是王振中博士所说的“劳动收入占50%——74.3%”正确呢？还是马克思的“资本剥削”论正确？假如前者是正确的，那么它实际上告诉我们，就算资本主义，也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也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们拼命去推翻的可恶制度了。假如后者是正确的，那么又如何解释典型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收入占50%——74.3%”的现象呢？王振中博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四杰”之一，难道没有看出这个悖论吗？难道他忘记了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既然美国的典型资本主义都存在劳动收入占绝对多数的现象，那么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反而出现典型而明显的剥削现象呢？“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对广东省的外资企业进行过一项调查，得出的统计数字令人担忧。调查发现，有1/4以上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近一半的人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约62%的人一周工作7天，1/5的人曾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骚扰，半数以上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劳动者的地位是极其可危的。”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企业在其本国能够让劳动者获得多数利益，但到了中国，却出现相反情况，使“半数以上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真是令人迷惑不解。要知道，中国就算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比美国更具资本主义性质吧！但为何反而出现如此背反的现象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当年为了吸引外资，曾经执行了许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中，就包括廉价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形成，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对工人权利的抑制以迎合外资的结果（比如工人不能罢工，不能自己组织工会以团结应对外资的强权），也有可能长期以来，中国一般劳动者非常贫穷，所以那怕到沿海外资那里接受剥削，也比过去的处境好得多。比如农民工如果不出去打工以赚取每天10多20元的收入，那在家里就连5元也难有收入。那么农民过去与现在为何那么贫困呢？“三农问题”如何产生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以前“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中，农业、农村与农民向城市与工业无偿支援了太多的资源，致使“三农”自己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基本资源与力量。“三农”被组织起来，变成了专门无偿输出农副产品资源与廉价劳动力的“公社、生产队”的形式与工具。几十年后，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则是吸引国外资本的重要因素，反而成为曾经非常贫穷的中国“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因素与力量。资本主义，按马克思的观点，是专门来剥削劳动的，而不是来使劳动增加收入的。但是今天，就算它们是来剥削中国人的，中国人反倒比过去更好了（因为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跑去接受这种剥削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剌！王振中博士很重视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的地位与权利。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重视他们的利益并不等于重视了全中国所有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年代，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只占全中国人口的极少数（4000万国企职工与13亿人口的差距），并且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资源的绝大多数都投入了这些国有企业。而国家的这些资源从何而来？无非是从国有企业以外的经济生态中来，特别是从“三农”中来。过去没有什么城市个体户与私人工商业，因此想让这些个体户与私人工商业多纳税费以支持这些国有企业，还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从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是他们在支撑着中国国有企业的生存。因此，假如这些企业消失了一大半，那么国家的负担当然就会减小很多，国家就不需要再不得不向“三农”不断添加税费了。可如此一来，原先这些国有企业的日子就难过了，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的日子就难过了。他们的恶劣状况当然值得同情，但又有何办法在“三农”不再受到这些国有企业的剥削后，也让这些劳动者的日子好过些呢？中国几乎所有的左派，都借口国企的衰败与国企劳动者的艰难境界，而指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可是他们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即把国企劳动者看作全部国人的错误。事实上，由于利益的负相关性，在国企工人陷于一时困境的时候，几亿农民则得到了解放。――黄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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