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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龙去脉是这样的。Werner教授和我的同事Robert Trigiano教授合作，将过去17年做的关于加拿大紫荆（一种观赏园林树木，见图）的多个性状的传统遗传规律进行了总结。在决定怎样写论文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将研究结果分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去投一个小一点的杂志，二是把这些结果归到一起，写一篇大点的文章，发一个好的杂志。最后他们决定投我们的《园艺研究》。作为主编，我当然很高心。虽然《园艺研究》还没有被WoS收录，没有影响因子，但作者把我们的杂志定位为“高大上”，这是对我们杂志的认可。因为作者做的是传统遗传研究，他担心这算不算“基础研究”—《园艺研究》的定位。我认为不论用什么手段（比较常规的，还是比较“现代的”），只要是揭示生物学基本规律的研究，我认为就是基础研究。由于紫荆是多年生木本植物，做遗传研究，特别耗时，那就是为什么花了17年（得到第二和第三代个体）才能搞清楚。
在接受这篇稿件时，我和Werner教授有个多次email交流。我们除了讨论这篇文章本身之外，还讨论了现在大学和研究所的评价体系，像这样17年发一篇文章的研究者，在现在是不能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的。但在17年的遗传育种研究过程中，Werner教授发表了三个品种，在园林界被广泛种植。他也被命名为冠名教授，在产业界很有声望。为此，我专门写了一个评论，并请他写了一个17年的育种故事。我还专门去北卡州立大学采访了他，和他聊了不少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Werner教授原来的研究是做DNA分子标记的，在1980年后期和1990年代前五年，DNA分子标记刚刚从医学转到植物生物学，他已和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RonaldSederoff教授一起合作如果把分子标记应用到桃树上来（那时他的研究是培育桃新品种），在当时（17年前），已是很前沿，但做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发现，不论怎么努力，看来他也不能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植物分子研究专家，因为他进入该领域略晚了。他只认为最多也就能做到三流。所以他花了一段时间问自己：是要做一个领域的三流、跟风的科学家呢？还是重新开辟一个别人还没有做的，自己将来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呢，也许后者需要花上数10年或更多年。最后他选择了后者。从头开始，做紫荆的育种和遗传。培育出三个业界非常受欢迎的品种（注意没有任何国家、州一、二等奖）。这才是踏踏实实的园艺育种家，而把17年的研究总结出来，发表出来，不愧是一个园艺科学家。和他交流过程中，我觉得有不少问题是现在很多大学应用学科的普遍问题，我觉得值得写一篇评论。
在我的评论（Editorial）中，我邀请全世界的园艺学家讨论应用园艺科学（其实也包括大农业、工业领域和临床医学）如何评价。这种问题在美国大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但整体来说，“按工作性质和职能评价”的总体体系，不会偏离太多。而国内，这种“唯SCI”的“一刀切”的评价体系正在毁掉农业大学和其他应用型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是在“逼良为娼”。再不改革，将会出现这类科研人员的严重断层，但愿我没有危言耸听。
程宗明，2016年1月2日，初稿于2015年10月，完稿于江苏如皋老家。
转载自科学网：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40979-947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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