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估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已接受了中国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处于“新常态”这一事实,这个事实中最显著的一条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不会像以往那样高歌猛进,而会逐渐恢复至世界平均水平左右。且不论目前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是否果然奏效,即使转型成功了,依赖于经济效率提升的内生增长速度将远远低于以前靠资源整合、学习追赶世界平均水平的外延式增长速度。至于这个数字是6%还是更低,在去除水分后,个人倾向于认为若能保持在4%左右的实际增长率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了。那么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就企业、机构和个人来讲,再去追求类似以往的10%甚至更高的年收益率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对个人来讲,这个整体收益不单单包含你的投资、理财收益,也包含工资、奖金等的增长。换句话说,要准备好接受未来一段时期内相对较慢的生活水平提升速度。
就社会投资来讲,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也要相应下调,这不是说一定要降低名义利率,而是要下调考虑风险损失后的风险调整收益率。因为就当前国内的经济环境看,由于结构调整仍在起步阶段,僵尸企业仍能获得或多或少的财政资金隐性支持,即使本身亏损,由于其背靠ZF信用,仍能吸引大量资金涌入,而这对于修正投资扭曲,使实体经济恢复效率显然是大为不利的。所以,停止向僵尸企业供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这个论断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被不知多少名家反复论述过,不再赘述。
现在仅展望一下结构调整成功后的场景,因为如果结构调整关都过不去的话,那么南美、泰国就是前车之鉴,不需要再去寻求什么投资了,那已不是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假设结构调整成功,企业均以自身的盈利能力在市场上寻求投资支持,即便是在市场机制、法律环境成熟的国家,依然有相当高的投资失败比例,况且在经济元气回复的初期,如人体大病初愈,我们是不能奢望经济立即爆发式增长的,毕竟提升科技水平、完善法制、改变不合时宜的惯例是需要时间的,虽然会有个别的创新微点会获得高增长,但从社会整体来看,增长率是较低的,那么在这个酝酿的阶段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较低的风险调整收益水平。
有人会对接受较低的收益增长感到难受,这是正常的,毕竟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就如同人高速奔跑后再降速至慢跑会感到短暂不适一样,但这是必须的。因为新的增长不再是利用各种后发优势,追赶平均的追赶式增长,而是在基本齐平的起跑线上与世界各国竞争、各显神通。此后这个阶段将主要依赖国内技术水平、制度调整等内生性增长,在这个时期还寄希望于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主要涉及到社会整体认知水平的提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是那么快就能成功的。
所以,认清了这个前景,我们就需要进行自我调整,学会逐渐降低期望,减少经济降速带来的心理不适应,把躁动的心沉静下来,充实涵养身心,这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节能降噪”,逐渐提升社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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