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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一篇批评中国学界的文章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文章对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一哄而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另一方面则几乎被视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了”。随后文章锋芒一转，矛头指向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政策研究能力。
学术界的弊病与无奈
郑永年教授是著名学者，在中国执政党和ZF高层之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就曾公开表示“读过不下五本郑永年先生的书。”笔者也曾多次耳闻不同级别的公务员表达对郑教授的钦佩。由此可见，与政策制定者们保持亲密接触的郑教授，对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批判恐怕并非仅仅是其本人的观点，应该多多少少都反映出政策制定者们的不满。
只是，郑教授文章过于激烈，尤其是对经济学界不免苛刻，导致许多学者激奋难当，对郑教授群起而攻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人民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博士。聂教授撰文回应，中国知识界对政策制定影响力有限是因为受到“威权体制”的制约，他们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和宽松的环境表达观点，郑教授不应该“站着说话不腰疼”。文章一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拍手赞叹。就连聂教授也同样认为“中国知识界整体上研究水平不高”。
郑教授文章与聂教授的回应反映出中国当下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学术界埋怨ZF不支持而ZF却又不满知识界“无能”。
其实，政策制定者对学术界的抱怨并非新鲜事，许多学者曾公开撰文应该反思。许多政策制定者曾私下感叹，一些学者根本无法提供切合实际的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意见和建议，反而喜欢讨论一些大而空的问题。而拥有扎实理论功底、了解ZF政策制定程序和社会实际状况的学者却少之又少。许多学者做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政策解释展开的，尤其是对政策意图感兴趣，在没有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就进行吹捧和批判。例如一些国关学者不断赞美“一带一路”，甚至从人类命运的高度进行讴歌，但却始终很少能提供一个“接地气”的研究成果：该战略会带来什么？涉及的主体和对象有哪些？哪些主体应该怎么做？会有什么风险？如何控制风险？等等。一份“接地气”的报告，或许应该像赵可金博士的《带路调研:各省市如何对接一带一路》那样能够提出具体方案的严谨成果，只是在研究上应该更加深入。
然而，知识界（政策研究者）也有苦衷。ZF不透明以及资源分配不均尤其受到诟病。由于ZF的信息公开有限，内情往往只有内部人才能知道，体制外或者并非圈子内的学者，根本无从知晓一些政策制定的详细内情。譬如一些地方的财政常常是只有党政机关几个人的核心圈子才知道底细。ZF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又往少数政策研究机构或个人倾斜。知识界自然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ZF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信息渠道，同时资源分配机制也应该加以完善。
学术，通往国师之路？
政策制定者与政策研究者相互抱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体制上的问题。虽然说“体制归因”有时是一种思维懒惰的表现，但似乎如果不改变这种造成双方矛盾的体制因素，该问题就无解。
而这个“体制”之中真正关键的，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吸纳学者，却缺乏可以选择出优秀、负责任的学者并使得决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相互有效配合的机制？现存体制在政策研究界所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几乎就为了选拔“国师”的。具体来说，一些学者一旦从事政策研究，很容易激起一种强烈的“国师”欲望。这种欲望阻碍了他们做出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研究，反而将研究对象或重点转向政策制定者本身。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应该跟西方一样，学者只不过是在借助政策制定者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付出实践罢了。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分工关系，属于市场经济中“上司与下属”、“甲方与乙方”的契约关系。但是，学者其实很难摆脱在文化环境和体制环境中塑造出的人格上仰望政策制定者的心理。只不过，这种“国师梦”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差万别。
有些人期待能拥有像齐桓公和管仲、唐太宗和魏征、辽圣宗与韩德让、明神宗与张居正等等那样“主明臣直”、“君臣鱼水”的和美关系。这样的“国师梦”非常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君臣关系，譬如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有些人则十分享受对着圣明君主匍匐于地的受虐感，若能“金殿承恩”，则恨不得“鞠躬尽瘁死后而已”。这种“国师梦”，是出于甘愿为奴的心理需求。他们当国师更多的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是为了报“皇恩”背后的受虐需求。
有些人则是一群投机分子，他们靠近决策制定者是出于物质或名誉上利己动机。他们不在乎“君臣”之义，不在乎“民之所忧、民之所思”，只在乎吾之所欲、吾之所求。譬如历史上著名的伯嚭，他先向夫差求荣，后朝勾践献媚。
不管这些学者的“国师梦”属于哪种，一旦他们做起梦来，政策研究就会变成“皇帝心理学”。因为他们拥有“国师梦”或者这种潜意识，那么他们就想如何才能当国师。那么在聂教授所说的“威权体制”中，他们只有通过揣测和迎合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怎么样，这种意识一旦对行为产生引导，那么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政策研究能力和质量。最后就导致了郑教授和聂教授所共同批评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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