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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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更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社会工具。因此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 也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更是反映社会内在要求、引领社会变化发展的利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一个社会中具有一种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者就是大众传播话语权的掌握者。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职业传播者在选择、加工(包括制作) 和传播信息的具体环节中行使着以体现大众传播功能、满足受众需求为基本目标的职责和权力;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传媒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话语权利，成为掌握它的人和集团宣扬自己的理念，颠覆现实的社会的强大武器。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特殊功效，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随着欧风美雨逐渐兴盛起来的大众传媒的最早形式—报刊成为新兴知识分子争夺和战斗的阵地。
　　在19 世纪中期至后期，在中国办报的几乎都是外国人，而外国人无非分两种，一种是传教士，一种是商人，他们为了打开中国门户，将中国纳入西方势力范围，采取了不同的办报宗旨，一个宣传教义、宣传道德，从精神、文化上进行渗透;一个注重市场，注重赢利，从传播业上进行扩张。无论他们有怎样的企图，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近代传媒的兴起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从促使中国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来看，他们都起到了初始的重要作用。
　　19 世纪70 年代，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重大的发展，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西方的印刷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时的雕版印刷到1853 年第一分铅印中文报刊的出版，其间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在香港、上海当时都拥有了中文铅印设备，特别是上海的美华书馆的铅印业务已经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最早使用煤气作动力印刷报纸的是在1879 年创办的英文《文汇报》，《申报》报馆于1891 年也开始使用煤气印刷机。印刷技术的每一个突破必然推动传播出版事业的发展，而中国社会内部救亡图存、求变求新的思想潮流也对传播业提出了宣传启蒙的紧迫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媒话语权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创办近代传媒、争取话语权利的活动。
　　我们知道，在19 世纪初，当外国人把近代报刊这种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带到中国来时，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甚至对之不屑一顾。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个重视近代报刊的人，由于条件所限，当时他还考虑不到办报，只是着手译报。1839 年，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不久，便开始安排对外报的翻译，并编辑成《澳门新闻纸》。之后，林则徐分门别类地把从外报翻译过来的材料编辑成《澳门月报》，以后《澳门月报》收在魏源编的《海国图志》里。林则徐从“了解夷情”“、以夷制夷”的观点出发，对外国报纸上所提供的各种信息给予了充分的注意。随着通过翻译外报，对外国了解的加深，林则徐对译报工作的认识也在加深。他又组织力量翻译了《四洲志》(原书为英国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 年出版) 、《各国律例》(原书为瑞士谓达尔所著，1785 年出版) 和《华事夷言》，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便是以《四洲志》为基础扩充重编的。
　　魏源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译报思想。作为林则徐的好友，魏源不负朋友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在该书中所提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成为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思想。
　　林则徐、魏源两位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无不是通过报纸这一近代传媒开始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先接受了报纸这个传播工具后才进而了解认识外国的。报纸这一媒介本身便有着特别的含义，因为它是舶来品，是伴随洋人东来，西风东渐而出现在近代中国的，能够通过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传媒去看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在当时可谓“独步一时”。
　　林则徐的译报工作，可以这样说，是中国人利用近代报刊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传播工具的最初尝试。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具备，也由于林则徐本身的局限，尽管他利用报刊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窗口，认识到报刊的部分功能，却没有认识到报刊的全部功能，更没有认识到传媒的话语权力，没有进一步去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制造舆论的功能，因而使中国人自己办近代报纸的历史往后推了30 —40 年。
　　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是1873 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该报所载“奇闻轶事居多， 间有诗词杂作”。王韬与友人的中华印务总局于1874 年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在早期中国人自办报纸中历史最长、影响最大。主编王韬为《循环日报》所定的宗旨是：“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1] (P206) ，鲜明地给这张报纸定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宣传爱国救亡的变法自强。
　　体现报纸的宗旨和方针的主要是言论，该报在它每期的“中外新闻栏”里都登出政论文，系统而深刻地宣传强中攘外、变法自强的思想，强调学西人之长、变革旧例、施行新法，以求振兴中国，认为这是时代大潮、“风气所趋”。该报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为变法维新所作的鼓与呼，使它成为我国政论报刊的先驱。
　　上海的第一张自办报纸是1874 年6 月出版的《汇报》，发起人为容闳，出版两个半月后改名为《夤报》继续出版。《夤报》刊登了不少诗词和笔记小品，也有很多情节曲折吸人的案件新闻，同时也非常注意刊登时论文章，以后改名为《益报》后，在时论上已明显不及前身，而文艺类的作品和社会新闻则较前增多。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大约有20 种左右，办报者一般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较多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有进行社会变革意识的知识分子;一种是与官府和外商有联系的商人;一种是洋务派官员。总的来看，多为私人资金经营，他们作为中国自己的第一批近代传媒的经营者，无论从怎样的目的出发，也无论具有怎样的背景，都对近代传媒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这些报纸产生之时，外报已在中国有了50 年的办报历史，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成熟的办报模式，因此这些报纸均以外报为蓝本，一开始便具有近代化的外形。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花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由新闻、言论、文艺和广告组成的内容结构，中国人办的报纸在呱呱落地之时便都具备了。
　　这些中国人自办的传媒产生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瓜分豆剖的危机之时，所以，它们都以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为己任，以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为使命，一登上中国近代社会的舞台，便具有爱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性质，成为宣传和推进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工具。中国近代自己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是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传播技术来为警醒中华、抵御外侮、启蒙大众作舆论宣传的，正是像林则徐、魏源一类最先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实践和继续。随着近代社会内外矛盾的日益激化和危机的不断加深，近代传播媒介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走向近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和权力话语，社会酝酿的各种重大转型，正是在大众传媒的不断促使、推动下发生的。然而，中国人自己办的这些报纸不可避免地具有当时那些办报人具有的各种缺陷和局限，加上办报人对报纸这一新型的传播工具的功能认识不够，对办好一张报纸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在中法战争失败后，在整个中国被震动、人心思变的情况下，本来急需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来制造舆论、来振聋发聩，但这时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大众传媒逐渐形成的公众影响力，没能得到很好的实现，丧失了大众传媒话语权力崛起的时机。
　　第一批办报的中国人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对近代传播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时代呼唤新的传媒宣传人才，时势也造就新的传媒的宣传高手! 此时通过近代传媒比较广泛地接受了资本阶级民主思想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们因缘时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较之于稍前的办报人对传媒的重要性有更明确的体会，对在变革时代， “媒介是社会的先锋”， “媒介本身就是先锋”[ 2 ] ( P400) 有较清楚的认识。基于此，维新派一开始便注意创办报刊，力图形成变法维新的舆论场，一个中国人办报的新的高潮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 年到1898 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 种左右，其中80 %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与它们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的很多城市，打破了外报在华出版的优势，它积极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一支主要力量。”[ 3 ](P539)
　　之所以近代中国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意义深远的维新改良运动，就在于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与旧势力抗衡的武器———大众传媒，而这些有识之士们也非常有效地运用了这个武器，通过这个武器，争取到了主宰社会思潮的公共话语权力，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改良维新中心。可以这样说，没有大众传媒的发展，就没有维新派在全国上下的影响，就没有宣传改良、推进维新的武器，也就没有声势浩大的维新改良运动，关于这一点是以往学界所忽视的，尽管对于近代中国的任何研究，我们都离不开近代报刊留下的资料，但对近代报刊本身的作用以及与近代中国关系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这位从小受到近代报刊的影响，进而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的传统知识分子深知近代中文报刊的重要作用，在“公车上书”以后，他接连向朝廷呈递了四封力主改革的书信，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一再提出“开报馆”、“设报达聪”等，把发展近代传播事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作为变法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至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己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僚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为了把“设报达聪”的主张变成行动，康有为在北京于1895 年8 月办起了《万国公报》，以宣扬他的变法主张，以后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先以报事为主”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
　《中外纪闻》的出版遭到顽固守旧派的竭力抵制，以至报纸“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 4 ] ( P2) 。御史杨崇伊等以“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人”、“将开处士横议之风”等罪名要求清政府查禁，清政府下令封闭京师强学会，只存在1 个多月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刊。随后，康有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传播出版事业最发达的上海、广州成立了强学会，由康有为亲自起草的《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了强学会的四项“要事”是：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 、开博物馆。1896 年1 月，《强学报》创刊。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在《强学报》上登载了《孔子纪年说》和《毁淫祠以尊孔子议》，以尊孔托古之名，宣传改革“今制”之实，与西方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们，打着“复兴”的招牌，实际是为资产阶级新文化开道有相似之处。在该报刊登的《开设报馆议》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报纸传播在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是：“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把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都认识到了。然而，遗憾的是，《强学报》只存在了14 天便被迫停刊。这三个报纸都没有摆脱短寿的厄运，但他们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传播权利的种种限止，特别是在京城办报，这是近代传播对禁区的一大突破，是近代传播在封建话语中心取得一席之地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为即将到来的近代传播的大发展拉开了序幕，为改革派们继续利用报纸向封建统治者的言禁开火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为近代大众传媒话语权力的形成提供了一股强大的支撑力。
　　1896 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创刊。较之于康有为，梁启超更加重视报纸这个传媒的宣传作用和话语权力，认为“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5 ( P40) 。他投身政治活动始于办报宣传，从1895 年作《万国公报》的编辑，到1920年主编《改造》刊物，主编报刊在10 种以上， “报馆生涯”达27 年之久，他的办报实践证明他无疑是最擅长利用报纸作宣传鼓动的高手。任《时务报》主笔时，梁以骈散合一、恣意汪洋、悲愤激情的文笔，撰写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时政文章，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鸣锣开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手不释卷，《时务报》因梁启超的才气和努力而风靡全国，成为维新运动的重镇、维新话语的权力中心，梁启超也借《时务报》的强大的辐射功能而名重一时， “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 无不知有新令梁氏者”[ 6 ](P47) 。当时《时务报》是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报刊，最多时销售达1. 7 万多分，100 多处代销点遍布海内外， “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
　　在《时务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被称为是维新派变法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纲领性文献———《变法通议自序》;另一篇是系统论述报纸功能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后篇文章中，梁启超认为：国强国弱取决于信息通塞与否，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信息不通，言路不畅，要改变这种状况，“去寒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8943 .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在这里，梁启超表现出了对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传媒的远见卓识，他深切地认识到了传播对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在中国近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时期传媒所要担负的具体任务，进而阐明如何利用近代传媒的话语权力来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加速近代化历程的问题。毫无疑问，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对传媒认识最深刻、最功利的一位知识分子，也是在当时最有效地利用了大众传播的公开话语权力的一位维新人士。事实上，梁启超作为一个文人，在当时之所以成为名震四方的维新首领，正是他的大声疾呼通过传媒被传达到当时中国的“通都大邑”、“僻壤穷陬”，几乎无人不知、无处不晓。不过，梁启超对近代传媒的认识和利用，无疑是从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变革政治任务出发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宣传家，他还不可能从传媒本身出发来全面认识近代传播带来的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的文化生活的变化.近代中国社会救亡、富强的两大任务迫在眉睫，已经让这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殚精竭虑，一切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东西都迫不及待地拿来作为批判旧制度的武器，而对武器本身他们还来不及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就使得报纸是维新话语宣传工具的观点在维新运动早期便以形成，以至于影响深远。
　　由于《时务报》的成功，极大地点燃了全国维新人士组织学会、创办报刊的热情，各种宣传维新变法的报纸在全国各地涌现，较为知名的华南地区有澳门出版的《知新报》，在华中地区有湖南出版的《湘学新报》、《湘报》，在上海有《集成报》、《富强报》、《萃报》、《实学报》、《求是报》、《译书公会报》、《亚东时报》、《女学报》、《格致益闻汇报》、《亚洲时事汇报》，在广西有《广仁报》，在杭州有《经世报》，在广州有《岭学报》，在重庆有《渝报》，在成都有《蜀学报》等，一时间，形成了中国人自己办报的高潮，这些报纸成为社会舆论的策源地。而在当时清朝统治中心———京、津地区，严复创办的《国闻报》更是发挥了其他报纸无以替代的作用。洋务派出身的严复在甲午战败的严酷现实面前开始从洋务道路走上了宣传变法自强的道路。他凭借于1877 年与朋友集资筹办的新式传播媒介———《国闻报》，猛然抨击封建专制政体，积极宣传改良变革，还与朋友合写了《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登在《国闻报》上，阐明小说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由于《国闻报》所处的得天独厚的中心位置，再加上它不惜重金聘请办报高手，因而在维新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快速传播信息的功能，连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汪大燮也承认：“《国闻报》请人法最妙，所请即《泰晤士报》馆所请之人，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 7 ] (P784) 。在“百日维新”时期， 《国闻报》更是利用自身的优势，大展身手，不愧为改良的话语利器。维新运动失败后，清廷下令查禁报馆，捉拿主笔，而《国闻报》借助日商的招牌(该报由日本人出面，实际仍是严复等人主持) 继续出版，揭示事实真相，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国闻报》馆还出了一个《国闻汇编》旬刊，每期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译著，一个部分是译报。严复在《国闻汇编》中发表了所编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在这本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影响的著作中，借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加以改造，用以警醒国人并告诫国人在世界性的近代化浪潮中，在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时，要奋起自救、强国保种，否则就要灭国灭种、被人欺压。这本力著，由于各种报刊的转载、摘抄，对当时中国所产生的震动被不断地强化放大。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办的第一张报纸是《清议报》，这张报纸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在政治上的主张趋于保守，但在思想上却坚持举起了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文化道德思想，深入进行启蒙宣传的旗帜，该报注重对报纸传媒功能的拓展，强化它的娱乐性，专门增设了《政治小说》的栏目，通过小说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来传播资产阶级观念和思想。
　　1901 年12 月《清议报》停刊，历时3 年。二个月后，梁启超又在日本办了《新民丛报》，这是一分具备完整的大众传媒功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近代大型综合类报纸，销量达到1 万分左右，有时一期反复再版和翻印10 多次。这分报纸，在政治上基本持温良改良的主张，但却不遗余力地全面宣扬和介绍一整套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科学理论知识等，信息量非常大。《新民丛报》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吴玉章曾说：“1902 年，我又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 P15 ] 远在四川的吴玉章， 当时都能及时读到《丛报》等，一方面证明《丛报》的覆盖面已经很广，地处西陲的四川也能及时读到;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人都是受到《丛报》一类近代主流传媒的影响，引导走上近代历史舞台的;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像《丛报》一类主流报刊在此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传媒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与政府的权力话语相对立的，左右舆论、掌握民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已经超过了政府。
　　到了20 世纪初年，以孙中心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仍然拿起近代传媒这个武器，创办了《中国日报》、《旬报》以及若干留学生刊物，如《开智录》、《国民报》、《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通过这些媒介，大力宣传爱国救亡，推翻封建清政府，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这时的清政府已深感人心向背、风雨飘摇，他们加强对共和派创办的报刊的镇压，但却无力进一步控制传播出版业，因此一批持政见的民办报纸得以在此时问世，并得到较大的发展，诸如《大公报》、《东方杂志》、《时报》、《京话日报》、《时务日报》、《京报》等。这些报纸，包括共和派创办的报纸，都注重文学作品的刊登，同时也在白话文的运用上作了若干尝试，比如《大公报》从创刊号起就设有一个《附件》栏，通篇都用白话写作，以此来尽量吸引下层广大群众，《时报》另出附张，辟设《小说》专栏，从创刊号起，每天都要登1 至2 篇小说，有传统章回小说， 也有译作。该报撰文提倡小说不仅要有文学性，“有味”，而且还要有教育意义，“有益”，只有两者兼顾的小说，才是“开通风气之小说”。该报登载了若干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世界名著，如法国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当时译名《环球旅行记》载1905 年12 月) ，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译名《逃犯》载1907 年8 月)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译名《海姆兰脱》载1910 年4 至5 月) 以及《空谷兰》(爱情题材) 、《火黑罪人》(侦探题材) 等。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该报刊载雨果的《九三年》简介，取名为《革命小说：九三年事迹撮要》，用惊心动魄的法国大革命来比喻辛亥革命，从而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宣传。
　　《时报》对文学作品的刊登，在当时传颂一时，设置了六个副刊栏目，即小说栏、书评栏、诗词栏、美术插画栏、笔记文栏、海外珍闻栏。在它的发刊词中有如下文字： “第十一，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 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第十四，本报设介绍新书一门，凡新印各书，每礼拜汇录其目，及出版局名，定价数目， 其善本，加以评论，以备内地之学者之采择。”“第十五，本报设词林一门，诗古文词之尤为雅者随录焉。”“第十六，本报设插画一门，或寓言讽事，或中外名人画像，或各国风景画，或与事实比附之地图，随时采登。”“第十八，本报设口碑丛述一门，其有近之轶事， 虽属过去，亦予甄发，以供史料而资多识。”“第十九，本报设瀛谈零拾一门，凡世界之奇闻琐记，足以新我辈之耳目者，亦间录焉。”由此可见，《时报》非常注重文艺类内容，正如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中所说：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订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方设法把它补起来”。可见，当时这些主流报纸已深知吸引受众的办法，用大量登刊雅俗共赏、脍炙人口小说的方式，特别是西方译作的方式来吸引广大城市识字阶层，尤其是文化知识阶层，来掌握和控制传播话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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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经过数年的谈判，但和其他成员国还是有很大区别,无论什么时间，中国的媒体及出版业完全自己掌握,这和发值得深思.多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