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拥军一篇文章观点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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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网上看到了马拥军教授的一篇文章，有些想法。其实是其中很多的观点有些失望。看他以前在这里说了，曾有官员指责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指责现在的一些问题，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文章顺利发表在论述中使用了一些策略。

首先看到他的一篇《共产主义与道路自信》，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908/c398960-27557321.html放在人民网的党建区，里面说“骑资本主义的马、走社会主义的路，通向共产主义的目标”，“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也知道现在的经济运作就是资本主义的，只是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另外就是主观上“道路自信”，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这样主观上的“目标”和宗教徒信神，信天堂心态没有区别。按这种思维，现在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也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而且无论主观上信不信共产主义，如果人类不在资本主义造成了各种危机、资源危机、人的素质停滞等问题下毁灭，也只有突破瓶颈通向共产主义一种可能，莫非也是社会主义了吗？？而且这样“骑资本主义的马、走社会主义的路，通向共产主义的目标”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毫无优势可言，这篇文章放的位置，多少感觉有些像政治课，而不是正式的经济理论文章。

我说的观点不能同意的主要是指这一篇《马拥军：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底线》http://www.ziwzx.com/htm/llzm/2015/1127/17859.html
文中指的两条底线一是公共资本，就是国企。二是土地国有。大概是认为有了这两条底线就是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从国企，公共资本来说，现代从罗斯福新政就已经开始运作了，一些社会福利等措施甚至魏玛共和国时就开始了。古代中国宋代、远至汉代就已经有了，不会有人认为当时已经有社会主义性质了吧？

网站文章最上面的“紫网提示”的一段话，可以看成论文摘要：

　按照斯密的看法，市场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非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土地公有制和国有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条“社会主义”底线，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对这两条底线的坚持是分不开的。

   其实我一看到“市场经济有两条道路”这样的说法，马上就联想到了杜车别的《从资源消耗角度对市场经济的批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dc7c70101evug.html一贴开头的一段话：中国现在实行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是学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有些迂腐之人可能还要来辩市场经济分为多少多少流派，中国实行的又是什么什么派，与其他的如何如何不同，这些人不过是教条昏庸之人，不足与谈）。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就是其财富的生产是建立在大量的对资源和能源消耗性奢侈性的浪费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对资源和能源吸血鬼式的掠夺的基础之上。

下面看了看文中下面对这“市场经济的两条道路”的论述，果然，说的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都是经济以外的区别，就是说在经济层面，“两种”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样的。看文中的话：

　   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与近代荷兰的市场经济时，区分了市场经济的“自然”道路和“非自然”道路，认为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属于前者，而近代荷兰的市场经济属于后者。
......
      如果中国古代就已经建立了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在阿里吉看来，这是因为，“非自然的”市场经济伴随着军事主义、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种扩张型的经济；而中国古代“自然的”市场经济却与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

     这里说的“自然的”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不准确的，我已经转了多篇论文，西汉的市场经济程度就已经极高了，只是在东汉末魏晋时期因为战乱和统一的货币被破坏废除，国内市场受创，有一段时期回到过自然经济，隋唐就逐渐恢复。还有一点以荷兰和中国全国比，这样比较就不合适，中国比整个西欧都大得多，在中国一个局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产业发达程度，乃至“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程度，完全可能超过荷兰，比如明末郑芝龙就海战击败了刘香与荷兰人联合的海上军事力量，完全垄断了东亚海权。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内敛”，西欧近代市场经济的“扩张”不是因为这两种市场经济有区别，而是因为经济以外的原因，第一是技术，世界上第一个兴起海外贸易，开始国际市场的民族是阿拉伯，隋唐就大量航海来华投资了，建立起了横贯非洲、印度洋到东亚的航线，不仅保存发扬了罗马灭亡后的罗马文明的部分典籍，而且在几百年海上贸易过程中吸收了部分印度和中国的文明成果，欧洲在十字军东征以后，接触到了这批阿拉伯文的文献，其中重要的就是航海技术，向海外扩张的收益远远大于内陆上的统一，所以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瓦解以后，各国都优先向海外扩张，直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市场饱和时才开始用战争和金融手段争夺别人手中的市场和殖民地。

而中国封建社会瓦解周秦之变以后，还没有获得远洋航海技术，就只能一次一次的内向兼并统一，只是有少量的陆路国际市场，形成了“内敛”。不过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并不是一直“内敛”的，从宋朝开始，也是受了阿拉伯人的刺激，也兴起了海外贸易输出资本，在东南亚后来居上超过了阿拉伯人，只是从印度洋到非洲一线还是阿拉伯主导，明初郑和下西洋中国到了非洲（郑和也是阿拉伯后裔，他们只是相当于国籍改变），后来走私贸易，汪直、李旦、颜思齐、郑芝龙那批人兴起，加上欧洲来的葡萄牙、荷兰人，形成了世界市场，全球大半白银作为海外贸易顺差流入，这也是中国产业出口商品优势的体现。只不过阿拉伯、中国都受打游牧部族的打击受创而欧洲则十字军东征接触到了阿拉伯文献记载的文明成果修炼兴起。其实欧洲倒霉也不比其他地方少，罗马被灭掉以后被其他地区甩开衰落了一千多年，接触到阿拉伯文献修炼以后，也是从工业革命起才超过其他地区，不过也只领先了两百来年又出了希特勒，前几天看李工真讲座，希特勒上台一反犹，德国高校教师就没了三分之一。这还是刚开始，后来欧洲打仗一乱跑掉的更多。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内敛是因为没有获得航海技术，在宋朝开始获得了航海技术后也一样在向海外扩张，也是“帝国主义”，宋朝开始有了更大的收益来源，从此也一样并不重要在陆地上的领土扩张了。

我曾在网上发贴称黄巢为“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天补均平”和约翰李尔本的“平均派”相似，打击了各地割据藩镇和长安唐皇室，更重要的是攻占广州后扫荡了盘踞在那里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阿拉伯、波斯外商集团，并不完全是玩笑，阿拉伯人航海来华到广州比英国人早了一千年。后来西欧搞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先知也是吞了阿拉伯人的成果，阿拉伯保存的罗马文明、本土的天文、航海、数学、医学、化学等和在几百年海上贸易中吸纳的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成果，根本没有西欧的新东西（罗马和灭掉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地理上都在西欧，不过是两个民族）。

虽然中国宋代以后和欧洲中世纪末封建社会瓦解以后，包括更早的中国隋唐时的阿拉伯人都在向海外扩张，不再是“内敛”市场经济，不过这个扩张的方式确实还有区别，这大概又是误当成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原因，其实这也是经济以外的因素形成的不同。

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有一段话：

       印度洋及中国海一带自古以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贸易体系。中国是这个贸易体系中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指导的外交思想并不崇尚武力扩张，政治上重名轻实强调的是宗藩关系、华夷名分，经济上奉行厚往薄来、重义轻利的原则．文化上如孔子所说“远人不来，修文德以来之”、把以德服人、以华变夷作为最高目标。中国重名轻实、重义轻利的外交思想、超前发展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先进文明的向往、共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中国对外政策从来不是穷兵黩武的，而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阿拉伯和印度也始终不是用政权和武力支持商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这个贸易体系自产生以来总体上就是和平安宁的。维护这种和平安宁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互补性的贸易结构。如我们在上文中说到的这样的贸易结构十分稳定。由于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差异，双方都缺乏对方的产品，使得商品的比较成本的差距  以及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差距都很大。贸易双方都有利可图。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优秀的商业才能和开拓精神更促进了贸易的良性循环。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东来，才彻底破坏了这里的和平安宁、良性循环的贸易环境。

      阿拉伯、中国和印度这一片航线虽然有频繁的国际交流吸收对方的文明，但是都保持各自的文明操作系统，是自己文化升级演化的结果，主要是内在自身发展早就摆脱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到前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为主、再到海外国际市场阶段，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文明程度也提高。而欧洲中世纪则刚刚走出封建社会，主要是外部文明成果的注入形成的技术跳跃性升级，而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很落后，就像是蛮族从外面捡到了先进的武器一样，所以他们向海外扩张过程中伴随着与之前先进地区完全不同的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杀戮、奴隶贸易等行为，杜车别那个民族理论长贴里从经济以外的角度分析这一点，就认为这是部族本性的体现，虽然获得了远洋航海等各种先进技术，但是文明程度和游牧部族没有区别。

       前阵子杜车别那个儒学思想理论整理贴子中有一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评价观点，其中就提到对阶级分析的看法（他以为就说过的，不认为阶级是最重要的社会共同体，他就极少采用阶级分析方法，认同刘泽华提出的共同体分析方法，在民族理论长贴中就能大段使用共同体分析，各个贴子里也习惯使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整体社会概念而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说阶级是最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却没有进行充分论证，即使按唯物主义，不仅是经济地位、地理环境、血缘肤色这些也是物质，意思大概就是都一样是物质基础差异形成的阶级（经济地位不同）、民族（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形成文化差异）、种族（血统肤色差异），没有证据认为经济地位不同形成的阶级就比其他社会共同体更加重要。

      郑超麟曾分析，二战以前欧洲实行的是旧殖民主义，用军事手段占领前资本主义殖民地地区，二战以后实际新殖民主义，使原来的殖民地前资本主义比较全面发展起来，作为资本主义科技发明制造的新产品的销售市场，就是主要是以经济手段控制。杜车别经济史长贴里认为这也是社会文明发展欧美人也认识到了殖民掠夺的罪恶性质进行的反思改变。而中国宋朝以后，是因为很早就摆脱了封建社会，按彭述之提出的海外国际贸易已经获得，打开了通向工业文明的通道，按杜车别提过的造纸术印刷术普及“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虽然还没有工业革命，但是社会思想文明程度已经不低于郑超麟说的实行新殖民主义时的欧美了，向海外扩张没有伴随着“军事主义”，主要是以经济手段获利，田培栋二十多年前的论文估算郑和下西洋利润约白银一千多万，黄金二三十万。

这些说明这所谓的“两种市场经济”实际上都是经济以外原因形成的差异，经济上实际上是一种。

文中说：

       在阿里吉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像大卫·哈维所批评的那样，搞“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即哈耶克主义，而是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暗合了斯密关于“自然的”市场经济道路的主张。

       只要是市场经济，都会有经济危机。一发生经济危机，就必须用一些反市场的干预手段进行调控以缓解，这些“暗合”的手段也不是“改革开发以来”发明的，也不是凯恩斯主义，魏码共和国和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只要市场经济运作时间长，形成了经济危机就只能采用类似的手段，西汉时的盐铁酒官营（这有打对外战争的需要）、王莽时的改革、宋代广泛的官营工商业，都是同样的手段，明代后期无力干预市场，就在经济危机下出了世界市场大半白银流入却没有转化成财政收入打不起内外战争崩溃的乌龙事。

       二战以后国际资本虽然不是主要以战争手段推动扩张了，但是依然控制垄断世界市场，匣中剑就提到产业升级就要从欧美手中争夺市场，中国资本和产业现在只是在争夺国际市场向外扩张时竞争力上显得不足，就是技术无力扩张，就向宋朝以前，把这个扩张能力不足说成“暗合了”内敛的市场经济有些自欺欺人。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已经到了工业社会，但是既没有市场又没有计划，完全国有，省市县层层分封的结构，更加接近封建割据经济的结构而不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生了经济危机。反市场的国有经济和其他干预手段最多只能缓解，延缓经济危机，但是无法解决消除。所以在市场经济下，国营和私营哪个多一些，只不过像是不断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迟早到烧糊的时候。这个文中似乎也感觉到了，提到要提升国企竞争力的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这些手段同样是无法消除经济危机的。

      文中提到的第二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底线是土地国有（所有权坚持国有，使用权有限流转）。可是土地国有、土地所有制根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看实现目的效果，不是光坚持土地国有就行了。

     土地所有制说到底是是为了进行城市化实行的手段，如果是土地私有制，就是分散的，通过土地兼并带动人口迁移，把农村的资本、劳力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这是前工业时代唯一的城市化模式，英国就是这样转向工业革命。中国宋朝以后获得海外国际市场后产业可以吸纳流民了，也一样出现了频繁土地兼并带动的城市化，明朝中期以后的一轮规模更大，这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圈地运动是一样性质，只是多次被侵略者打乱了进程。

      到了工业社会以后，就出了另外一种苏联的更快的城市化模式，集中化操作，土地兼并直接宣布国有一步到位，再从农业取得贡赋中央计划经济启动城市产业迅速吸收农民进城就业。这是我前几天发贴说过的两种城市化模式。

      前工业时代英国当年的土地兼并城市化，不仅比工业社会里苏联的城市化模式慢，是在西欧向海外市场不断扩张的状态情况下完成的，在中国现在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人口又世界第一的情况下，想进行英国式的城市化已经不太可能了，也只有苏联式的城市化了。可是前几天发贴也提过，除了土地国有，中国现在进行的，就是英国式的城市化，不管进城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扔给市场，光凭在城里反复玩建楼拆楼的游戏吸纳农民工就业，已经玩了十六七年，玩不下去了，现在想玩到国外去了，可是就算把全世界的基础设施也拆掉重新再建一遍，也总有拆完的时候，这种城市化率是很不可靠的（土地国有本身就是对这种城市化率没有信心，留下农民工回农村后路的表现）。

       而苏联的城市化模式，土地国有只是起点。要运行城市化，必须启动中央计划经济使产业像社会微积分说的“指数型扩张”迅速吸收农民进城就业的。不仅现在的城市化是完全把农民工扔给市场，当年也是极大限制农民进城，在58年以后瓦解了之前苏联派人建构起来的中央计划经济框架，就失去了苏联式快速城市化地条件，还进行过下放、下乡等的回流，都没能进行效果理想的城市化，没有达到目的。搞的现在不少人连对土地国有的作用和意义，就是土改都产生了一些怀疑。

       就是文中提到的这“两个底线”，市场经济下，国企存在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土地国有制手段没有计划经济后续措施也达不到城市化的目的。都靠不住。这篇文章没有提出有效的措施，更像为改革开放以前和之后包括目前的经济运作进行一层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包装。

                 文中有一段话：

        鉴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起点很低，不仅远远达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水平，而且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低，我们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战胜自身还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定义理解成原始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种社会主义，根本无法在一国建成，追求这种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起点很低，对策就不应该是“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样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速度也无法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而应该是像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支援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这样的先进工业国革命，至少形成二战后苏联东欧的阵营实行经济互助委员会式的国际分工，接受先进革命国家的援助。

        苏联当年在支援和推动德国、土耳其、波兰、中国的革命相继失败以后，从1927年10月开始，开始了计划经济先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就有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历史上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这种定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业国家。

        虽然计划经济的推荐硬件配置也是先进工业国，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可是苏联运作的结果说明，苏联当时的最低硬件配置，也可以运行计划经济。

        同样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高，二是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快。苏联也是不符合第一种理解，但是符合第二种理解，这还是在与中央计划经济配套的相关社会制度没有到位时的效果。

        如果不想以对外支援国际革命为主要运作方向，“内敛”型运作，那就只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和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都取第二种理解，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既能摆脱国企私企在市场经济下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局面，又使土地国有真正发挥出推动城市化的效果。而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发展生产力”，这不仅不是“唯一选择”（苏联运行新经济政策是军事共产主义跑太快以后的退却休息，有战争的需要，也有观念上过于激进的失误，王凡西就有过分析，杜车别十一年前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的贴子也引用过列宁的话“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旧的东西”），而且挂一块社会主义的招牌，就以为是“骑资本主义的马，走社会主义的路，奔向共产主义的目标”，以为在市场经济下坚持国企和土地所有权国有就以为拉住了缰绳，不会人仰马翻，那纯属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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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产业国际竞争力 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经济 文章

       我想到了杜车别贴子里的一段话：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bm6t.html   

        一种人，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必然同旧的生产积极性体系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可调和，并非不可缓和)，在这一点上，他们当然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根本上就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在这里唯一的错误仅仅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生产积极性体系本身就有加以变革，改造的必要。还有一种人，他们同样把人的生产积极性看成是僵死的，不可变动。但另外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同旧的生产积极性体系调和兼容的，再加上社会主义的招牌有种种光彩漂亮之处，所以他们也喜欢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极力歪曲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来建设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人表面上似乎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的信仰者，实际他们的思想比前者更浅薄更错乱，是双重谬误，离开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点距离更远。

“骑资本主义的马、走社会主义的路，通向共产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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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着流氓无赖的无耻勾当，高唱着仁义礼智信的歌声，盼望着未来被立贞节牌坊。

社会主义有两个定义，一是马克思提出列宁命名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二是斯大林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业国家”。

马拥军文中似乎完全把第二种定义排除在外。

按第一种定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业国家”实际上是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但是还没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曼德尔的《苏联经济的运动规律》就是这种观点。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908/c398960-27557321.html 《马拥军：共产主义与道路自信》里有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社会，而1956年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由此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状态，而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

实际上“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业国家。中国在1958年以后，已经是离开了这条道路了。

中国也是有机会沿这条道路运行的，不过不是1956年开始，而是从1953年开始，1953年是苏联派人帮助建构起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和苏联一样的贡赋剪刀差统购统销也是1953年开始，相当于苏联集体农村的低级合作社也是1953年开始的，这些是制度，技术上有苏联的援助，加上全国的土改完成，土地和一般的财产分了，埋在地底下的黄金、珠宝、银元这些没有分，直接挖出来了，这是资金。所有的条件全齐了，到了1957年已经经过一个计划周期了，中国战后运作的时间也远多了苏联战前，只是以后自作聪明想抛开苏联的办法新发明一套搞法，就开始严重脱离轨道了。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23117959.html
这里有一年多前杨奎松的一篇文章《杨奎松：六十年前“中国道路”夭折始末》，摘要的一段话：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然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都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

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七章《理论与实践》对毛泽东“两论”分析中就指，王明称毛泽东是经验主义者是有道理的，王凡西在这一章就些称呼中也这么认为，直接用了经验主义这个词。

从后来运作偏离轨道的走向来看，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就是反苏，和苏联翻脸，原因就是杨奎松指的“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在和苏联翻脸以前，除了涉及不数规模不算大的胡风事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和苏联翻脸以后，一连串出格的大折腾就开始了，大跃进是在工业农民上都想和苏联争老大赶美超苏，文革是清洗掉亲苏派倒向美国公开反苏了。

这一连串折腾从近因上说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有了相当老大的愿望，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书里分析中共一二号人物访苏时的区别，刘少奇是很自然的与斯大林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而毛泽东明显想要把自己摆到和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讨论问题。由以可以推想，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对属于“后辈”的赫鲁晓夫就难免产生想当老大的野心，从远因上说，也是因为“经验主义”思维，就是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排挤掉了苏派，这有二战的外部环境因素，不过毛泽东可能是从“内因决定论”认为自己在延安整风中的那套方法才是主要原因，真以为这套方法比苏联高明了，以后就不断把这套经验方法推广想和苏联争老大和反苏了，不过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再也没有延安整风那次的效果了。

              这段历史对于现在一些人，比如上次发贴过的渠长根的讲座开头，反对“普世价值”提法（即普遍适用的经验、理论、规模），主张各国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观点，都是一种警示。

前阵子天涯杜车别的一段回贴里有几句话也提到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以后和现在经济情况的看法。

我转了一段郑超麟引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分析是战后欧美实行新殖民主义，让前资本主义地区比较全面发展起来，作为新的科技发明制造出来的新产品的销售市场。因为郑超麟引卢森堡的观点，认为前资本主义耗尽了，资本主义也无法运转的结论，对杜车别文中提到可以像果园剪枝淘汰掉落后产业一样一次次化解经济危机提出怀疑。因为我只是贴了郑超麟引卢森堡观点那段话，没有贴前面他提到的为什么战后欧美科技井喷，而且新科技产品能很快用于生产，他引卢森堡的观点主要是解释这个问题，而不是分析经济危机的，他对前资本主义消化新科技产品有疑问，我也复制一下他的那段话：

楼主：杜车别                                                  时间：2016-01-16 10:51:38

　剥削的含义至少是一个人的收入超出了他应得的份额，不过如果有些人的贡献巨大，那他们获得的那些收入如果还认为是剥削，则似乎说不过去。
　　还有如果按照马克思说的那种剥削概念，其实社会主义建立以后，那也可以说成国家对工人进行了剥削，国家对农民进行了剥削，但实际则不宜这么认为

　　马克思说的剥削从根本上似乎就是建立在私有制的观念基础上，当然这个问题还值得继续讨论。你国际共运的文献看得比较多，不知道对此问题，国际共运历史上有没有什人提出过和马克思不同的比较特别点的看法？

　　我过去对经济问题研究得比较少，我直觉的看法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分化，收入不均，使得资源配置不断畸形化，生产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有大的经济危机，只要采取某种手段，一定程度上缩小原先的贫富差距，则经济仍旧可以在这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启动，
　　不过由于存在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所以原先在一个国内失调的生产比例，放到国际市场上还可以消化，就可以推迟经济危机，到了国际贸易也无法消化了，然后爆发经济危机

　　只要是市场经济自发运行，就必然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谁拥有更多的财富，谁就掌握更大的控制资源配置的权力，而这更大的权力理所当然会让资源配置更进一步加强扩大自己财富优势。

　　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全世界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不但无法避免，甚至无法解决。
　　但如果存在某种反市场的力量，不断缓和，对冲掉市场本身所造成的贫富分化，那资本主义总可以重新启动增长。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就是增强了政府反市场调节的作用，通过福利政策，财富再分配，缓解贫富分化，这使得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能更持续的增长。但福利政策没有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及经济基础配合，也容易造就懒惰。
　　当然光凭欧美的政府调节作用，对延缓减弱经济危机的作用也是有一定极限。

　　另一方面，二战后，苏联和一批计划经济国家提供了一种反市场力量，但由于和资本国家并不是完全联通的贸易体系（或者说贸易量不够大，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你关于世界贸易体系方面了解应该比我多，不知道对此有没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影响或者可以忽略。但苏联解体，整个苏联东欧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则为资本主义经济这段时期内恢复活力打了强心剂。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既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计划经济经济国家，就是一个毛式平均主义荼毒的国家，但居民经济收入的平均化程度则是世界罕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又搞起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在启动市场经济后，经济发展居然阴差阳错，有一些歪打正着的优势。
　　但随着贫富不断分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政府对经济控制能力的不断主动放弃削弱，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蠢话不断被当局采用，中国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经济非常依赖出口贸易。所以一旦出口不行，也就陷入危机了。

　　所以到现在，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说，似乎是各类型的反市场力量的福利遗泽就要消耗殆尽的时候了
　　但问题是即便如此，似乎也不能认为，发生了大规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无法解决，无法摆脱。

　　因为只要有必要，西方仍旧可以在短时期内加强政府反市场的作用，这就如同欧美发生金融危机短时内可以把某些金融机构国有化。通过短时期内反市场的作用，缩减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缩减资源配置畸形程度，然后让市场经济在新的相对更平均的基础上启动。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所以我觉得资本主义的命门恐怕还是不在于经济危机，而是在于技术发展本身导致人的腐化糜烂，导致为了生计、为了金钱而劳动的必要性越来越低。
　　西方的福利政策，其实已经使得其居民即便不工作也不必担心活不下去。而且钱越多越光荣，钱少就耻辱的机制虽然仍旧很强大，但毕竟会渐渐麻木衰减。
　　但最后，可能原先支持市场经济的理由，很大部分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再成立

　　只剩下一个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下，更有利于多元化，更利于个人自己创新的滥调来支撑市场经济存在的合法性。

　　那么说到底，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成功的，在创新方面甩开市场国家十万八千里的计划经济的范本国家，只要能建立起这样的范本，则扫除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赶下历史舞台，不过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

　　但如果寄希望于依靠经济危机，让资本主义国家自己逐渐烂死，那恐怕会是很漫长的过程。

　　现在难点就在于，资本洗脑的力量太强大，你要说服一个国家的人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道路上，非常困难，就如同你很难说服宗教徒放弃自己的迷信一般。

　　这方面，大规模经济危机或许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前提也是先建立起完备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并且这个理论体系已经被广泛宣传，被很多人接受，然后才有可能。

　　我写完这个儒家之后，估计以后不写文章了，你在这方面可以多努力研究一下。

leijy 发表于 2016-2-11 07:58
除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还有商品经济、货币经济。请问：他们什么关系？谁是谁非？哈哈哈哈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可以找等号。

货币经济，计划经济经济体之前交换，经济互助会也是以货币计算的，不过实物交易为主了。自然经济状态下，也有少量的货币商品交易，只是不小主要地位。

货币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可以说还是市场经济。

看到有人贴了马拥军的文章，他又在澄清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了，看来他还没有从迷雾中清醒过来，以为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国企和土地国有市场经济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