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是科举制度的翻版
黄焕金
如果说当今的高考就是古代科举的翻版,许多人一定不赞同。因为他们会说,科举是对四书五经的最形式化的死记硬背,而现在的高考已经不把四书五经当回事了,它考的是科学、语文、英语之类了。同时科举纯粹是为了做官而读书考试,而高考不仅用于做官(是做官阶梯上的关键一级),而且用于选拔工程技术人员等等。
实际上这些论点都没有掌握到科举与高考的实质。科举的实质,就是要人的头脑对某种预设内容的绝对接受,这种绝对接受不容接受考试者有丝毫怀疑,并且必须按它预设的形式答题,比如必须按所谓“八股”的形式答题,没有任何怀疑与讨论的余地。而今天的高考呢?它是否也带有这样的实质?显然,当今的教育制度同样预设了一些“正确”的内容,需要受教育者、受考试者绝对接受,否则,他只能被判失分。从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来说,高考与科举并没有差别,当然,高考还没有弄到“八股”的绝对形式化的程度。
科举的实质是无条件接受四书五经的形式条文,而当今教育则是要学生无条件接受所传授的知识,如果谁对这些知识抱批判态度,那么,就会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因此,在这种教育与考试方式下,谁也不敢对课本中的知识抱批判态度,更不敢提出不同观点,只能以“标准答案”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教育,不是启发人的智慧的教育,不是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它与科举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虽然所教育的内容根本不同。
高考与科举同样是国家与社会选拔人才的方式,无论它是选拔来做什么工作,是做官还是做技术工作,并没有防碍它们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一种淘汰制,而不是对人类智慧的启发制。因此,它似乎只要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就被人认为是公正的,而不管它是否符合人类“智慧公正”的原则。教育的实质,应该是启发人类智慧,让每个人能够发挥他固有的智慧特长,从而为自己、为社会做符合自己智慧特征的事情。这样的教育,不是淘汰制,而是挖掘制,挖掘人内在的智慧潜能,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特定的人才。而淘汰制只容许少部分人成为“人才”而抛弃了大多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是一种人类歧视的行为。
由于这种“选拔”当“仕”,今天的高考已经与科举一样,变成了人们爬向社会更高阶层的一个借道,至于高考教育甚至所谓研究生教育所宣称的“学识”,在学生们看来已经变得非常之可笑!去问问当今有所有学生,他们接受教育、参加高考是否为了自己的学识?学生们一定会认为你只是一个可笑的家伙。可见,当今高考已经与古代科举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了。并非学生们不愿具有学识,而是因为教育被某些人弄得太过形式化了,并且与科举一样,成为社会地位天壤之别的关键。
教育对人的智慧潜能的启发,就会使人的思想不再局限于现存知识,就会使他们不再满足于此,此时,对现存知识的批判,就成为教育所收获的最重大的成果。这是教育所获得的最大成果的标志。对现存知识的批判,既可以更好地承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知识,更可以根本当前现实创造出新的知识;在创造中继承,就成为人类教育的最高境界。对比当今的教育方式,它只做单纯继承之事,只让学生们做单纯的“学习”。而这种学习,并不继承现有知识的最佳方式,因为最佳方式只能是:在创造中继承。没有创造,没有对现存知识的批判,那能真正理解这些知识?不真正理解,又如何真正继承下来?因此,现行教育存在着虚假性,因为当它单纯将传授知识作为基本功能时,它已经注定无法让学生真正理解现存知识,只能够让他们了解到这些知识的表面。
因此,超现代化的教育,不再是以传授知识为基本功能,而是借传授知识的过程,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培养人对现存知识的批判能力。而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古代科举与现今高考教育的意义了。
附:
科举百年祭:不要为科举制度招魂
2005-09-12 10:53:5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一纸上谕,废除了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甚至超过辛亥革命。按理说废科举本来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然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社会上却刮起一股翻案之风:有人举办科举文化展,把科举说成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有人拿出清代金榜,去申报世界文献遗产,声称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还有人写文章,或主张为科举制度公开平反,或把近代中国的文化断裂与社会动荡归罪于废除科举制度。这样一来,如何正确评价科举制度,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科举制度首先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在评价它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尽管科举制与过去的世袭制、荐举制相比,具有翻案者所说的“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选用”等优点,但它毕竟是皇权体制下一种选士制度。这个制度发展到后期,又成为牢笼士人心智的枷锁、阻碍社会进步的工具。
第二,与现代选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理应被历史淘汰。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对两种制度作一比较。在科举时代,官场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员,由科考产生,向皇帝负责,故有“天子门生”之谓;另一种是胥吏,由官员聘用,而且与官员共进退。在现代社会,政府也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务官,由公民选举,掌握着选民委托的权力;另一种是事务官(即文官),经考试选拔,具有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政务官、事务官虽然相当于古代的官员和胥吏,但产生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翻案者说科举制度为西方文官考试提供了借鉴,却只字不提政务官必须通过选举产生,这就掩盖了科举制度的落后性。
第三,废除科举制度是清末新政一个重要举措。如果说鼓吹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是企图以发展军事和经济为手段来阻止政体改革的话,那么包括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建立现代司法体系和教育体系等内容的清末新政,则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改革。
在此之前,人们只是觉得科举制度培养不出懂机器制造、会驾驶军舰的有用人才。后来才发现:“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这段话摘自朝庭重臣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写的一份奏折,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见识,远比如今的翻案者高明。
该奏折还指出: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天下读书人放弃真才实学去追求金榜题名及其背后的荣耀。这种情况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几乎所有人都把考大学视为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要被训练成考试机器;至于人格的塑造、学习的乐趣和研究问题的习惯,则很难在教育中体现;即使是所谓素质教育,也要为高考让路。可见当年执政者决心要废除科举制度,与它严重地扭曲了教育功能有关。
另外,现代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为了造就公民。对于这一点,清政府在废科举的上谕中也有明确的表示:“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只有全国的老百姓都具有普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做一个“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的“合格之国民”。第二年,刚刚成立的学部也在一份奏折中指出:考察东西各国学制,大致有专门和普通两种。“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这就是说,培养合格的公民,是为现代社会奠定牢固的基石。
总之,就好像四大发明在中国没有被重视、传到西方却引发社会大变革一样,被誉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考试,在中国也根本不会开出现代文明之花,结出现代社会之果。因此在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年后的今天,当务之急是要弄清历史真相,反思历史教训,而不应该为科举考试翻案,替专制制度招魂。
智效民(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