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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TIGLITZ的PAPER中，得出教育的收益不是想象的那样大，教育给受教育者带来的收益在很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受教育者能力的甄别作用。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用于区别雇员能力的成本太高，并且由于这些信息具有公共性质，不能独占，雇主也没有这个激励去甄别雇员的能力。能力强的雇员有对自己的能力进行甄别的需求，但是甄别成本很高，高于甄别后所带来的收益时，他也就没有对自己的能力进行甄别的动力了，得到的工资就是同一级别的平均工资。甄别需要成本，当甄别带来的总生产的增加——有时甚至是0，因为只能带来收益重新分配——比甄别所付出的成本少时，就比原来的状态更差了，这就是甄别过多带来的无效率，反之就是甄别过少。
现在的教育系统对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令人怀疑的，更可能的是能力强但厌恶风险的人选择加强教育，因为这就给他们未来的潜在雇主提供可靠的信息，他的生产力强，他的工资提高，以团体中那些教育相对较少的人的工资为补偿，但是社会生产并没有太大提高。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成本是被公共支出承担了，国家趋于免费提供这么多教育资源。大学以前不说，因为这是几乎面向所有人的。大学以后就不一样了，少数人享有政府提供的优良教育资源。就像我这种成绩这么烂的每年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补贴，上了研究生还接受二等奖学金。这样大大减轻了上大学的成本，激励你继续留在学校。但是实际上对你将来从事的生产，说实话，没有可观的效果。但是，学校目前实行的是软预算约束，有很大的激励去对学校进行各种投资。于是形成了这样的现象：由于国家的补贴，受教育产生的私人收益，大于私人的成本，不然，谁还会有激励继续留在学校；但是在本科以及本科之后，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由于教育产生的收益小于在教育上付出的成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内博士生阶段，都是些厌恶风险的人，其中不学无术的女生比重很大，其实他们在能力上已经没有提高的空间了，只是在给未来的雇主提供误导，我学历高，能力很强。
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由于形成能力的甄别，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现在另全社会担心的两极分化，受过高等以上教育的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悬殊的工资差别，没有甄别时这些人都趋于平均工资。
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与公司形成紧密的联系，不能创新，形不成高水平的论文，不能带来社会生产的改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又会带来有损效率的两极分化。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样大规模低水平的投资是值得怀疑的。吉林大学的负债就是因为软预算约束，反正有国家负责，不用承担破产风险的激励。在人大我也看到这种现象，打着教育的幌子，学校的投资也并不是改善学生和教师在学校的环境，而是成了行政人员的安乐园和衙门。高等学校的投资应该有很硬的预算约束，学校承担一切风险。抑制那些无效的高等教育投资，将资金用于别的方面。
初等教育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社会收益远高于社会成本，又由于教育的边际产出递减，所以在教育的初中期投资效果会是显著的，高等教育后边际收益已经明显减弱了，并且能为高等教育打好基础，是值得国家加大投资的，但是由于利益关系，那些人是弱势群体，没有发言权，初等教育——特别是农村的经费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增加，反而出现减少的现象，听说现在文盲率还在提高。
中国应该抑制高等教育投资——至少不鼓励高等教育投资的基础上，加大农村初等教育投资，以保证有限的资源用于最好的用途，社会生产效率和公平的改善效果会很显著。
相关的理论见STIGLITZ的甄别理论方面的论文，本人没有实证数据，也暂时没实证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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