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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iR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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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经在咫尺】在经济学的战场上,她是唯一荣获最高“勋章”的女性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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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lly 发表于 2016-2-25 15:09:56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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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贵宾席上,女性经济学家的身影并不多见。虽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一名女性——美联储主席妮特·耶伦,但直到9年前才有3位女性青年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目前为止仅有艾莉诺•奥斯特罗姆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奥斯特罗姆可能并不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其研究的重点是传统经济学研究中的‘缺失项’——社会规范形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不只是市场本身。

今日,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推送《金融与发展》对她的一篇专访,从其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开始,深入讲述这位工匠型学者如何设立研究室,开展田野实验,并先于自己的丈夫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她的研究工作被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称为“绝对重要作用的领域”,她的获奖也让其它女性经济学者看到了曙光。如今在对“女性经济学家”、“女性研究者”流失现象的讨论愈发强烈之时,也许这些女性经济学家的不凡经历会对后人有所启发。



2009年,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的当天,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魔鬼经济学》的作者之一史蒂文•李维特在他的博客上如此写道:“如果你昨天对一些经济学家做个调查,问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或者问她所从事的领域,可能1/5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奥斯特罗姆此前的学生,现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市场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保罗•德拉戈斯•艾利吉卡,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说:“(奥斯特罗姆)有关制度多样性(超越市场和政府二分法)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过去20年间社会科学领域最具革命性的理论。”

奥斯特罗姆因其在经济治理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她的工作“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了解到维持人类社会合作的深入机制”。有人将奥斯特罗姆以及同时荣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奥利弗•威廉姆森的理论视为不同寻常,其他人则将其视为针对自由市场失效的合理对策——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自由市场的失效。

奥斯特罗姆是世界首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更为关注的是那些未在市场中得以体现的经济活动,如家庭、企业、协会、机构和其他组织中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市场本身。她的研究结果表明了公共资源(森林、渔场、牧场以及灌溉用水)的使用者,而非政府或私营企业可以如何成功地管理这些资源。

她最著名的一点,可能在于揭示了“公地悲剧”的真相。“公地悲剧”理论是由生物学家加勒特•哈定于1968年提出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中,哈定提出的理论认为,假设一群牧民在一处公共牧场放牧,如果每个牧民都从个人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决定增加个人饲养的牲口数量,其所产生的集体效应将是公共资源的枯竭或破坏。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从自身的私利出发,独自行动,将最终导致有限公共资源的枯竭,即便这种情形显然不利于每个人的长期利益也是如此。

正如哈定一样,奥斯特罗姆也认为此类情形中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如果牧民决定彼此合作,监控彼此对公用土地的利用状况,并执行管理公用土地的规章制度,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悲剧。 

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奥斯特罗姆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认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工作对于经济学界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他说:“奥斯特罗姆研究的重点是社会规范形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些规范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属于‘缺失项’。你可能非常接近人们合作的均衡状态,但要使人们合作还需要些另外的东西,而这就是社会规范。”

1.比弗利山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人们通常将她称为“Lin”)于1933年生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由于当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奥斯特罗姆自幼生活贫困。幼时父母离异,是母亲将她一手带大。母亲教她种植蔬菜,为省钱将水果做成罐头食用。由于她家位于比弗利山校区边缘,因此她得以到著名的比弗利山高中就读,并受到优秀的教育。那时,奥斯特罗姆对当今盛行的拜金主义非常鄙视,她经常购买别人穿过的服装,这一点与她那些出手阔绰的同学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众多名流毕业于比弗利山公立学校。

有人鼓励她参加演讲队,从而激发了她对辩论的兴趣。奥斯特罗姆说:“高中辩论赛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每个问题都有正反两方,你必须知道如何始终如一地站在一方进行辩论,老师们会随机将你分配到其中一方。”参加辩论比赛不仅提高了她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同时也治愈了她口吃的毛病。

奥斯特罗姆考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一点背离了她母亲的期望。她家以前从未有人考上大学,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来说上大学没有什么意义,为此,她的母亲拒绝为她提供经济援助。不过,年轻的埃莉诺并未就此止步,依靠同时打多份零工,她完成了大学学业。奥斯特罗姆回忆道:“那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费很低,所以我没有欠债。”

尽管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政治学专业,奥斯特罗姆并未从事专业方面的工作,而是到波士顿的一家电子出口企业做了一名普通的文员。在回想自己的那段职业生涯时,她说:“那时候人们的观念是,秘书或教师是最适合女性的工作。”一年后,她找到了一份在位于波士顿的盖博瑞卡博特公司担任助理人事经理的工作。该公司此前从未雇佣女性担任此类职务。

奥斯特罗姆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自己争取到的这一职位。我在21岁时的成功职场经历,让我树立了信心,为我在今后的人生中提供了帮助。”

1957年,奥斯特罗姆重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攻读政治学研究生课程的同时,在该大学的人事办公室谋得了一份中层职位。她的母亲至今仍对她当初的选择感到迷惑不解。

斯特罗姆微笑着回忆道:“(母亲)她问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薪水会是多少时是这样问的——会不会比我现在挣的还要多?我说,不,要么一样,要么更少。那时候她根本不能理解。”

在一次研究生的研讨会上,奥斯特罗姆发现,自己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即人们如何集体采取行动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好公用的自然资源。在一个由其他同学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的支持下,她研究了位于加州南部一个地下水盆地。由于当地的社区过多地抽取地下水,导致盐水渗入。奥斯特罗姆很想知道那些以这一水源地为生、来自重叠管辖区的人们是如何找到激励因素,从而搁置分歧、共同解决这一问题的。她将这一协作研究作为她的学位论文主题,从而为她今后称之为“公共池资源”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负责研究生研讨班授课的是此后成为埃莉诺丈夫的政治学副教授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他比埃莉诺年长14岁,埃莉诺于1963年嫁给了他。正如奥斯特罗在1990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治理公共事物: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的献词中写道:自此以后,两人就开始了“相爱与争论”相交融的、持续一生的伴侣关系。 

2.工匠型学者

1965年,奥斯特罗姆夫妇移居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在这里文森特获得了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的职位,而埃莉诺也开始讲授有关美国政府的课程,并最终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几年之后,他们开始举办系列学术讨论会,与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讨论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尤其是与资源管理有关的议题。奥斯特罗姆回忆道:“我们承诺每周一召集一次会议,即便最后只有五六个人参加也是如此,最终参加的人员越来越多。”

 “奥斯特罗姆研究的重点是社会规范形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些规范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属于‘缺失项’。”

 这种非正式的周一学术讨论会逐步演变为有关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的研究室,如今则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在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生态学、社会学、法学和其他领域的学者。

奥斯特罗姆在诺贝尔奖的网站上写道:“我们研究室的目标一直是吸引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大量学者开展学术讨论,了解各种生态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和结果。”

 受一位橱柜匠朋友的启发,奥斯特罗姆希望其研究中心按照工匠的作坊一样进行构建。学生和他们一起长期工作,从而可以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就如同作坊里的师徒关系一样,而不是通过讲课等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传授。

 奥斯特罗姆说:“在文森特看来,在工匠的作坊里,具有不同技能和不同水平的人在一起工作,年轻人可以学到如何与长辈工作,是共同合作,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室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方法。”

 该研究室总部设在一个此前的大学生联谊会会堂内,共有四栋建筑,位于学校校园附近的一个僻静街道上。研究室装饰着精美雅致的亚洲墙帷,富有光泽的非洲木雕刻品,以及其他外来艺术品。在这一氛围下,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可以轻松自由地研究社区是如何避免“公地悲剧”的。

 该项研究分析的是水、鱼类和森林等公共资源的管理方式,属于建立一种有关人们如何才能具有自我组织性和自我管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通过实验室中的试验对各种问题进行了测试。在实验室中,奥斯特罗姆研究了其实验对象在面临假定的公共池资源两难境地时作出的选择。然后,通过对实际情况的直接观测,现场测试对结果的预测情况。

 “奥斯特罗姆理论的依据来源于她所收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社区、不同时期以及各种不同资源的大量数据。”

 奥斯特罗姆解释道:“我们研究那些我们从理论上感兴趣的课题,比如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池资源,同时我们利用现场和实验室进行反复比对。在现场,你可以获得很多的数据,但有时太多以至于无法确切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必须再回到实验室,分析你认为重要的一个变量是否真的按照你所认为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3.警察的绩效和多中心性

奥斯特罗姆研究室的早期项目之一,是对警察行业的组织结构和绩效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公共政策专家建议大幅减少警察局的数量,他们认为,不同单位服务于同一个地区过于混乱,缺乏效率。为了确定最佳的对策,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事开始一项对美国80个大都市区域警局提供服务情况的大模研究。

 奥斯特罗姆前后共花了15年时间来开展这一项目,搭乘警察巡逻车采访了普通市民对警察的看法,收集了各种定量和定性数据。在该研究的结论部分,她和同事发现,警察机构越大未必就更好。而人们普遍认为的、一个城市区域设置多个警察部门的效率相对较低这一看法并未得到证明。相反,他们发现这些机构往往建立了协作网络,有利于跨管辖线内区域的公共安全。奥斯特罗姆写道:“复杂并不等同于混乱。”

奥斯特罗姆说,该项警察研究项目很好地阐释了其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多中心性”。“多中心”政治体系的概念是指公民在不同的尺度上组织多个治理机构,该概念于1961年由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布特以及罗伯特•瓦伦首次提出。

在1997年发表的、荣获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论文中,奥斯特罗姆写道:“利用多中心理论的分析表明,针对所有城市区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佳组织形式。”相反,在确定最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前,必须研究所谈论城市服务的产出和消费特征——这正是她在开展警察管理研究工作中所采取的方法。

4.地知识至关重要

目前,奥斯特罗姆正极力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部分资源利用者能得以成功地进行自我组织,而其他资源利用者则无法实现这一点。该问题不仅事关学术问题,同时对公共政策也具有实际意义。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奥斯特罗姆说:“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建立和增强政府有效治理公共池状况这种能力的方法,这种制度在21世纪的缺失将带来十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她说,我们对这些制度了解的越多,政策制定者避免重蹈覆辙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室前博士后、现加拿大蒙特利尔康科迪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的艾米•波蒂特说:“奥斯特罗姆理论的依据来源于她所收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社区、不同时期以及各种不同资源的大量数据。由于证据来自于各种情况,因此更具说服力。” 

研究室涵盖多个国家和持续多年的一个大型项目,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林业资源和制度”研究计划。针对这个目前仍在进行之中的研究计划,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事建立了一个由多个协作研究中心组成的网络,研究非洲、亚洲和拉美的林业状况。该究探讨了治理安排是如何影响森林以及依赖于森林的人们。通过衡量治理安排对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社区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他们希望产生有助于决策者和森林利用者今后决策的数据。

奥斯特罗姆说:“人们通常认为,只要建立了‘保护地’就足够了。不过我们发现,有些保护地起作用,有些则不起作用。”她解释道,如果只是将那些在政府把该地区划定为‘保护地’前利用该处森林的人们赶走,他们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并且更不愿意协助未来的森林监测和保护工作。但是,如果将他们吸收进来,并分配一定的职责,他们就愿意协助森林的监测工作,从而使今后该处森林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位于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墨西哥、尼泊尔、坦桑尼亚、泰国和乌干达的研究中心均采用统一的数据协议,并将数据提供给公用的数据库。这些研究中心的员工均为本地研究人员,但很多都到美国布卢明顿接受过培训。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各地的知识至关重要,她也经常努力获取这些本地知识,或者以这些本地知识为基础开展研究。

奥斯特罗姆向本地专家咨询并不仅是为了吸收他们的参与,而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往往非常优秀。比如在尼泊尔开展的有关灌溉系统的研究项目中,奥斯特罗姆发现,那些由本地农民自己修建和管理的灌溉系统,其表现往往胜过那些利用捐赠方的资金进行建造、由政府部门管理的灌溉系统。尽管后一种灌溉系统的工程技术更好,但那些管理这些灌溉系统的人缺乏对本地社区面临的各种复杂诱因的足够认识。

奥斯特罗姆多次发现了这一问题。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型灌溉项目几乎完全关注于实际系统的工程设计,但忽略了组织问题。尽管必须了解开发项目的物理层面,但重点应该放在体制层面。”她强调,在设计此类制度时必须让当地人群直接参与,否则这些制度就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

5.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

 鉴于奥斯特罗姆多年来一直与丈夫密切合作,丈夫没有同时荣获诺贝尔奖是不是有些奇怪?奥斯特罗姆说:“确实是有些奇怪,不过我能理解。他更像一位哲学家。我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室实验、统计分析和野外工作,因此我能知道他们选择我的原因所在。毫无疑问,他所开展的工作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曾在研究室学习的艾利吉卡证实了这一分工:“如果你分析Lin的工作,就会发现她的工作侧重于宏观层面。但是,这种宏观层面的轮廓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则来自于文森特。”艾利吉卡指出,现年91岁高龄的文森特是仅存的少数几个传统型学者,而埃莉诺则相对更加务实,是一个“优秀的倡导者”,她能将多个有意义的项目整合在一起,找到赞助商,甚至可以找到额外的预算,为经济上有困难的新增访问学者或学生提供资助。

奥斯特罗姆夫妇两人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似乎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这一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证实。研究中心鼓励研究人员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建立工作组,研究他们希望探讨的各种问题。波蒂特说:“这既可能是就某个特定问题的阅读小组,也可能是探讨如何为某个项目获得经费的工作小组。这种自我组织小组的理念,对于她在理论上一直关注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这些理论能够在本研究室付诸实践,简直再好不过了。”

正如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发展过程中采取“自上而下”的途径并不可取,她认为自己的研究室也是如此,她不强制实行她的研究议程,而是让项目本身有机地发展。艾利吉卡对奥斯特罗姆夫妇评论道:“他们说到做到。他们说,希望与学生建立一种师徒关系,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事实上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他们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艾利吉卡说:“即便有人离开了研究室,他们仍感觉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6.压力犹存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奥斯特罗姆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并未慢下来,她仍不断接到对她采访和公开露面的要求,即便两年之后仍然如此。她于2009年辞去了研究室主任一职,将该职位让给了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讲授政治学的迈克尔•麦金尼斯。不过,她仍继续承担教学和研究的全部重担。

在奥斯特罗姆组织的众多项目中,其中一个项目是历时数月、有关医疗保健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由麦金尼斯负责。该研究项目分析了美国三个社区(即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科罗拉多州大章克申市和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三种医疗保健体系采取的协作式管理模式所取得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

比如,在某些医疗保健体系中,各大医院的竞争非常激烈,而在其他医疗保健体系中,各大医院之间的合作更多。奥斯特罗姆说,该项研究目前仍处于数据收集阶段,旨在回答以下部分根本性的问题:哪些因素导致部分社区建立开展协作和尽力改善现状的组织?当人们发现能保持医疗保健低成本和高质量的方法时,这些社区具有哪些特征?

奥斯特罗姆的所有研究成果均与社会规范以及人们合作的动因有关,医疗保健研究也不例外。阿克洛夫说:“当然,她是从局部角度来观察这些规范的,因为这是人们通常能够观察此类事物的方法。不过,她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农业灌溉系统,也可适用于大至各个国家乃至全球系统中的问题,如全球变暖问题。”

奥斯特罗姆今年已经78岁高龄,她完全可以选择退出学术研究生活,在她和文森特共同居住的布卢明顿郊区的六英亩林地中静享晚年生活。然而,这种机会似乎非常渺茫。当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者问她荣获诺贝尔奖是否减轻了今后她仍必须完成的研究成果的部分压力时,奥斯特罗姆笑道:

“我并不是为了获奖才做研究的。所以,获奖并没有减轻我今后从事研究的压力。”

来源: 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微信原文: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kyNTc4Ng==&mid=402716389&idx=3&sn=3d0bad30ff20cae1422443c8e60086a9&scen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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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 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芝加哥大学 诺贝尔经济学 经济学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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