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两会--今年有哪些提议

人大代表韩德云：居住证应优先保证教育医疗

　　2015年12月12日，国务院发布《居住证暂行条例》，23项具体规定对相关问题一一作出说明。条例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
　　韩德云等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推动户籍改革领域的努力，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
　　韩德云今年54岁，从2003年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算起，至今已连任三届。履职13年，他提出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居住证制度改革等多份重磅议案，有“敢言代表”之称。
　　特别是在推动居住证制度方面，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内，他反复建议保障部分进城务工人员享受公共权益、废除学历和产权限制、统一申领“门槛”等。
　　如今，条例出台，韩德云欣慰之余，建议在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优先保障持居住证者和当地户籍享受同等待遇。
　　★对话人物
　　韩德云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履职13年，提出公务员财产申报、居住证制度改革等多份重磅议案，有“敢言代表”之称。
　　缺少硬规定也可能导致居住证制度产生变异，不符合设计初衷。比如有的地方可能简单把它用于控制人口流动和安全管理。这是非常简单的想法，其实流动人口也在为城市做出贡献。
　　希望解决居民待遇不均衡的问题
　　新京报：关注户籍改革十余年，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韩德云：最初是为了解决城乡差距和区域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重庆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的城市，有些县三分之一劳动力都在沿海打工，大概是在2005年、2006年左右，有一些案例是涉及沿海打工多年的人，出现工伤、交通事故时，由于户籍在农村，得不到合理补偿。另外还有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成为人口输出大省一段时间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
　　其实推动居住证改革，就是希望能在彻底改革户籍制度之前有个缓冲期，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新京报：你希望这项改革能解决什么问题？
　　韩德云：最重要的是实现城乡统筹中城市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权益一体化。外出打工时在当地长期做出了贡献，但要想享受基本待遇保障就必须回到户籍地，由此带来严重的居民待遇不均衡，讲严重些就是居民待遇歧视问题。
　　我们希望推动的改革就是解决在户籍含金量不同，且户口不能随意迁移的情况下，居民待遇不均衡的问题。
　　新京报：推动居住证制度改革十年来，从10座城市试点到去年国务院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有什么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韩德云：从改革整体进程来看，我觉得整个社会对居民待遇歧视问题的关注反而不如十年前了。事实上，如今的情况与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缺少硬规定可能导致居住证制度变异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去年国务院出台的《居住证暂行条例》？是不是能解决当年期待的问题？
　　韩德云：我认为《条例》还可继续完善。《条例》为大中小型城市设置了不同的居住证申请条件。但这些条件基本上是形式和程序上的。其实居住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统一、推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能享受其长期工作地居民的基本待遇。目前《条例》中对上述问题的硬规定少了一些，可能导致实际操作的效果要依靠地方的“领悟力”。
　　新京报：去年你曾建议，由国务院统一制定居住证制度的“底线”，现在《条例》出台了，你认为还有哪些需要完善？
　　韩德云：其实居住证制度是为了保障流入地外来人口的待遇，要解决的居民服务保障主要是医疗、子女教育和养老。比如养老，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缴纳标准，养老医保都不能实现统筹，落后地区医保不能在其他地方看病，也看不起。
　　缺少硬规定也可能导致居住证制度产生变异，不符合设计初衷。比如有的地方可能简单把它用于控制人口流动和安全管理。这是非常简单的想法，其实流动人口也在为城市做出贡献。
　　所以我希望国务院规定能增加硬规定，比如保障子女入学问题等。虽然可能由于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导致矛盾比较突出，但是国家依然要设定一个底线，否则条例难以生效。
　　新京报：你所说的硬规定是不是指居住证的含金量？近日国家发改委规划司表态，鼓励各地方提高居住证上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你觉得在这方面各地方主要应该做些什么？
　　韩德云：实际上就是含金量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结合流动人口、持居住证人口和可转为户籍人口的数字，设置相应的公共服务指标，再结合市场作用推动。
　　这就需要政府转换思路，根据人口、收入情况和市场条件，在政府主导和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创造公共服务。
　　居住证不应成代代相传的门槛
　　新京报：你刚才说，推动居住证改革，就是希望能在彻底改革户籍制度之前有个缓冲期。那你认为这个过渡期会很长吗？
　　韩德云：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区域经济极不平衡、城市农村极不平衡、东中西部极不平衡，短期内很难实现一致，所以居住证制度作为户籍改革的过渡期会非常长。
　　新京报：在居住证制度落实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韩德云：各地落实时要防止制度本身流于形式，带来新的不方便。如果导致打工者没法打工了，就等于增加他们的负担，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羁绊。同时要避免居住证限额产生更大的歧视和不平等。
　　新京报：其实从目前来看，居住证如果不能积分落户，那么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依然与户籍人口有差距，你建议怎么解决？
　　韩德云：我认为从国家层面，要有教育和医疗两个优先。医疗涉及当代人，教育涉及子孙万代。
　　其中最首要的是教育优先，要保证持证者子女的义务教育必须在当地解决，不应该再出现留守儿童问题。如果农民工的孩子能在务工地上小学乃至大学，为什么不能拿到户口呢？所以我认为，如果持居住证子女在当地入学5年或者10年，就应当允许他们在当地落户。这样就没有异地高考问题了，居住证也不会成为代代相传的门槛。
　　这其实是要设计一个居住证保障的硬规定，现在的《条例》中还有很大空间。
　　今年的议案还在准备
　　新京报：今年准备带什么议案参加人代会？
　　韩德云：以前居住证谈得很多，去年《条例》出台了，今年可能不会谈了。今年的议案还在准备。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人大代表在推动政府工作时发挥的实际作用？
　　韩德云：实际上人大代表就是参与立法、法律制度的设计，我认为代表履职要结合职业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实际作用因人而异，尽力吧。
　　履职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发生在去年一次修改立法法的时候，当时我提出，为什么每年全国和地方都会发布很多法律法规，但没有一个统一发布的地方？发了那么多都找不到。
　　这个内容第二天就加入了法律草案新稿中，这么多年来很少见。

民革中央：建议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新京报快讯(记者刘夏)2月29日上午，民革中央召开全国“两会”新闻宣传工作通气会。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介绍，在提案中将建议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8篇大会发言和36篇集体提案。发言和提案内容涉及“三农”、社会和法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还包括健康事业、医疗服务、老龄化社会等热点问题。
　　重点提案之一、关于“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事宜”的提案内容中，民革中央将建议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据悉，今年适逢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民革中央或将以此作为大会口头发言内容。
　　修福金表示，现在提到正装都理解为西服、领带，这其实是洋装。“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重大场合都着中山装，为什么到我们这一代就是西装。”他表示，这不仅是服装问题，也是民族问题。
　　此外，民革中央还将提交两岸“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提案，并强调共修抗战史工作的现实、深远利益。据介绍，两岸近代史学者已共同编制完成一部“长城抗战图集”相关史书，由民革中央团结出版社负责发行工作。

孙晓梅：家暴刑案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

　　一年来，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实施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已经放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税收法定”写入立法法，政府随意征税成为历史；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户籍壁垒终将被打破……
　　这些改变，是高层作出的决策。决策的背后，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的身影。
　　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碍调研履职，建议议案一提再提。问题不解决，答复就是“不满意”。问题初步解决，他们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共识，在一次次互动中逐渐形成。
　　今年全国两会在即，新京报找到了这些代表委员中的“代表”，讲述他们的履职经历，讲述重大政策变化背后的故事。
　　★对话人物
　　孙晓梅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
　　历经26年，孙晓梅见证了反家暴法的诞生。
　　这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这种传统意识中的糟粕，将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过滤和清除。
　　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从立题、调研、讨论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动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人叫孙晓梅“硬茬”代表，推动新法立法受阻时，她当即向有关方面回复：我不满意！
　　罹患癌症近6年，在“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帮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妇女家属。
　　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孙晓梅继续和家庭暴力“死磕”，她准备提交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背景
　　三成妇女遭受过家暴
　　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
　　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
　　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
　　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
　　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
　　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
　　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
　　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
　　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
　　调研
　　全球超120个国家对家暴立法
　　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
　　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
　　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
　　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
　　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
　　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
　　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
　　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
　　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
　　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亮点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新京报：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有哪几类？
　　孙晓梅：概括来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几类。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过，性暴力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
　　新京报：即将实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点？
　　孙晓梅：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层法院就有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率达98%以上。
　　新京报：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同居暴力是否应该入法，曾引起过广泛讨论。
　　孙晓梅：是经历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内。
　　有人认为，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认可的家庭关系，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属于家暴，而是社会暴力。我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反家暴法不应该将同居关系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等四机关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反家暴法草案时，一审稿还是没有纳入同居暴力。
　　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都提出，司法机关的成熟做法为什么不能纳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体现出反家暴没有禁区，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两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反家暴法草案时，才增加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
　　新京报：关于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也曾引起过争议？
　　孙晓梅：反家暴法审议通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几天前，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与会人员以同性恋（多元性别）为主，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恋，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亲密伙伴”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
　　新京报：从各个层级的责任和规定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
　　孙晓梅：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时，谁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请？一审稿的规定是近亲属。审议时，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公安机关、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由警方协助执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最终的法律就规定，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推动
　　“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议
　　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
　　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
　　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
　　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
　　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
　　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
　　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
　　展望
　　意识和细节决定新法实施效果
　　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
　　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
　　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
　　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
　　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
　　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
　　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

先占后发

这么多选题，不容易啊，一般的议题也就是为议案而议案，完成工作而已，也没个下文。

幼儿园免费和年轻人一套房子蛮好的，是哗众取宠还是有实现路径，比如钱从何来之类的，这些委员有没有说。

现在大家参政议政水平都高了，不满足只是放了几炮而已。

xavierxu99 发表于 2016-3-3 09:19
先占后发

这个帖子内容很杂，看完需要一些时间。

内容是从网上一篇一篇收集来的。给大家留个备查资料。

xavierxu99 发表于 2016-3-3 09:23
这么多选题，不容易啊，一般的议题也就是为议案而议案，完成工作而已，也没个下文。

幼儿园免费和年轻人 ...

各位代表的意见浏览了一下，觉得真有几篇不错，如果国家能参考了，对民生大有好处。

真心希望各位代表把百姓的心声带上会。

全国政协委员：个税起征点提到5000元较合理

　　个税起征点调整在全国两会上再度被提起。据悉，2011年我国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自2000元调至3500元后，个税起征点连续5年“岿然不动”。这几年来，房价、物价不断上涨，个税起征点是否应该再调高？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华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沙振权提出，在目前的物价和消费水平下，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才比较合理。
　　个案
　　工薪族：每年纳税近千元压力大
　　在广州某保险公司工作三年的徐小姐向记者“晒”出的工资条显示，她月收入6000元，年缴个税780元左右。
　　徐小姐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工作，与朋友一起租了一套三居室，每月租金1000元，水电费、物管费200元。每月实际到手工资5135元，刨去吃穿用度的必要开销，此前每月能结余数百元。
　　今年，徐小姐感到“压力山大”，觉得自己日常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她说：“我租的房子开始涨价，月租金去到1400元。毕业三年过去了，感觉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菜价涨了，吃饭成本高了，连买衣服都比以前贵很多，每个月衣食住行的花销比过去高了15%左右，基本上每个月存不了什么钱。现在看，我每年交的个税去到千元，也够我大半个月房租了。我们这些工薪一族压力太大了。”
　　高薪族：家庭开支大月薪3万也“月光”
　　相比工薪阶层的徐小姐，工作12年的洪女士可算高收入上班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她经过多年打拼，税前月薪达到3万元，令不少人羡慕。但提起收入，洪女士也是有些无奈，“我们家有车贷、房贷都在还，每月车贷5400元，养车1500到2000元，房贷2000元。还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仅每个月学费这些开支就也有2000多元，加上一大家人吃饭、日常衣食住行开支等等，每个月平均开支有2万元。本以为3万元的税前工资能应付得过来，但扣税都能扣5000多元，基本是没有什么结余的。”
　　洪女士认为，“我虽然是别人口中的‘高收入’，但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硬性的基本开支摆在那，我觉得征税时应该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减免这些必要的开支，减轻一下我们纳税人的负担。”
　　两名上班族的生活账单
　　工作3年的徐小姐
　　月收入（税前）：6000元
　　月缴个税：约65元
　　每月花销：约5000元
　　每月结余：基本没有结余
　　工作12年的洪女士
　　月收入（税前）：30000元
　　月缴个税：5000多元
　　每月花销：20000多元
　　每月结余：基本没有结余
　　数据
　　广州CPI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个税起征点不变的情况下，衣食住行的物价指数却在上涨，“叠加效应”导致许多市民交税后能存的钱越来越少。数据显示，2015年广州全年CPI上涨1.7%。从全国范围来看，2015年，广州CPI同比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涨1.4%）0.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上涨1.5%）0.2个百分点。
　　从具体分类看，广州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六涨二降”，其中，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上涨3.7%、食品类上涨2.6%、烟酒及用品类上涨2.4%、衣着类上涨2.3%。
　　建议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
　　11种收入建议改按大类征收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林江认为，“国家从2011年调整个税起征点到3500元至今没有改变，也是因为个税起征点的‘标准线’难定。个税起征点调整幅度过低，则没有太大意义，而个税起征点调整过高，或将影响到税收改革的效果。”
　　林江建议，可将依照目前11种收入的分类征收改为所有收入按大类征收，“分类征收对一些纳税人不利，比如对于以稿费收入计算纳税额的群体，即使稿费收入是每月的主要收入，也按照偶发收入征收20%的税，如果今后并入大类，按照工资薪金的收入划分税率，就可以减轻负担。”
　　林江同时建议，将税收累进的宽度拓宽，“目前的税收税率累进标准分为7档，这导致中产阶层赋税较重。今后可适当调整为5级，降低一部分累进税率，也是可行的办法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沙振权
　　1。应当对个人消费者予以减税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华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沙振权携《减税收 削预算 确保供给侧改革取得实效》的提案进京。他建议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
　　沙振权指出，供给侧提供了价格适宜的优质商品，就需要需求侧对这些商品进行消化。为了刺激这部分需求，应当对个人消费者予以减税。“首先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现行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免征额为2011年修订，距今已经接近五年时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的统计公报，这五年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的上涨幅度都在10%以上，居民消费价格也在连年上涨，其中2011年上涨5.4%，2012年至2014年每年的涨幅也都超过了2%，至今累计上涨幅度在1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个税起征点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状况，需要做进一步的上调，以减少低收入者的税收压力。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额也应当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情况，例如参考香港，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对于已婚人士、需要供养子女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人士都有相对应的税收优惠，这样相比于一刀切征个税的做法也更加公平。
　　沙振权指出，算上通胀等各方面因素，目前将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从3500元提升到5000元是比较合理的。
　　2。为企业减税以后才能增收
　　沙振权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减税。他表示，供给侧改革想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要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但是当前我国企业身上背负的税费负担依然较重，这使得企业对内无法持续性地进行创新投入，对外则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因此，他建议，要减轻税费负担，为中小微企业“减负”。
　　当前我国企业需要上缴的税费种类多、税率高，企业除了要承担增值税、消费税之外，还有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其他附加税等等。沙振权说，“现在减税是为了以后的增收，一旦供给侧能够活起来，经济这块蛋糕就会越做越大，政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在建议政府为企业、个人“减负”的同时，沙振权还建议，减少财政支出，特别是要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

版主辛苦，这么多议案得慢慢消化了，同样最关心的是民生，幼儿园免费的提法好，不只是免费如何教育幼儿更是值得统一意见，他们可是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