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传统理论的危机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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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杜车别论述了以前在经济史问题上一些理论无法解释问题，无论是扭曲中国社会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阶段论，还是后来的“传统 现代转型”都一样，分析表现、实质、原因和举了一些典型例子，我觉得其中最后在欧洲中心论思维里提到的，“更高、也更有蛊惑力”的表现，举的李伯重的例子非常值得注意，以一种似乎还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语气来提出资本主义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产物的观点，类似的手法，我在秦晖、余英时等人那里也见过：


第四章、传统理论的危机

到了这里我们对中国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关于中国为何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一些传统观点（韦伯虽然是西方的，但对中国的影响反而比较大，因此也可归入中国学者传统的观点）做了一个简略的梳理批驳。由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按照传统的观点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从先进变为落后，为什么中国不能向西方一样进入资本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按照这些理论道路走下，只能是陷入僵局，死胡同一条。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危机僵局。尽管在这危机究竟是什么上，可能彼此有分歧，但对危机的存在这一点本身，应该说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共识！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危机的存在，他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说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59]

过了五年，李伯重又在《读书》杂志上，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危机的存在。他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判定时间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百家争鸣到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

“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1]

稍后，在1999年第2期《史学理论研究》上胡成进一步表达了危机意识，他说“至90年代，这一研究遇到空前的危机，从表面上看，建国后至80年代，仅就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文章就有280篇发表，90年代至今则各个历史时期相加还不足20篇；更深一层，则有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对其理论范式提出的尖锐批评；国内学者李伯重先生也撰文指出这一研究带有较多的中国情节。问题还在于，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都遇到了各种形式的认识危机”[60]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种危机感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似乎有更加剧烈的趋势，在2003年第一期《学术研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一文中徐晓望说“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似乎走到尽头，提倡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老一辈史学家相继进入高龄，而新一代的史学家对这一问题没有很大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已经陷入一个僵化的模式。论者首先叙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相关的商品经济发展，而后论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的企业与雇佣劳动的产生，最后必然要补上一段——这些企业与雇佣劳动如何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必然中途夭折。这种三段论法一旦形成，任何人写有关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论文都不可能脱离这三段论，所有的创新都被扼杀。这种论文没有几个人愿意写，所以，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自己扼杀了自己。”[61]

从上面摘引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领域，理论危机的存在已经是客观的不争的事实。逃避没有用，无视没有用，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一下，目前的理论危机和困境，其表现是什么？其实质是什么？造成危机的原因又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的解决危机，走出目前的理论困境？

第一节、理论危机的表现

我认为目前的危机和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㈠、研究动机与结果的悖反。

这点又可以从两个方面说

第一个方面大批的传统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发点就是反对中国停滞论，但是研究的结果却似乎与其原本的目的背道而驰，越研究似乎就越陷入了停滞论中。

正如胡成所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展开之初，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由此批判以西欧中心主义为基础所构筑的中国‘落后论’，‘停滞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重写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经济史、资本主义发展史。”

“一个明显的困窘是研究者们虽尽力探寻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实际叙述中却不得不为肯定西方势力入侵留有较多的余地。……比如尚钺从反对将中国视为‘长期性’‘特殊性’和‘停滞论’的立场出发，最终却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迟滞。原因何在？当然是由于在他的笔下，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已取代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高度的发展。一些批评者说，按照这一描绘，‘同一个时代里，即使在欧洲，也只有资本主义最先进的英国或者差堪媲美’”[60]

而上面所引李伯重的一段话也相当生动的说明这种动机与结果的矛盾悖反“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的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势必又转向对外力作用的讨论。……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1]

为了推翻中国停滞论，推翻欧洲中心论，竭力去寻找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当找到资本主义萌芽后，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中国即便在西方打上门来的时候都没有任何迹象凭借自身力量走向资本主义、走上机器大工业化道路的现实。既然中国很早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不是停滞又是什么？于是从反对中国停滞论出发，最后却又不得不跌人停滞论的怪圈。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也还不能构成理论危机的表现。充其量只能说明研究的结果推翻了原先的设想，不但不是危机的表现，反而应该是认识得到深化，理论研究成功的表现。

问题就出在这里还存在第二个研究动机与结果的悖反。既然中国社会是停滞的，第一个研究动机与结果的悖反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自然要卖力去寻找停滞的证据。可是事实似乎又在和学者们在开玩笑。拼命想寻找那些所谓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最后却不得不发现这些因素在西方同样存在，甚至西方的更强大，更捉弄人的是，有些原先认为是中国特有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最后研究的结果却恰恰证明这些因素是推动资本主义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想要证明中国的商品经济如何落后，自然经济如何占据统治地位，客观的学者却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商品经济长期内远比西方要发达，突破自然经济的时间远远早于西方；想要证明中国的统治者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如何严厉，控制如何严密，摧残如何厉害，最终的结果却发现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对经济的干预和压制远远小于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西方，中国的私人经济的发达，在整个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分额远远高于同期的西方；想要论证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如何有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却发现，这种官僚制度本身恰恰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想要证明中国的地主和商人的结合是如何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官商的结合如何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却发现西方的地主和商人的结合官商结合远远超过中国；想要论证中国王权的强大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却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制度的解体恰恰是和王权专制的确立有着密切关系；想要断言中国的儒家思想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结果却发现儒家思想远比西方的基督教更有利于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想要论证中国的奢侈性消费阻碍资本激烈，从而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却发现奢侈性消费及其不断扩散，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正如徐晓望所说“所谓来自‘封建主义’的干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每一个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欧洲的封建主义其实比中国的地主制社会更能制约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英法德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受到来自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可以脱颖而出，惟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全部夭折？自相矛盾的推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失败的原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当两个研究动机与结果的悖反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令人头疼却又无法回避的理论危机。想要推翻中国停滞论，找出种种中国古代进步的证据吧，却又无法解释中国近代落后的现实；想要找出中国停滞的种种证据和根源吧，最终却又发现所有的这些证据根本都站不住脚，甚至只能用来说明中国有远比西方更为有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如此，真的是让学者们感到进退两难，无从索解。

㈡、破旧却不能立新

简单的说就是对旧有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不满意，却无力建立起新的体系。甚至对旧有的概念体系本身取舍都抱着短视的实用主义态度，自相矛盾，双重标准。

原来使用的概念体系是建立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之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共产主义社会.但随着现在对五社会形态理论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相信五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也越来越少，那么原先使用这一理论的概念体系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自然受到了怀疑和否定。但是否定了原来使用的概念体系，却又没有新的概念体系可以加以利用，这也是目前的理论困境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尤其有些学者，他们在笼统抽象的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以及研究意义的时候，采取的是彻底排斥否定五社会形态理论的立场，甚至提起五社会形态理论就是一副非常鄙薄的态度，但是当具体论证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原因时，仍然是满嘴五社会形态理论的术语，仍然是大谈什么封建力量的压制，封建势力的强大阻挠资本主义发展这类的陈词滥调。

㈢、试图取消问题的意义却又不得不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是一方面许多人竭力的想干脆取消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存在意义，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是伪问题，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本身就是在不断肯定这个问题的意义，显示出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

比如非常典型的就是杨师群的例子

一方面他在文章中说“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直至明清时期的城镇基本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胚芽，因此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实在是一个不存在的伪问题。”[44]

也就是说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根本没有意义，而另一方面他的文章本身就是在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解答，只不过这个解答是否定的解答而已。很显然他陷入了自相矛盾当中，如果认为他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伪问题成立，那么他的长篇累牍的文章本身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他花这么大的力气去解答一个伪问题是什么意思，难道一个伪问题居然用得着这么大量的文字去解答么？甚至他文章的标题《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个回答，而伪问题则是根本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去回答的问题。

显然，如果他的文章有意义的话，那么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伪问题，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包括和他类似的学者，却又有一种迫切的欲望要把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说成是伪问题，这也有原因，因为他们自己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经不起基本的辩驳，有着太多的漏洞，如果能把这个问题直接说成伪问题，取消这个问题的意义，那无疑可以立即把他们从这个心智的折磨中解放出来，不再继续被这个问题困扰，一下子获得轻松，这样的诱惑是很难抵挡的。所以尽管明知道会自相矛盾，他们仍旧会自觉不自觉的力图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说成是伪问题

一方面迫切的想取消这个问题的意义，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继续在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现状最真实的写照，这同样是目前理论危机的一个巨大表现！

第二节、理论危机的实质

那么这种理论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按美国学者黄宗智的说法，这是规范认识的危机，也就是原先各种不同观点流派的学者公认遵守的一些信念也即黄宗智所说的规范认识有问题。但我以为秦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能更加深刻，更加一针见血。

秦晖首先指出“黄先生明言，他所称的‘规范认识’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称的paradigm”，但是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或者中国近代化问题上遇到的理论危机，与其说是范式危机，还不如说是前范式危机。”[6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恩的理论，“他所视为‘常规科学’之基础的‘范式’也决非几个没有固定内涵的符号群，而是一整套具有众所公认的确定内涵的逻辑一概念体系”[62]。也就是成为范式的一个前提就是它本身具有非常明确的公认的内含义，而不是含糊不定，暧昧不明，甚至在不同条件下，可以被不同的人进行随心所欲解释任意变换含义的概念体系。成为科学范式的一个明显标志是科学范式是可以证伪，也就是它提出的同时本身也提供了证伪它的手段。然而一个含糊不定的概念体系下提出的观点恰恰是没有办法证伪的，因为任何与原先观点相反的事实，都可以通过对概念含义随心所欲的变换，来遮掩蒙混过去。就比如我们上面分析过的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问题，众多论者众口一词的说中国古代一直是重农抑商的，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他们的论据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可以把完全相反的事实都拿来作为重农抑商的论据，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概念上，首先就是含混不定，甚至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任意变换。这样的概念体系下形成的理论当然谈不上什么范式。

而秦晖的文章则指出，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许多根本的概念上都存在大量概念含义不明确甚至完全视作者需要随心所欲变换的现象，这一点无论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西方的学者都是如此。

比如以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论，什么是封建社会，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些基本概念都还是没有明确不变的含义。秦晖说“实际上，‘什么是封建社会’这类问题在我们的史学界可以说比比皆是，一方面各种对立的涵义被冠以同一名称：共同体权力压制个人财产权的倾向与个人财产权突破共同体羁绊而自由发展的倾向都被称为‘封建’的政治标签，另一方面，同样是共同体权力压制私有者权利的倾向，贾似道的‘公田’被称为封建苛政，而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却被称为‘彻底反封建’的，只要贾、洪分别贴着代表‘地主’与‘农民’的标签。”

“‘文革’中借口扫除‘封资修’而实行专制，后来人们又打着反封建的旗号来彻底否定文革；文革时鼓吹‘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而彻底否定文革时人们又提出清算‘传统’。这里在‘封建’、‘传统’等公认的能指后面蕴涵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所指。另一方面，走后门、裙带风等弄权行为在‘文革’中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在改革时代又被视为封建特权来反；四人帮一类人先被称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后又被指为封建法西斯。这里在同一所指前面却可以摆上两个全然相异的能指。”[62]

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混乱不清就更明显了，事实上上面所引李伯重所说的不同学者从战国到清代到找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以及争论越久，认识就越混乱，分歧就越大这一点，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也正因为如此，秦晖说“黄先生所论的我国近古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与‘封建社会’、‘传统社会’等概念不同，由于有《资本论》等书提供的定义明确的概念——逻辑框架，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相对而言可以说是“范式”化和“常规科学”化的（因而也正是这个领域现在可以说的确有‘范式危机’和范式更新的问题），但‘萌芽’则不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缺乏内涵边际的概念，因而不免说有似有，说无似无。”

中国学者采用的这些概念是如此，西方的学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糟，西方对应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采用的是传统社会以及近代花这样的名词。按照秦晖的分析，“甚至可以说黄先生指出的美国汉学界那种‘传统——近代’模式比起中国流行的‘封建——资本主义’来更加缺乏‘范式性’，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史学界在‘封建社会’是什么之类问题上缺乏公认的规范定义，但毕竟在这类问题之上还有个对于历史进化论的‘共同信仰’，然而所谓‘传统社会’不仅概念本身比‘封建社会’更加含糊与边际不清，而且概念之上的背景知识域也可以有多种理解：它既可作历史阶段论的理解，也可以作文化类型说的理解，‘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既可视为纵向的历史进化，又可视为横向的‘文化移植’，因而它作为一种语符的‘所指失范’和导致‘语言游戏’的可能性也就更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在文化类型说基础上使用‘传统社会’这一概念在我国已十分时髦，许多青年学者是把它当作取代历史进化论性质的‘封建社会’概念的新‘范式’看待的，然而从黄先生那里我们发现：‘传统社会’说与‘封建社会’说原来却是一家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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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aradigm 资本主义发展史 资本主义萌芽 国家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 资本主义 经济史 萌芽 欧洲

秦晖的结论是“因此，我不认为我们的研究目前面临‘范式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目前没有危机。如果套用库恩的术语，我们的研究目前恐怕还处在尚未形成‘常规科学’的前科学状态，因而我们面临的理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范式’危机。我们的理论中充满了许多模棱两可定义含混的概念，它们似乎什么都能解释，实则可能什么都解释不了；它们似乎永远不会遇到被证伪的危机，但这种“无危机”状态在科学认识价值上恰恰是一种更深刻的危机。如果我们的学科不摆脱这种‘无危机的危机’，那末任何科学进步（无论是库恩描述的“范式危机→科学革命→新的范式”还是波普描述的“假说→证伪→新的假说”以及其他）都将难以在我们的学科中发生。”

应该说秦晖的评价还是切中肯綮的，中国经济史甚至整个历史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处在前科学前范式的状态中，最大的危机恰恰就是整个学术界陷在前科学的状态，陷在含义混乱的概念体系中，却没有办法摆脱出来，这才是最大的困境

第三节、造成困境的原因以及一些弊病的分析。

个人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现在的学者普遍受到自身思维能力的局限，缺乏洞察力判断力，认识水平达不到，所以冲不破传统理论传统概念体系的束缚，或者说虽然竭力想冲破，但最后也是有心无力，改头换面之下，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第二，通过阅读大量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我的感觉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普遍学风不正（当然不得不承认也确实有许多学者还是令人尊敬和佩服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存在着大量的弊病。

关于第一点，这里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我会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用全新的理论观念彻底代替传统的理论。关于第二点，则有必要展开论述一下

如果对以往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方法手段存在的弊病缺陷，做一简单概括，则大致有如下几点

㈠概念的僵化束缚

在马克.布洛赫所著的《封建社会》一书T.S.布朗写的序言中，引用过波斯坦说的一段话“……使用合成的套语来概括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质，会诱使学者们‘陷入唯名论谬误的极可怕的泥潭中，而且会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词语强加在真实存在之上，……或者仅仅以语义上的牵强附会来建立历史论证的大厦。……”[43]p6。

应该说这一段话，如果用来批判马克.布洛赫，那确实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但如果用来批判一些中国的研究者，就是恰倒好处了。这些人，先是不顾事实如何，按照五社会形态的理论，把封建社会的概念硬套到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在他们的生拉硬扯之下，中国古代社会无一不是封建。道德是封建的，思想是封建的，制度是封建的，经济是封建的，却全然不顾封建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在这些人的笔下，只要和土地沾边的就是地主，就必然是封建，和统治者皇帝沾边的，那也必然是封建的。如果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受到到统治者的压制，那么自然就是封建力量对商品经济的摧残迫害，以此说明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如果反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统治者的鼓励和帮助，那么又变成了商品经济和封建力量相勾结，又可以以此来说明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和反动性。总而言之，有了封建这顶帽子，他们无往而不胜，无论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形究竟如何，他们都可以强行歪曲成符合他们自己意志的模样。城市是封建的城市,知识分子是封建的知识分子.伦理规范是封建的伦理规范,在他们看来，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被封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除了封建，其他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但这样研究出来的中国古代社会自然是完全走样变形了，使人们离开真实越来越远。概念先行，生搬硬套,是相当一批中国研究者的通病。他们往往从先验的偏见出发，以一些没有任何事实或逻辑证明的定性判断作为前提，然后进行循环论证，对历史事实进行臆断式的评判和曲解，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事实上经不住丝毫的推敲。

比如杨师群有这么一段话“万历末年，全国重要城镇连续爆发‘民变’，其规模都相当可观，一些城镇运动高潮时达数万、数十万之众，甚至一些官僚士大夫也参与其中，市民斗争的激烈程度可谓史无前例。然而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场市民运动，其斗争目标仅仅只局限于少数太监使臣和贪官污吏，并不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44]

他先把明朝政府的统治定性为封建，然后把这当成前提。既然市民斗争不涉及推翻明朝的统治，那么自然就成了所谓的‘不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从而可以把明朝市民运动的价值贬低的一文不值。这种思维的怪诞和荒谬就在他把本来应该加以证明的结论当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对待。由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思维方式出发进行的分析，当然毫无价值可言。按照相同的逻辑，完全可以把英国工人宪章运动时期的政府也也定性为封建，只要工人运动不推翻政府，就可以抹杀它们的意义。

类似的论调有很多，比如张国臣说“中国两千年前已经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完备的历史时期，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它完全可以抛弃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不需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去扶植它。相反，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反对财富的积累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对于工商业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严格控制和打击的夹缝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不能象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那样茁壮成长”[14]

汪圣铎认为“宋代的财政危机和财政措施既严重阻碍商品经济，又导致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和虚假繁荣，不少被认为标志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象，都不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却往往是以其遭到破坏为前提条件的。魏天安认为，保持粮食流通渠道的畅通，使粮食商品化为封建政治服务，以利于封建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是宋代粮食商品化的基本特征，宋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尚不能改变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粮食商品化所形成的表面繁荣的交换关系，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它不能反映粮食商品化的正常水平，却说明粮食商品化具有一定的畸形性”[47]

胡寄窗说“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出现的情况，……一开始就同城市商品经济像孪生兄弟一样并行发展，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尖锐的矛盾。……农商二者在社会身份上虽有‘地主’与‘商人’之别，而在二者生活上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情况下，商人资本与封建地主具有共同的利益，前者没有颠覆后者的必要。封建经济的存在不妨碍商人资本继续猎取商业利润，而封建地主经济体系的毁灭，商人特别是大商人的土地财产也将遭受一定的损失。另一方面，国内城镇很多，市场的潜力也很大，不必要瓦解农村自足自给的经济形式，也有供商人资本牟利的广阔前途。因此，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后期，尽管商人资本的力量已相当壮大，它不仅不曾起过分解封建地主经济的作用，甚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起着维护封建制的作用。”[58]

吴大琨说“在明清两朝比较高度发展了起来的工商业，基本就仍都是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所服务的工商业，把当时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工商业以及一切货币经济制度，看成‘资本主义因素’，那当然是不可以的”[64]

此外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有这些论调的共同特征都是先把中国古代从秦汉以后的社会定性封建社会，然后这个里工商业就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是所谓畸形病态的工商业，这样就完成了他们的论证，但这样的论证，可以说在理论毫无价值。完全是在僵化概念束缚下进行的循环论证，除了堆彻名词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攻击贬低之外，没有任何真正能令人信服的分析。

㈡、缺乏理论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不同观点的对话

许多所谓的学者，在写论文的时候，表达观点的时候，往往缺乏对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充分利用，有时候甚至到了当作不存在的地步，视而不见的地步。既不反对辩驳，也不表示认可，就是自说自话的表达自己那些滥调观点，把那些早已经经过驳斥证伪的东西当成不加质疑的事实来引用。

甚至同一时期研究者之间，也往往是自说自话，完全不顾别人的不同观点，导致不同的观点就如同不相干的平行线一样，研究者自己固然是省力，不动脑筋就可以炮制一篇论文出来，但对研究的深入发展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张和平在他的文章里说“就清代中国而言，整个社会除了在明末清初发生了改朝换代这样较大的变动之外，其在社会人文领域较诸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人们所发为议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论都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基调。具体而言，人们还是从传统道学去体悟人生的归宿，再通过儒学走进社会，亦即所谓“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的传统模式，……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是处于被关注问题的中心地位；尽管人的实际含义可能是方方面面的，不同思想流派对它的理解也一定是不尽相同的”[34]

但实际上国学大师钱穆半个世纪多以前就在大量的著作中对满清统治时期的中国与以前中国之间本质性区别，包括政治结构上的区别，思想学术上的区别，人们心态的区别，文化上的区别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具体可见钱穆的《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

这里不必详细引用钱穆的全部观点，为简便起见仅仅列举《国史新论》以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一些片段

“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65]p169

“清代学风的新趋势，集中到博学派。他们注意在以往历史文献中发掘实学，却疏忽了在当前现实社会中培植活人。满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而反政府的潜流，则仍隐藏在博学派之内心。……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但汉儒所重在通经达用，神化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地位。清儒则无此兴会。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65]p169-170

“以前东汉太学生，以清议来反对当时官立博士派的章句之学。现在清儒，则转用汉博士章句之学，来反对朝廷科举功令。他们的治学精神，其实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近人推崇清儒治学方法，认为接近西方科学精神，但他们已远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旧路向。看轻了政治、社会、历史、宗教等实际人生，而偏向于纯文字的书本之学。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作相与作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训，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话，事物考证。总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汉儒把圣人神化，清儒则把圣人书本化。近人又说清代学术相似于西方之文艺复兴，此语绝不得清儒之真相。若强要我们以西方文艺复兴相比拟，则该是宋儒，非清濡。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65]p170-p171

“换言之，此下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因此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之命。而此二百四十年的清代政权，却也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65]p172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66]p150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66]p153-p154

“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66]p162

这里摘引一些小片段，更详细更具体的论述，还是应该看钱穆各本著作。你可以对钱穆这些观点不同意，但是你不能把钱穆这些观点当作不存在，这是学术研究一个起码的规范，如果置前人的观点研究与不顾，自说自话，那名义上是专业学者，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其实质不过和那些那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民科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就算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钱穆观点可以置之不顾，那么对同时代的学者的观点，张和平等人似乎也全当作不存在了，同样是既不辩驳，也不认可，这样的学风就只能算是恶劣了。杨国强所著的《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67]发表在1995年第1期《史林》上，同样是一篇论述清代人的观念士气和以前朝代本质性区别的有力文章，论述相当详实严密，可惜张和平1998年发表的文章里似乎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完全是置若罔闻。仍旧把一个将近百年前的韦伯观点抱住不放，当作宝贝，详细阐发。这样的学术研究，如果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标准来看，完全是毫无价值。这种学风之下，就算再过一百年，这个领域的研究恐怕也只能是原地踏步。

类似张和平这样，对前人研究完全无视就来大发议论的中国学者应该说并不少见。

比如孟祥才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中说“在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有国家经营和控制。自汉武帝时候起，就实行盐铁官营、酒专卖。武器制造、宫廷所用各物如丝绸等，大多由官府经营。唐宋以后，茶叶、糖、烟等亦实行政府专卖，由此使封建国家控制了工商业利润的决大部分，这些打总工伤利润本可积累数量可观的货币，并作为生产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然而，，这些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封建国家用作了行政、军事等开始，其中不少财富被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府挥霍浪费”[68]

但实际上以前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官方对工商业的控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并不严重，尤其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的研究，更是表明明代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是相当无力的，孟祥才所说的“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封建国家用作了行政、军事”，近于天方夜谭。这又可以说他是把黄仁宇等学者的研究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

再比如孟祥才对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的指责：“从政治制度看，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个制度，一方面通过户口对全国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进行严密的控制，大大束缚了他们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一方面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大小官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家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68]

实际上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度本身就是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政治特征，甚至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把这当成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可谓又是无视前人研究的想当然。

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中就叙述了德国官僚制度在德国近代崛起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里不妨摘录一下“普鲁士是德国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官僚国家。1882年，普露士有6.3万名公务员，1890年，德国政府雇员是英国的两倍，1910年前后，德意志帝国有120万名公务员，占全部劳动力的4%，在德国各种力量中，除了国家还是国家，除了官僚还是官僚，组成国家的官僚从18世纪就推行重商主义，开明君主制，……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只是他们的盛宴。因此德国君主和官僚和现代工业企业绝不是互相排斥的。实际上许多官员既是政治家又是企业家，不少企业家也是官员。这是政治制度史上的奇迹。官僚和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奇妙结合，是欧洲工业革命运动中的独特现象，马克斯.韦伯甚至把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分析西方文明的两个关键概念”[56]p650

显然德国的事实至少表明官僚制度和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再有如《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 :  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一书的作者李隆生也同样存在对同时期学者研究成果不够重视，甚至完全当作不存在的问题，尽管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在根本性的问题上仍旧是重复过去几十年不断重复的滥调。

比如对明代重农抑商的指责，尤其是对明代海禁的指责，在这些问题上，他仍旧是不动脑筋的抄袭陈说。所以谈到明代所谓的海禁时他说“深层的根源为传统重农轻商和重本抑末思想”[69]p255，还有引述传统的观点“明代保守的海洋政策和重农抑商政策（清代承袭）种下近代中国海权衰弱的恶因”[69]p231。而他自己显然是认可这种传统观点。很显然他并没有对同时期学者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 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70]一书中的观点进行了解。

还有刘泽华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与‘王权’意义相同的还有‘君权’、‘皇权’、‘封建君主专制’等等。王权支配社会不限于说明政治的作用，而是进一步把它视为一种社会体系和结构。”[71]。很显然这个观点，也依然是无视钱穆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下提出的。

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在历史研究领域，自说自话，缺乏起码的学术上继承发展，以及针对性的辩驳这种现象还是很严重的。这种现象归根结底，还是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导致很多问题都不过是在不断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原地踏步，认识上并没有比几十年以前深化多少。

㈢对史料的解释缺乏基本的规范

可以说这方面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完全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似乎无论怎么样的史料都能附会到完全相反的观点

1、以律令的引用来取代实际情况

这应该是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最常见到的一种毛病。一些论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比如封建政府对商业的压制迫害啊，统治者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啊，都往往不动脑筋断章取义引出一些律令来，然后就自以为完成了证明。

至于这些律令究竟是什么条件什么背景下发布的，是否得到了真正有效的执行，在多长的时间里是能真正发挥实际效力的等等情况，他们是完全不考虑的。

最著名的就是把明初期为了对付倭寇而推行的海禁法令当成是贯穿整个明朝始终的政策，甚至把明朝说成是和清朝一样闭关锁国，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是否就真的完全如这些律令所规定的那样。

比如一些书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论断：

“明朝长期实行海禁，并为此制定了严酷的法律。隆庆初一度允许海外通商，……海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封建官府手里。”[63]p54

但实际情况是“到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外贸易就完全冲破了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大地发展起来”[70]p131，至于所谓的“海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封建官府手里”就更是完全背离实际情况的判断了！

还有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一些人常用明朝初期对着装上的等级规定来肆意发挥，甚至把某些对商人服装对规定限制，当成是所谓贱商的证据。且不说把服装规定当成所谓的贱商本身就不过是自欺欺人，实际上就明朝这些对服装等级的规定律令本身来说，也只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尤其是洪武以后那些政府颁发的对服装限制的律令，更不过是一纸空文，根本就不能拿来作为描绘明朝实际情况的证据。比如张海英引用明史的一句话“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72]，来说明明朝的所谓贱商。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恰恰是商人在社会上已经势力相当巨大，甚至下层平民的服装穿着也早就置所谓的禁令于不顾

比如弘、正之际，礼科都给事中周玺上疏指出：“……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绔，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74]

正德年间担任大臣的李梦阳也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埒也”[75]

这样的记录，显然比断章取义的对律令的引用更能说明实际问题。

2、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以个别现象，暂时现象的举例代替对整体情况，长期情况的分析

比如王加丰写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十三章《封建政权与商品经济》中说“汉代是中国抑商政策系统建立的时代，而在汉初还曾有过一段商品经济较自由地发展转变到国家对它加强管理和控制，我们大体可了解大一统帝国抑商政策的原因

……

“汉代人的议论表明，政府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规范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腐蚀封建等级制度；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舍本逐末、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地方势力膨胀，威胁中央政府和全国的统一

……

汉代的商品经济政策基本上为历代王朝所继承，所以有一定的典型意义”[31]p374-p375

且不说，他对汉代所谓抑商政策的评价本身是否合理，但所谓“汉代的商品经济政策基本上为历代王朝所继承，所以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显然就是不动脑筋的想当然。桑弘羊的政策在汉代真正能够落实执行本身也只有一小段时间，在汉代本身，都谈不上坚持执行下去，至于说汉代以后朝代基本上都继承了，就离事实相差更远！这里我们不必详细解释，后面部分的论述中自然可以看见这种说法的谬误。

在王毅所写的《十六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76]一文中，这种谬误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相当严重。

王毅这篇文章矛头锋芒指向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在2003年完成的《晚明社会变迁研究》[77]这一课题，尤其是对这一课题研究中“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力严重削弱”，以及“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的结论大为不满，竭力反对。他写文章的用意就是要推翻明史研究室课题组经过多人数年合作研究得出的结论。

照理说王毅的这个文章是很新的，站在很前沿的位置，针对的也是晚明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是具体看他文章的内容，不得不很遗憾的发现，他文章中并没有多少新观点新东西，很大程度上还是过去那种重复了五十多年的传统滥调的集合。而且甚至对这个领域内二三十年以前权威的研究成果都完全无视。王毅文章一个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在他的笔下，中国十六世纪明代的皇权简直是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经济都处于皇权的高压严密控制摧残掠夺之下。而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是什么呢？都是一些从明代的言官奏疏中摘录的个别事例，真实性且不论，仅是就这些事例本身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以及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多大的比例的分析，在他的文章中则是看不到。

尤其是他对黄仁宇对明代晚期财政进行的综合研究全局分析的成果，居然只字不提，似乎当作这个研究根本不存在一样。可能因为黄仁宇的结论和他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故意回避了！这样以偏概全，以拼命搜刮聚集而来的个别事例的资料罗列代替全局综合分析的文章，显然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3、对史料的真实程度缺乏基本的考察，

把一些夸诞的说法当成事实引用，另外完全不考察相反情况的史料。

这个问题也是明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一些人最常见的做法是把明代一些言官的奏疏里的的部分言论摘录出来，然后拿来作为对明代某些事件或人物评价的论据。但这种做法是很成问题的。事实上明代的言官的风气普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夸大其辞，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无中生有颠倒黑白都是常见的，他们受到自身利益格局的影响，以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说所论不能直接当成事实看待。对他们的言论中所涉及的事件评论的真实性本身就是需要经过考察分析，然后才能得出结论。如果不动脑筋，不加考证，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就当成对历史情况的真实描绘，当成论据来使用，这种做法是很成问题的。

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明代文官在奏疏中对万历矿税的攻击指责。许多作者往往直接引用这些奏疏中的言论，然后当作确凿根据来评论万历时期矿税所造成的影响。但实际上，根据现代一些学者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的对照，这些奏疏中对矿税的攻击很多都是不能相信的。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明代政府尤其是皇帝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是相当衰弱无力的，矿税并不可能造成那些言官渲染的那样巨大的影响，而且明人笔记以及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现代许多学者对明代晚期尤其是万历时期的研究都都表明，万历时期恰恰是明代经济和私人工商业高度繁荣发达甚至是最为繁荣活跃的一个时期，这样的研究成果显然也表明那种直接把言官对万历矿税的丑化当成事实，不加以基本的考证分析就直接拿来来引用当论据的做法是站不住脚跟的

此外如王毅在其文章中论述其所谓的专制皇权造就所谓的“权力经济形态”的过程，也多犯这种毛病，比如所谓的“统治者依仗威势，在与商户的交易中用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贵卖贱买，名为购买实为强占等手段大量渔利”。把明代一些官员攻击性的言论，不经过任何分析，就直接拿过来引用，更没有用现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来印证。比如关于光禄寺采办的问题，黄仁宇的明代财政研究中就有专门对光禄寺采办物品的论述。实际上光禄寺采办物品的价值本身就已经算在杂税里的，占整个税收的比例是很小的。王毅对此却丝毫没有提及，只是一味把明代官员夸大其辞的攻击当做宝贝，反复引用，这样当然也没有多少说服力。

4、对史料作不适当的引申解释

这也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古代历史学家记载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实，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就用想当然来粗暴否定。

这一点在研究战国以及秦汉等中国古代早期的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通常的情形是对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经济数据以及商业发展水平都用想当然来否定。比如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中由叶茂撰写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对不同学者观点的介绍里就有几位是属于这种情况

“曹应旺指出，当时新兴地主经营林、渔、牧业产品带有商品性质，但在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中占比例很小。……豪民手工业虽追求货币增殖，但最终目的仍在过奢侈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故决非资本主义企业。总之，当时农业、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只能充当自然经济的婢女。张南也认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汉代经济的主体，虽有大规模商品生产，但不普遍。司马迁所举千亩、千石、千足的规模经营，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的假设数字，虽有根据但不能认为是普遍存在。”[46]

很显然这两位学者对史记记载的解释，很大程度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成见想当然这么来认为，曹应旺承认“豪民手工业追求货币增殖”是事实，但却用一个自己臆测的所谓“最终目的仍在过奢侈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来否定这个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问题是他怎么知道当时豪民手工业最终目的是这个？如果说是目的之一，那或许更合理一些。但现在的资本家从事经营生产活动，目的又是什么，难道说就能够排除他们的目的是“过奢侈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显然是不可能的！难道就因为现在一些资本家赚钱的目的是“过奢侈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就能否认他们是资本家，他们的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这样脱离事实本身所做的发挥，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至于张南认为的“司马迁所举千亩、千石、千足的规模经营，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的假设数字，虽有根据但不能认为是普遍存在。”就更是属于拿臆测来代替事实，用想当然的引申来取代对记载本身的分析。把司马迁黑字白纸记载的清清楚楚的数字硬说成是所谓的假设数字。至于所谓的虽有根据但不能认为普遍存在，也站不住脚，如果不是普遍存在，不具有代表意义，那司马迁也不会记载下来，毕竟西汉的时候，写书不象现在这么容易，文字是能精简就精简的，，对司马迁来说，是没有这种精力和时间以及篇幅上的奢侈去把那些毫无代表意义的偶然存在的东西记载下来的。

对汉书中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情况，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些学者对汉书记载持肯定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却也还是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粗暴否定，比如下面这段话里的张庆捷

“龙登高在论述个体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历史演变时，也指出战国时许多农民要从市场购买衣服，不从市场购买衣服的小农，其纺织生产也不完全在家庭内部完成。他们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说的那段话，其中明确说到农民变卖粮食后用钱从市场上购取衣服。这则记载引用频率很高，争议也很大。如张庆捷认为《汉志》李悝的计算不合事实，战国小农是耕织结合的，纺织所得，或能自给，或有剩余，按产值计算在１５００文至１８００文之间。李悝计算确有片面性，但张文所引例证亦多可商，战国小农大多应从事不同副业生产，但起码在部分农户那里，耕织结合不如后世紧密。认为当时家家都从事纺织缺乏根据。小农耕织结合趋于紧密应是东汉以后的事情”[46]

以上是否定史料记载或者否定这些记载具有意义的一些不适当的引申解释。另外还有一些则是承接史料所说事实基础上做的歪曲性解释。

《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中月泉所写的《封建地主制后期（以宋明清为中心）》对许多学者观点的介绍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漆侠继承六十年代蒙文通的观点，不同意说宋代已经出现国内市场。他认为国内市场或民族市场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他指出，‘尽管宋代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只要看看它的密密层层的税卡，就充分反映了它在经济上的狭隘性、地方性和封建性，还没有产生联系各个市场的资本主义纽带，更何况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重要标志－－出卖和收买劳动力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因此，宋代并不存在国内市场。”[47]

宋代在全国设立的密密层层的税卡是事实，但用这样的事实来否定宋代全国性市场，则是脱离了事实本身，漆侠等人自作聪明的发挥引申了。但事实，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市场，税卡设来何用，难道留在那里当摆设么？正因为有全国性的市场，所以才有可能设密密层层的税卡，设密密层层的税卡也才有利可图。

所以这些学者受偏见的影响，往往对事实的解释是随心所欲，任意歪曲的。宋代收的商业税多，就成了压制商业的证据，明代收的税少，又成了轻视商业的证据。总之在这类人的眼里，无论什么样的事实都可以用来贬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据。

还有李隆生的《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一书中也存在类似的对历史事实做不适当的引申解释乃至歪曲的情况。

比如他在谈及明代海外贸易的规模时候说

“每年出口商品的离岸总价值约为数百万两；乍看好象是一个很庞大的金额，但只不过约为政府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另外，和国内生产毛额（10亿两）相比，就显得更微不足道”p235，正因为如此他在前面有结论说“大量白银的流入，可能也不象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对明季中国产生深远和重大的正面影响”[69]p234。

首先这里的一些数据还是有疑问的，按照万明等学者对明代晚期海外白银流入总量的估计，每年出口商品的总价值可能在500万两以上，占政府总收入可能要接近十分之三了，当然明代国内生产毛额，估计也远远不止10亿两。总体来看出口商品价值“和国内生产毛额相比，就显得更微不足道”，这个事实本身还是成立的。但问题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究竟能引申出什么结论来呢，这并非就如李隆生那么想当然。首先，当时明代的海外贸易，并非是中国不能出口更多的商品，而是当时海外各国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有更大购买力去购买中国更多的商品，即便算是明代晚期每年几百万两白银的流入，总和起来已经是把美洲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和日本生产白银的大部分都吸入中国了。实际上当时其他国家的经济都普遍远远落后于中国，出口数额的限制可能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中国这里，而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那里。所以正确的比较方法，应该是把晚明时期中国的出口商品价值和当时世界各国总的对外贸易额做一个对比，看看中国的出口贸易比起其他国家来怎么样？这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其次就算海外贸易出口额和和国内生产毛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不等于说当时海外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本身微不足道，这是两码事，两个概念。有时候许多事情是不能仅仅用数量比例来说明实质的，一点占事物全局比例最微小的改动就可能使事物性质整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一杯白开水，放入一点最微小剂量的氰化钾，可能占整杯水质量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但却已经足以让一杯本可以解渴的水，变成了致人死命的毒药。同样道理，一个哺乳动物的大脑，可能重量只占据整个身体重量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但你能说这个大脑对这个哺乳动物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么？所以事情并没有李隆生这么想当然的简单，不能简单的拿一个比例数字，就自以为能得出一个结论来。这看似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实际上却是脱离了事实的不恰当的自作聪明的发挥和引申。

此外李隆生在谈及明代晚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候发生的文化影响来说，同样犯了类似的毛病。比如关于利马窦在中国的传教说“但他在中国的传教基本上是失败；‘利马窦于一五八三年进入内地，到1596年利马窦进入江西，长达十四年里才有付洗教徒百余人’，在北京的日子里，虽然获得皇帝的恩宠，但始终人未能取得自由传教的许可，只能将学术当成手段，进行曲线传教，影响仅止于少数的中央官员，如徐光启和李之藻等，所以文化上的交流，对晚明中国的影响，仍是非常有限。”[69]p235-p236

他依据的事实是正确的，也就是利马窦等人在中国的传教可以说是失败的的，甚至可以用举步维艰。寸步难行来形容。但是他的结论“文化上的交流，对晚明中国的影响，仍是非常有限”，则是根本错误的。这个错误，仍旧是他对事实做了不适当的引申解释，他实际上是把宗教迷信当成了文化的全部。

利马窦等人在中国的活动，若以宗教传播而论确实失败，但若是以文化交流，科学交流来说，则相当成功。实际上晚明对当时西方文化的态度很可以说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利马窦等人传播的在当时的西方都属于落后反动的宗教迷信可算糟粕，而精华正是利马窦等人携带过来的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传统，以及西方积累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实际上当时明代的文明程度远高于西方的文明，在西方都开始被历史潮流抛弃反对的宗教在明代这种高度发达文明的社会里当然不会有多少市场，甚至连徐光启等人表面接受洗礼，也不过是作为换取科学知识的敷衍手段，骨子里还是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基督教传播在明代的失败是必然的。只是在满清统治中国，导致中国文明水平急剧下降之后，西方基督教的传播才打开局面。但这和文化传播是完全两回事情。晚明时期大部分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西学都非常热衷，上至朝廷阁老，下至在野平民，都纷纷以谈论西学为时髦，各种西学科技著作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甚至形成一种热潮。这是众多事实为证据的，这里就不必多说了。宗教传播颇显顺利的满清时期，那些糟粕成分，宗教迷信大行其道，教徒成倍增长，反倒是对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比如科技知识弃若敝屣，问津甚少,造成的结果如何，不言自明。所以这里李隆生又是对事实做了不恰当的引申解释，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此外王毅在他的所谓权力经济形态一文中的论述也有这个错误。在他指责的第二点，说“权力集团的各级成员蜂拥经营商业，并利用统治威势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商业垄断利润”[76]

明代的各级官员经营商业是事实，但是说什么“利用统治威势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商业垄断利润”，并继而拔高到什么权力经济，皇权专制的吓人高度，则又是不动脑筋的想当然。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过程中，企业家出任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官员从事商业活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上面说德国近代崛起的事实已经说到了这点，难道按照王毅的看法，都是所谓的权力经济形态，都是所谓的皇权经济不成？

还有明代政府官员经营商业，都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而决不是以官方身份来进行的，说什么利用统治威势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商业垄断利润也是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明人笔记野史中提到的工商业巨头的人名有不少，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在职官员，完全是出身平民的大有人在。所以王毅这点上的论断又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自作聪明的歪曲解释的基础上

㈣一些常见的思维逻辑错误
1、一般的逻辑上推不出的错误

最主要的表现是往往一些命题判断并不能导出另外的命题判断，但许多论者却默认为能够导出。也就是在逻辑上犯了推不出的错误。

比如李伯重在《资本主义萌芽情节》一文中说“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他们本身有孰优孰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

李伯重说这段话的用意是否定在中国去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挑战动摇“‘资本主义萌芽情节’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但问题是这段话本身就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味道，要知道现在并没有人为了证明中国人不劣于西方人，而硬将数百年以来的落后，说成是没有落后。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许多人在寻找中国在最近数百年落后的原因，以及避免这种落后的可能性，这才是资本主义萌芽情节的实质！

的确如李伯重所说一时的落后并不能说明种族优劣，但如果就此推出落后是很正常的，根本不值得奇怪，从而也根本不值得对为什么落后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落后的问题进行研究，那就显然是谬误的。的确，一时的落后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看成是正常的，但这并不意味就可以不去找出落后的原因，就可以不去探究避免落后的可能性。就如同一个人生病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毕竟谁会不生病？一时生病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就比别人差，但是这并不能推出就可以不去寻找导致生病的原因，以及避免生病的可能性的结论！

李伯重还说“中国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

这段话里还是犯了逻辑上推不出的毛病。即便承认“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个命题成立，那么这个命题所说的也仅仅是并非必经，而不是不可能经，从这个命题是根本推不出不必到历史中去寻找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结论的。就比如说一个妇女事实没有生孩子，所以一个妇女并非必然要生孩子。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妇女不可能生孩子，更推不出这个妇女从来就没有怀过孕或者这个妇女根本不能怀孕的结论。这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个妇女完全有可能怀过孕，但是流产了！空洞的判断不能代替具体的事实和理论的分析，而李伯重的错误正在于用一个空洞笼统的判断“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来否定中国历史究竟是否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分析！

还有李伯重说“我们已明确声明，我们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节’，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们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持有很高的评价”，这句话同样存在自相矛盾，有前提无法推出结论的嫌疑。既然资本主义萌芽情节所推动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用李伯重自己的话说是“有很高的评价”，那么否定这种能产生获得很高评价的研究成果的资本主义萌芽情节的意义又究竟何在？难道是为否定而否定么？这显然自相矛盾。

徐晓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中也有类似的错误，一方面他沿袭了李伯重所谓的“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从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基础受到动摇的观点，另一方面他还补充说“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不会必然导致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主义是一种特例，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都是受英国影响的，既然英国的工业革命道路在欧洲是唯一的，是其他国家所无法重复的，中国也不可能重复英国的道路。”

但问题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洲是特例，并不等于说在世界范围内也一定只能是特例，事实上是如此，并不等于说一定只能如此，更不能得出结论说对其他可能性的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比如一个人事实上生病了，并不等于说他注定只能生病，去寻找避免生病的可能性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思维方式显然是有问题的。

2、以后推前的错误

以上是一般情况下逻辑上推不出的表现，还有一种更有代表性的情况：以后推前。最常见的就是以清朝时期的情形来倒推明代或其他更早的时期朝代。这在经济数据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清代经济文献方面保存比较完备，所以清代的数据比较确切具体，而明代则相关的经济文献资料匮乏，只能依靠一些明人笔记野史中的记载来推测，甚至有时候这样的记载都无法得到，所以许多人往往按照清代的数据，然后对明朝的做一个压低，算是一个猜测估计，然后就将这样的估计当成是可靠的论据来使用，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容易产生谬误。

如张国臣说“（中国）是处在一个东为大海、西、南、北三方为较为落后的环境之中，中国则成为东亚的一个文明的中心，它几千年来的文明辐射着周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它造成了中国与世隔绝的自我封闭，坐井观天的心态，造成了惟有中华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惟我独尊，不去正视世界其他民族发展的心理”[14]

而事实上他所谓的与世隔绝，自我封闭，坐井观天，都只是中国在满清统治奴役之下才有的情形，中国从汉朝，唐朝，宋朝，一直到明朝，从来就是什么自我封闭，坐井观天，相反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向都有着相当活跃积极的交流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科技交流更是达到了高峰时期。所以张国臣这段话，是典型的以后推前，把清代时期的情形，不动脑筋的搬用到整个中国历史中去，这样得出来的论断自然是极其谬误的！

李隆生在估计明末丝织品消费与生产时候，也采用以后推前，以清推明的手段。首先他说“以1600年的价格计算之1840年左右，中国的生丝产值约为234万两，……国内丝织品消费量为333万两。”然后他就用清代的这些数据来推断明代时期的情况，“假设1600年和1840年，中国的人均生丝及丝织品的消费量大概相同，则1600年，中国国内生丝内销价值为65万两，丝织品消费量为120万两，换句话说大概以价值65万两的生丝，产制了价值120万两的丝织品，供国内市场消费。”[69]p211-212

这个估计完全就建立在“假设1600年和1840年，中国的人均生丝及丝织品的消费量大概相同”的基础之上，但问题是这个假设本身是否能够成立是非常成疑问的。清代在许多方面都比明代有了大规模倒退，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清代人均丝织品的消费远远低于明代，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在所谓消费大概相同基础上的对明代的估计，很可能是过低的！

3、过度依靠回溯分析的错误

这种谬误更高形式的表现，那就是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中所提到的回溯分析，他具体是这么说的

“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是就已出现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动力，展现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回溯分析是必需的，因为历史就是重大事件的记录，例如工业革命，只能在它出现以后才能进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很容易陷入决定论或目的论。例如欧洲传统文化优越论，就是在回溯分析欧洲工业化这个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兰还指出，所谓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革命”，实际是从十九世纪的农业大发展成果中推论出来的。为弥补这个缺点，应当将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上，设想几种可能发展的情况，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承认历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便如十七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就当时的条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业的先驱，而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区走向内卷化。这样，在对十九世纪西欧巨大的工业化成果作回溯分析时，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两个非历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陆的发现和煤与蒸汽机的利用。”[78]

这种一味以结果推原因，过度依靠回溯分析，而无前瞻分析的谬误，更是贯穿在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领域内。为了说明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一些论者往往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的在中国历史中挖掘落后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中国秦汉以后形成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宗教，等等都几乎难逃被贬抑被丑化的厄运。由于这种思维谬误的普遍性，几乎所有过去的传统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里也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㈤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

所谓欧洲中心主义，顾名思义自然就是以欧洲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问题。

一种最笨拙最直露的表现自然是凡属欧洲尤其是西欧历史上的一切，无不赞美歌颂拔高，即便是丑陋的肮脏，也要竭力将之美化；而凡属东方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则尽力贬低丑化。

以这种形式表现的欧洲中心主义，尽管很少，但并不是没有。比如顾准就是一个代表，他不但对西欧本身确实优秀的地方，拜服的五体投地，甚至连西方历史上那些阴暗丑陋的一面，也艳羡无比，竭力赞美辩护。比如中世纪基督教会的统治，比如西方殖民强盗在殖民地的行为，比如贩卖黑奴等等。

不妨摘录一些他的言论

“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情。……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10]p249

“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10]p250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10]p250

“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

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基督教成为教育事业组织者保护者，与其说是保护，倒不如说是通过垄断来阻碍压制，这才是真相。在古罗马帝国覆灭后，基督教本身就是文化最大的摧残者，破坏者，把大量记载有古希腊古罗马科学文化知识的羊皮书上的文字刮掉重新来写圣经，大肆迫害不信仰基督教的科学家思想，铁的事实足以戳穿顾准颠倒黑白的谎言。

至于所谓的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教会办的学校，所以是后代大学自治的起源，更是离奇，他后面自己都承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本身就是政治权威，甚至在许多时候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教会学校本身就是处于基督教会的高压专制思想垄断之下，谈什么自治？

至于把教会当成是什么不能形成绝对专制的原因，可惜在东方也不存在什么绝对专制，所谓的学术自由在教会统治下并不存在，在东方，在中国倒是确实存在！

顾准对西方殖民者的作为也是带着兽性和奴才的艳羡来看待的，这里为简便就不摘录了。再看看他为英国贩卖黑奴的辩护

“奴隶制度的发生是不奇怪的。不要忘记，世界上确实有过食人肉的风气。……其次，有一本英国人写的《加纳史》，记载英国人在黄金海岸建立商站以后，贩奴贸易的奴隶来源，是黑人部族把相互征伐中的俘虏拿来卖给英国人的。我相信这个记录的可靠性”[10]p289

原来贩卖黑奴不是西方白人的罪恶，而是非洲的黑人自己的罪恶，西方人是多么文明伟大啊，让我们的顾准先生恨不能投胎的民族怎么可能干这么肮脏的事情呢？是黑人自己把同胞卖给英国人当奴隶的，怎么能怪英国人呢？说句实话，就算是现在西方的学者，大部分人良知也还没有泯灭到可以相信这么无耻的谎言的地步了！

这种最粗野最卑躬屈膝奴才气十足的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估计也没有多少市场，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学术上更有讨论价值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下面要说的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一种是把从欧洲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模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套到其他地区的历史头上，以西方为模板，对照异同。如果是西方历史上有的的东西，其他地区没有，就贴上先进的标签；反之，如果是其他地区历史上有的东西，而西方没有，就贴上落后的标签！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研究历史不过是把西方的发展作为评判的标尺，然后去搜罗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不符合这个标尺的地方，贴上落后根源的标签就算完事。而且有时候这种思维会发展成为一种极为僵化刻板的对照，即便有许多地方东西方的发展变化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仅仅因为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不同，这种不同就会被一些论者上升到本质性根本性的差异进行鞭挞，并且说成是导致后来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原因。

这种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一些学者的论文著作中表现还是颇多的。

张国臣的文章中说西方有宗教改革、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早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宗教思想，宣传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提倡科学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冲破了西欧封建精神的束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奠定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文化学说的基础。”[14]

而中国虽然也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但是没有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文化基础，而且也被清王朝的高压统治所残酷扼杀。

说满清的统治是造成中西方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点上还是正确的。但他的错误在于没有真正看到中国和西方的宗教改革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所对应的东西。比如以宗教改革而论，中国并非没有，佛教在中国的演变本身就是宗教改革的表现，宗教不断平民化的表现。但实际上由于中国文明比古罗马覆灭以后的西方要先进得多，所以宗教在中国势力始终达不到象在西方那样猖獗的程度，所以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中国就早已经等于宗教改革以后的欧洲。没有也不必要有那种形式上如西方那样波澜起伏的宗教改革，但并不等于中国在这个方面落后于西方，恰恰相反，实际上在这个方面中国是远远领先于西方的。

再比如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可以说儒家的理性思想传统本身就是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思想的体现，如果更确切点说，是比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更高级更先进更系统化严密化的思想。尤其是宋朝程朱理学的建立以及明朝王阳明心学的创立，就更如此了。在这方面，如果真要比较的话，也是中国领先于西方的，实在无须拿明末的黄宗羲等人出来才能进行类比对照！

再有如高寿仙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法律阐释》一文中把西欧在中世纪以后对罗马法的重新引入当成是西方资本主义能够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说“‘属于教皇革命的对外战争’的十字军东征是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关于商路和货币的战争，成为‘西欧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性事件’，它不仅有助于排除最热衷于掠夺商人的非生产性的军人、骑士和小贵族阶层，为商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安全的贸易路线和广阔的贸易前景，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它启动的东西方之间的密切商业交往给西欧‘带回来罗马法，或者至少是带回来一种比西方任何地方残存的罗马法更有系统、也更合商业需要的文本’，这样，‘罗马法有关契约和所有权的各项原则得到再现，为扩大贸易关系提供了一个法律保护构架’。这种新的、专门适应商人的法律最初兴起于罗马帝国衰亡后一直保持着商业传统的热那亚，很快在地中海沿岸传播开来，又循商路传到欧洲其他地方。”[55]

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有罗马法，而中国没有，所以西方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就不能。他引用韦伯的话说“中国缺乏象西方那样的一种自由的、通过协作来调节的商业和手工业所拥有的一套稳固的、得到公认的、形式的并且可以依赖的法律基础”。

但是很显然这种观念仍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偏见。所谓的罗马法是否真有他所说的那么神奇？可惜的是创立罗马法的古罗马本身就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而是在蛮族的入侵中灭亡了。韦伯所说的那种法律，本身也还是在西方工业化以后的近代的演变才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至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和西方古代的法律体系如果硬要做一个对照比较，那也只能说各有所长，硬是先验的把一个定为先进，另一个看成落后，那只能说偏见导致的预设结论。

还有胡寄窗在《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说“西欧的封建经济是以城乡对立形势的存在而出现的。因为最初的封建城镇的手工业者是原封建庄园中的工匠通过种种方式摆脱领主束缚，……，故马克思恩格斯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所以，城市商人资本成为刺入封建经济的一把尖刀，最后对它起着瓦解作用”。而中国的地主与商人，农村与城市则没有这样的对立。

但显然这同样是刻意夸大欧洲农商对立，城乡对立的情况，并不符合事实。

关于这种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例子是比较多，这里就不多举了。但应该说，现在许多学者对这种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反思。

如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中说

“历史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异’，又要找出‘同’，对之作出评价。由于没有一个独立于双方的客观标准，一般是以西欧经济发展的道路为标准。这样，凡是偏离于西欧道路的即属异端，而不管双方之同。这样做出的评价必有偏颇。新的双向比较方法则要求：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从“交互偏离”中做出比较（不是绝对）客观的评价。”[78]

马克垚则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导言》中说

“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一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或者是由乡村而产生，还没有得到解决。

……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１４００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１４００至１８００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31]

而在《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一文中马克垚对此的反思又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马克垚说“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可是因为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个超越。第三世界的历史科学，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历史科学而后建立的，我们使用的是出自西欧的理论与方法，大而言之，像公元纪元，把历史分为古代（古典）、中古、近代这样的分期，使用的就是欧洲的标准。其他更是如此。印度学者夏尔马，写有《印度封建主义》一书，就是按照西欧的封建主义来考察印度是否有类似的现象。……直到现在，我们既缺乏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理论，也缺乏从本身出发看世界而建立的世界史理论，世界史发展模式。有一位外国学者评价我们的史学说，在20世纪50、60、70年代，大部分中国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到了80、90年代，中国史学家也学着读些丹尼尔.贝尔和一星半点的马克斯.韦伯，并且试图把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的企业精神和欧洲的加尔文教徒相比较，可是西方的史学家已经厌倦了现代化的研究，转而走向后现代的研究了。……我们是没有和西方抗衡的理论，所以建立不起自己的世界历史观，所以写不出自己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并不能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什么是我们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所以我们无法彻底摆脱历史中的欧洲中心论。也无法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79]

从上面的摘录可以看出现在学术界普遍的倾向是对那种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东方历史中国历史的做法持批判态度，普遍倾向的是强调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所以尽管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还在许多论文和著作中有所表现，但已经越来越失去光彩，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持有这些传统观点的作者本人也已经开始改换门庭，对自己过去的一些提法进行修正甚至抛弃。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本身已经没有市场，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事实上恰恰相反，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比上面所说的那种西方中心主义有更大鼓惑力，有更大的隐蔽性，也显得相对来说更时髦一些,但实质上却是更彻底。

这种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表面上是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李伯重的一段话

“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这些欧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就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1]

这段话口口声声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但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更彻底的欧洲中心主义。上面马克垚等人意思是中国和西方有不同，但不能因此认定这些不同必然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就以为西方能够实现的进步，中国注定不能实现，不能把历史观念变成一种宿命论的思想。而李伯重的意思其实是相反，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所以西方能够实现的进步，中国就从根子上不必指望能实现这样的进步。

假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虽然把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生搬硬套到东方，把欧洲的演变当成模板标尺,但本身还是承认东方和西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相通性,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对话的,所以才能用西方的理论模式来考察东方。而李伯承等人的观念则就是认为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都是停滞僵死的木乃伊,等待西方的推动。因为欧洲的独一无二，所以其他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主动实现类似进步的可能。

类似李伯重等人的观念也并非是现在才有，更不是什么中国人的新发明，它的源头还是来自于西方。确切一点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表述。从马克思表达的观点来看，由于偏见和无知，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优越感和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对东方对亚洲有所谓的同情心，但这种同情心归根结底受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的偏见所左右。对这一点，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是有所揭露的，我们不妨摘引几段。

“卡尔.马克思1853年在分析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提出了亚细亚经济体系这一观念,紧接着认为英国的殖民干涉、劫掠和公开暴行践踏破坏了这一体系。他连篇累牍地反复讨论这一问题，并且越来越确信：英国甚至在毁灭亚洲的同时，也有可能在那里发动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马克思的论述把我们直接带到在我们对正遭受社会急遽变革之痛的东方人天生的反感与这些变革的历史必要性二者之间进行调和的难题中

‘我们不可忘记，这些田园牧歌般的社会群体，尽管有着平和安宁的外表，一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它们将人的心性闭锁在尽可能狭小的圈子里面，使其沦为迷信的驯服工具，为其套上传统规则的枷锁，剥夺其所有的壮美和历史活力……’

‘不错，英国在印度斯坦发动革命仅仅受最肮脏利益的驱使，而且其所采用的方式是愚蠢的。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可以不必在亚洲进行激烈的社会革命而同样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的话，不管英国犯下什么罪行，她也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革命的历史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标准的东方学行为完全吻合，尽管从马克思的分子中显然可以看出他的博爱、他对人类不幸的同情。然而当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理论淹没在下面这一标准的古典形象中的时候，最终占据上风的却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英国在印度必须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毁灭性的，另一个是再生性的——亚洲社会的毁灭与西方社会物质基础在亚洲的再生’

“……当东方学的视野占据上风时，人类同情又跌落到了大脑的哪个角落

“马克思仍然能有一些同情心，仍然能认同于——即使只有一点点——可怜的亚洲，……只有当他在不得不使用的词汇中遇到一种更可怕的压制力的时候才会将这种总体形式放弃。这一压制力所起的作用是阻断并且驱除同情心，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言简意赅的盖棺论定：他们并不觉得痛苦——由于他们是东方人，因此处理他们的方式必须与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方式不一样。”[80]p198-p201

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实质，一些中国学者也有一定的批判性认识。比如王学典在《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一文中说“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不过是‘批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而已，也即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重新编码。……‘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意向和幻想’。经过这一‘假设、意象和幻想’处理、加工和过滤后，东方数千年以来的历史就变成了：以严格管理‘水利’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固结合和反商业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以及以村社为实体的公有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长期停滞、一滩死水、没有发展、没有‘历史’、原地踏步、反复毁灭、反复重建等等规定，还有所谓‘普遍奴隶制’、‘野蛮’、‘愚昧’、‘未开化’或‘半开化’、‘残忍’等等描述。所有这些都意在昭示一个结论：东方需要西方来拯救，东方的一切民族要么灭亡要么西方化，不存在其他选择，这样东方的历史和未来，就被纳入了西方的轨道。‘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尊重了中国等东方国家历史的独特性质，实际上，上述有关‘东方’的特征、亚洲的标记、中国的传统等概括，均是在‘欧洲路灯’照耀下发现和发明出来的，换句话说，‘东方’的特征、亚洲的标记、中国的传统，是接受了东方主义之后所制造出的一种东西，本质上是‘欧洲中心论’的派生物。它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互为补充，完整地表达了欧洲人的优越感。‘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欧洲人发明的一个神话，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的独特性，反过来说也一样：欧洲人以‘欧洲中心论’为根据，制造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81]p162

“由于人们在思想上预设了一个‘一般’、‘普遍’的存在，而这个‘一般’与‘普遍’又主要以西欧为载体，所以，在学者的意识深处，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低人一等的东西：以欧洲历史为‘主干’、为‘典型’、为‘标准’、为‘正常’，中国社会则成为‘例外’、‘化外’、‘变种’和‘早熟’，总之是‘非正常’、‘旁门左道’。这样，中国历史本身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的意义不仅只有和欧洲历史的有关阶段相比照时才存在，而且也只有通过双重还原使它进入欧洲历史演化序列之后，它本身的历史也才能得到有效的说明”[81]p165-166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固然有把欧洲经验，社会规律绝对化的问题（比如把西欧的封建社会来比附中国秦汉到明时期的社会，比如把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来套中国），但也同样有完全取消、完全否认欧洲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存在一定共通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它们的表现形式虽然不一样，但实质都是意图把竭力贬低中国历史的价值，而抬高西方，把中国的历史发展贬低成为西方历史发展的从属品，或者是一种没有任何普遍意义的非正常的怪异存在。

说到底，中国社会是个人类社会，欧洲社会也不过是个人类社会，认为这两个社会发展规律之间完全没有共通性才是格外奇怪，需要加以论证的命题。这样的思维方式倒是类同于满清头目把西方人看成是所谓的洋鬼子，和中国人身体构造不同，膝盖不会打弯之类的。

真正科学的态度是通过具体的理论和事实的分析来找出这两个社会发展的共通性和不同性，而不是自鸣得意地用笼统判断来取消具体的分析。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第四节、一些对理论困境的无效应对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承认,面对困境的种种应对也自然应运而生.从我上面的分析来看,解决困境最切实的办法，首先是纠正学风，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这样,即便是在认识水平无法急剧提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推进研究,深化认识.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似乎并未能对以往的学术风气研究手段中存在的弊病有太多反思,而是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理论的反思上.概括起来，一共有如下几种不同类型的应对

㈠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转化

一种趋向是变动名词，改换话语体系的潮流，把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改换成近代化的概念或市场经济的概念或原始工业化的概念，似乎视此为冲破理论研究之困境的途径。但这样的企图注定要陷入失败，因为尽管名词换了，概念换了，但研究的方法手段心态，却如出故辙，在没有充分认识以往研究之误区盲区，方法手段之根本缺陷的情况下。试图把改换门庭当作灵丹妙药，起死回生，给这一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不过也是痴心妄想，壁里安柱，水中捞月而已

㈡钻入琐碎细节,放弃宏观理论

还有另一趋向是干脆放弃宏观理论的研究，彻底钻入琐碎细节中，以此为救济之道。但实际上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虽可安稳一时，但从长远来看，依然是毫无出路

㈢干脆否定问题的意义,把回避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至于试图取消这一问题本身的意义，将其定性为伪问题，算是做一了结，可以得胜回朝，安心他顾。更不过是自欺欺人，徒然以此掩盖思想之无能而已。

徐晓望说“当我们放弃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幻想与教条，便使我们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变得轻松些，我们不再需要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原因，也不必为它出现于汉唐时期而男困惑，我们只需对各时期各行业的早期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盘点，从中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来”[61]

放弃幻想与教条，那自然不错，但徐晓望的意思其实是放弃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本身的研究，这样一来轻松固然是轻松了许多，但对真正解决问题自然毫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