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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6年4月13日，吴敬琏教授在中欧工商学院发表了题为“深化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讲，对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吴敬琏认为，中国政府强势的地方“不太对”，短期政策还是要用，但要少用货币政策。过去我们一直花钱，投了好多项目，但现在要普惠性节税来支持企业。而对于供给侧改革，大家已经听了很多，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误区，我们想要全面且正确地认识供给侧改革，几个概念一定要弄清。
吴敬琏说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供给侧找问题和寻求对策，而不是从需求侧找问题。三期叠加，四降一增，目前的经济挑战大。核心问题是自08年以来，GDP的增速下降后掩盖不了一系列矛盾。
以往一旦出现问题，我们都拿凯恩斯理论三驾马车来一一突破解决问题。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受限于需求，很多教授不支持凯恩斯主义，我却认为从短期分析来看有点用，长期不合适。比如，我们遇到了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越来越没有效果。比如，杠杆率推高，虽然有人说日本还要高，但是日本主要是中央政府债。只要中央政府在，加上日本经济实力还很强，只要政府不垮台，政府债高没问题。
但我们中国是地方政府债多，这个很难对付。中国企业债最大，这个问题非常大（欧盟对企业债对要求不能超GDP百分之九十），在某些环节上一旦不能支撑出现企业破产，就有连锁效应，其他相关企业资产负债表要减记，而一一受到影响。跑路事件不断出现，我们不能再这么干了！货币扩张导致房价猛升，近日又出台了一系列打压政策，但是房价光靠压是没用的。
这种从需求侧的改革到了去年转向了供给侧。
为什么我们能够那么多年保持高增长？从供给侧分析也可以解释：投资多，人口劳动力大增，效率提高（改革了，把城乡打通了，在农村低效利用的资源如土地和人力都得到提高；开放了，买外国设备引进技术提高水平）。但是，现在变化了。人口红利消失，投资无法支持，效率提高的余地不大了（原来使得效率提高的因素在削减）。而我们的一般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没什么区别，只是质量太差，所以要提高效率。
为什么强调结构性改革？
95年就提出了这个想法，为什么一直不能实现？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打破这种体制才能实现改革。怎么做？要建立一套体制，激励创新和创业。很多政府来调结构，但是政府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比如补贴新能源汽车，但发现很多企业和政府联合骗补贴。
提高供给侧效率要靠市场，不是政府！
三去一降一补：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实现有效再配置。资源优化，共荣激励机制，怎么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也要适当发挥好的作用。
政府应该做什么？比如防止系统性风险，要释放风险，处理掉僵尸企业，免得积累；把社保缺口堵上；短期政策还是要用，但少用货币政策。过去我们一直花钱，投了好多项目。但现在要普惠性节税来支持企业。
中国政府强势，有人说是这是最好的模式，其实不是，要看在哪里强势。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决定资源配置，而是提供公共品。要做好基础研究，研究出来全社会共享；基础教育，社保系统，非指令性产业规划。不要补“供方”，要补“需方”，供需方中间夹着市场，那么接下来就让市场发挥作用吧。
从“海里”到党校，从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改革”的出镜率节节攀升。为何它会被中央高层频频提到？因为它代表了我国经济政策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热词之下，难免会有一些误区出现，今天就给大家把这些误区详细的辨一辨。
辨析1 结构性改革不是全面性改革，而是重要或关键性领域改革
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概念，它指的改革既是结构性的（重要而关键性），也是主要针对供给端的体制问题而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针对结构问题和体制缺陷而改革相应的体制机制。第二层含义，改革不是对原有制度的推倒重来，一般的情况是在对原有制度尊重或肯定的基础上，对一些导致严重经济问题或危机的关键性制度缺陷做重大修补。
从这两层含义看，结构性改革不是全面性改革，而是重要或关键性领域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如果不对那些重要部分或领域进行改革，那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失败。今天，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正是如此，既面临重大的结构性矛盾，也面临重大的体制性矛盾，体制上的不完善，既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也影响社会公平。
例如，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既阻碍了消费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偏低，又使广大的农民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上处于弱势地位，不能有效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而破除二元结构和体制，就能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推进力量。
辨析2 供给侧≠供给管理
供给侧与供给管理不是一回事，结构改革与宏观调控更不是相对应的概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宏观调控的改革，而是突出改革的难点在供给面。
我国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主要发生在供给侧，许多需求侧的问题也是源于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不完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把结构性改革聚焦在供给侧，聚焦在一些重大供给体制上。
宏观调控包括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但中外理论与实践表明，宏观调控主要是总量平衡和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极为少见。
供给管理
供给管理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战时管理，是特定时期的计划管理和分配方式，对供给进行强管制；还有一种是价格管制，如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范围较广的价格管制，抑制价格上升，也就是抑制了供给；抑制了供给，又压低价格，通胀则更为明显。所谓供给学派或里根经济学，就是放松价格管制，并在供给侧减税，促进供给增加，同时配合需求抑制政策，最终制服了通货膨胀，也促进了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是供给端的改革或政策调整，不是加强供给管理，是“去供给管理”。
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并不过时，需求管理是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我国的需求管理确实有需要改革的方面，如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围绕着鼓励投资，以增加投资需求为中心，这实际是强调增加供给的政策，投资是中间需求，它在下一期就会形成供给能力，发展经济学重视投资，也就是重视资本积累，这种重视投资需求的需求管理，在早期和中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到了中期以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竞争性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公共服务领域却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问题。
对需求管理的改革主要是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把宏观政策的重点由过度偏向投资转向促进就业、扩大消费和增加公共服务上，这不是简单地向供给侧管理转变。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宏观政策要注重长期问题、注重供给的经济学者，主要是指采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创新的政策，而不是强调供给管理。
这里并不矛盾的地方是，增加长期供给需要制度创新，通过建立高效的制度促进长期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供给侧改革问题。
辨析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不是一回事，但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结合，能有效提高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创新也有重要的关系。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将明显优化宏观调控环境，从而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如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可以更多地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
其次，将改革引入宏观调控，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区间+定向”、“总量+结构”和“调控+改革”调控，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传统宏观政策弊端
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关注价格总水平而忽视了资产价格水平变化，这实际上是把潜在增长率因素看成是一个常量。按此思路，虽然总量表现比较平稳，但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却可能不断积累而愈显突出。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
新一届政府思路之优势
新一届政府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出发，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通过调整结构、创新体制，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是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实现“双中高”目标的重要途径。只有推动结构和制度变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才能实现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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