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精要

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精要书    名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精要 ISBN7801376870，9787801376879 页    数608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1月1日 装    帧平装 开    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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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

                                                                                              --<<六韬 文韬 六守>>

        选拔一个将领需要考察“仁、义、忠、信、勇、谋”，称为六守。使他富裕，‘以考验他是否逾越礼法；使他尊贵，以考验他是否骄横不驯；委以重任，以考验他是否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命令他处理问题，以考验他是否隐瞒欺骗；让他身临危难，以考验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变，以考验他是否应付裕如。富裕而不逾礼法的。是仁爱之人；尊贵而不骄横的，是正义之人；身负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去完成的，是忠诚之人；处理问题而不隐瞒欺骗的，是信用之人；身处危难而无所畏惧的，是勇敢之人；面对突发事变而应付裕如的，是有智谋的人。

       通常公司在提拔一个人之前，都会有一个考验期，常常是安排一个困难的任务，通过完成这个任务来考验能力，同时建立他的威望。或者，安排更多的人手，但并不提高title，有其实而无其名，考察这个人的耐力和忠诚。 也有怂恿其做坏事，走捷径，以考察其是否能走正路。总之在提拔前必有各种考验，通过各方考验，方能再进一步，越是高级将领，越需要心胸开阔，知人善任，不越礼法。
  姜太公的用人之道
一旦踏进姜太公的思想领域，我们就会神奇地发现，姜太公虽然生于遥远的三千年前，但仍像现在的某些政治家一样，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思想活跃，几乎对所有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有超前、独到、深邃的见解，如在军事、经济、权谋、文化、民本、道德、法治、举贤等多个层面，都有不同凡响的主张。本文仅就姜太公用人方面的策略，即所谓的“人事”问题，做一不成熟的探讨。
    或许出身于平民的原因，姜太公深知百姓的疾苦，盼望社会正义力量的张扬。也或许熟读古经圣典的原因，姜太公异常崇拜古代的贤君，总是把尧作为自己做人的偶像和榜样。更或许曾在商朝做过小吏，姜太公了解商朝人事制度的腐败，加之又目睹了商朝因用人上的腐败加速崩溃的全过程，所以，姜太公在辅佐周朝政权的实践中，萌生了要建立一种新的进步的政治人事制度。当周文王问讯姜太公如何用人治国时，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用人思想。
    持“六守”标准。姜太公主张，只有按照好的标准选才和用人，才能夺取天下和驾驭天下。反之，就会倾覆和失败。据《六韬·六守篇第六》记载，一天，文王问太公：“君国王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意思是说，统领国家和人民的君王，为什么有的会失去国家和人民呢？太公回答说：“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意思是说，是君王用人不慎和施政不慎所造成的，故君王在用人和施政上要注意‘六守’和‘三宝’。文王又问：“何为六守？”太公说：“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这里，所谓的“仁”，就是指要用的人，必须热爱黎民百姓、爱护民众财产。所谓的“义”，就是指要用的人，必须公平正直、坚持真理。所谓的“忠”，就是指要用的人，必须对君主和国家忠诚。所谓的“信”，就是指要用的人，必须具备诚实无欺的品格。所谓的“勇”，就是只要用的人，必须有胆识，能决断，不怕困难险阻。所谓的“谋”，就是指要用的人，必须能巧于应变，遇事有方。从这六条标准中可看出，姜太公所说的好官，必须能文能武、德才兼备，必须爱国爱民、忠勇刚强，既坚持了政治标准，又坚持了才能条件，可谓是一个很好的选贤任能的经典。当然，姜太公所说的“仁、义、忠、信、勇、谋”，包含了一些封建糟粕的东西，譬如要求将官忠于君王朝廷等，但瑕不掩瑜，无妨它固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正义性，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防“六贼”不肖之人。在用人政策上，姜太公主张‘六守’标准的同时，头脑里还多了一根弦，极力提醒文王要注意识别真假，分清粮莠，别重用滥竽充数的人，特别要警惕那些“不肖之人”和坏人。“不肖”者，即品行不端也。那么，哪些人是“不肖之人”呢？下面有几段对话很值得玩味。文王问：“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从，何紧，何止？”意思是说，君王领导百姓，哪些人应该叫他上，哪些人应该叫他下，哪些应该录用，哪些应该辞去，哪些事该禁，哪些事该制止呢？”姜太公答：“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意思是说，君王领导百姓，应该让贤者上，不肖者下；取用诚信的人，去掉伪诈之人；严禁暴乱，制止奢侈。为此，君王应该禁止六贼、七害。文王又问，那你先说说什么是“六贼”？太公曰：“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避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凌辱贫弱者，伤庶人之业。”
    上述所言，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这‘六贼’呀，一是那些为君王大作宫室台榭，供君王游玩观赏、倡导淫乐的臣子，（他们这么做）会败坏君王的德行。二是那些不务农桑，意气用事，喜好游侠，屡犯法禁，不服教导的百姓，（他们这么做）会败坏君王的教化。三是那些有结党营私，排斥贤能智慧人才，蒙蔽君主圣明的臣子，（他们这样做）会伤害君王的权势。四是那些妄自尊大、沽名钓誉、内结帮派、外交诸侯、不尊重君王的读书人，（他们这么做）会伤害君王的威严。五是那些轻视君王授予的爵位、藐视上级、以替君主冒险犯难为耻者的臣子，（他们这么做）会挫伤那些功臣的积极性。六是那些侵夺百姓财物、草菅人命、凌贫欺弱的强宗大族，（他们这样做）会损伤百姓的家业。从中不难看出，姜太公所指的不肖之人，大都是蛊惑、蒙蔽和伤害君王威严和国家利益的当代臣子，大都是欺贫凌弱、伤害百姓利益的官宦人家，大都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懒汉、书生，等等，泛指了整个社会的人渣。这些人数量不是很少，具有较大的危害性，需要引起注意。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姜太公把欺负平民百姓的“强宗大族”列为“六贼”之一，劝文王对其“下肖”，即不可重用他们，矛头指向统治阶级高层，给人以大快人心之感，也足以反映出姜太公宝贵的仁者爱民的民本思想。
    辨“七害”宦官。宦官，指朝廷的命官，既掌握一定的权力，又听命和生活于君主的周围，所言所行直接影响到君主的决策，关系到国家的强盛和衰亡。其中的优秀分子，能推动事业有成，促使朝廷团结、江山稳固。而不法分子，则像炸弹一样能分崩离析朝廷和国家，可谓“害群之马”，必须注意识别他们。三千年前的姜太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那些滥竽充数、危害国家的官吏起了个名字，叫“七害”，并极力劝谏文王不要亲近他们，不可重用他们，已经重用的要立即剔除。那么什么是“七害”呢？太公说道：“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二曰，有名无实，出于异言，掩盖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悦于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七曰，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上述言辞，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那‘七害’呀，一是无智谋韬略，不会用权谋，而为了贪图重赏和高官厚禄，显示自己的强勇而轻率作战，在外作战常抱侥幸，君王千万不要用这种人为将。二是有名无实，出入乖张，奇谈怪论，抑善扬恶，投机取巧，对这种人，君王千万不要与之共谋。三是外貌故意表现朴素，衣服故意穿得粗劣，嘴上无所求而实际在追求名声，嘴上说没有欲望而实际在贪图利禄，这种人乃伪君子，君王千万不要与之亲近。四是故意把冠带搞得很奇特，故意把衣服穿得很高贵，表现博闻善变，高谈阔论，以此炫耀自己。身居穷乡僻壤，而以诽谤世俗为能事，此乃奸诈之人，君王千万不要宠信。五是进谗言，善逢迎，不择手段谋求高爵，鲁莽装死为的是贪图俸禄，不顾大局，唯利是图，高谈空洞道理，取悦君王欢心，君王千万不要用这种人。六是讲究刻文雕镂，热衷于技巧和豪华装饰，不惜为此而伤害农业生产，对这种奢侈伤农的行为，君主一定要加以禁止。七是以骗人的方术和奇异的技巧，以巫婆左道和谣言迷信，蛊惑善良的老百姓，对于这些歪风邪气，君王一定要加以制止。
    纵观以上所列“七害”的种种表现，可看到早在商周时代，姜太公就为不合格、不称职的朝廷命官画了一幅幅活灵活现的图像，可谓观察细微真切，刻化入木三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观点，再细心地总结一下，可将“七害”概括为“十种人”，即：胸无谋略、没真本事的人，故作朴素、实则贪婪的人，故作高贵、炫耀自己的人，高谈阔论、华而不实的人，阿谀奉迎、骗取信任的人，心地不良、抑善扬恶的人，坐而论道、诽谤世俗的人，不爱农事、伤害百姓的人，追求奢侈、不肯节俭的人，热衷迷信、蛊惑人心的人。我们设想，如果文王和后来的武王，如果真以 “七害”或者“十种人”作镜子，辨别真伪，选用真正的贤者为官，那么周朝的江山必定固若金汤。可惜，我们还掌握不了更多的这方面的史料而加以阐释。
    按“两要领”选贤。选拔贤才的标准有了，同时注意防止坏人、恶人、不肖之人投机钻营，那么下面就是如何遵循科学的程序选贤任能了。在这方面，姜太公也有建树，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领。他对文王说：要真正选拔出有用的贤才，一方面要“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另一方面，要“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六韬·举贤篇第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方面要由将和相，按照各自领导的文武事业的需要，分别确定出各种职位或者岗位，根据岗位职责要求，确定官名和德才条件，然后按照条件选配人才。另一方面，对选出的贤才要利用各种方式，认真考察他们的能力，做到名副其实，不得滥竽充数。姜太公的这两条要领，既指出了怎样具体选贤，又说明了对所选贤才的后续监督和考察，可谓包括了选拔人才的全过程。如果我们联系选拔人才的实际，仔细分解姜太公的这两条要领，可以编排出以下八个环节，即“将相”各负其责——划分岗位职能任务——明确要选用贤才的标准和责任——授予相应的权力——选用合适人才——要求创出功效——领导考评功过是非——优胜劣汰。如果再仔细研究这八个环节，我们会发现这些环节与当前选拔领导干部的某些程序和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我们可以说姜太公选拔贤才的两条要领是超前的发现，可称得上是先知先觉，由此我们不得不敬佩他老人家有着超人的智慧。
   “变革一个梨子尝尝”。说到这里，对姜太公的用人之道可以说圆满结束了，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能落漏，那就是姜太公在运用“两要领”识别、考察官吏中，非常注意实践，主张先给他们一部分权力，然后跟踪考察，最后根据表现优劣及时调整，该省的升，该降的降，该免的免。那么，怎样具体地去把握呢？姜太公仍然接着他提出的“六守”选贤标准加以阐释，说道：“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使之而不隐者忠也，付之而不转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
    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他（所选用之人）致富机会，看他是否贪富而犯法；给他很高的爵位，看他是否骄横；付给他以重任，看他是否圆满完成；使用他做些事情，看他有无欺骗隐瞒；置他于危难之中，看他是否恐惧；让他处理复杂事务，看他是否应变无穷。若富之而不犯法，是仁者。若贵之而不骄，是有义。若受托付而不改志，是有忠。若口出承诺而不改变，是有信。若遇危难而不恐惧，是勇者。若在复杂事物面前能应变无穷者，是有谋。从这些具体考察的方法中，我们可看到，姜太公选贤任能是遵循了“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变革一个梨子”的辩证法认识论的，不囿于坐而论道，强调能动的社会实践，善于在风风火火的斗争生活中考察干部。可以说，他思考 “人事”问题，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学习他这方面的长处，对于做好新时期的干部选拔工作，有着很直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