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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摘要：内圣式的修行与制度都影响到人的幸福快乐。从个人来看，适当抑制欲望并进行以内圣为目标的修身是避免身心受到伤害的必要手段；从人类来看，适当抑制欲望并提倡修身是避免对自然过度掠夺从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当落后制度国家的人们发现还有更好制度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时，将会感受到制度对于提升福利水平的重要；良好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促进人在肉体层次上的生存，从而为进一步提升精神性存在奠定基础。在坏的社会制度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最优选择的内圣式修身，可能导致社会制度永远难以改变，陷入制度闭锁，从而最终不利于每一个修身内圣的普通老百姓。这种“囚徒困境”式的两难处境表明，人类最终走向和谐是难以明证的事情。
关键词：修身、内圣、制度、幸福
一.问题的提出人怎样才幸福，人生应该如何过才是有意义的，人的幸福快乐取决于哪些因素？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否应该对时政指点评论？我们是否应该秉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行为准则，不要去考虑许多与自身目前生活状况无关的国事天下事？也不要去对发生在社会上的许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并提出建议性改进意见，以避免“枪打出头鸟”的社会悲剧？难道真如那些儒学先生、孔学大师、逍遥隐者、得道高僧们所言，人的幸福主要取决于“安好己心”、“先安好自己”这种内圣式的修行？难道诉诸于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道路对于人的幸福果真没有现实的价值？或者相反，难道必须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格独立才构成人生的意义？……
这些是困惑我许久的问题，也是我思考很久但是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但这些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尤其对于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今天的中国人面临“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个人幸福与社会福利制度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地一起，以致于一个人很难真正地完全超脱于社会，独立于社会之外去寻求自身的幸福生活。
目前中国对于个人幸福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主张个人的幸福必须要以良好的社会制度为前提条件。在承认这一论点的前提下，对于个人是否应该参与改进社会的努力，又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是个人应该积极参与构建社会的努力，一个人的幸福不仅在于要能够适应社会，还在于要能够积极地改造社会。二是个人应该先安顿好自己的事情，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先不要管社会的事情，因为你管不了那么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普通老百姓，人微言轻，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对于个人幸福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条线索主张个人幸福主要是个人修行的事情，与社会制度基本没有关系，社会制度不是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这主要是国学主流儒家、道家、佛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个人幸福主要是“安好己心”，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去掉各种浮躁的心理，认真过好每一天，过好“当下”，“足乎己，无待于外”。在这一论点方面，有一个极端主张，“做奴隶有什么不好”，只要能够每天有吃有喝，衣食无愁，要什么政治权利、自由言论这些所谓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什么呢？当然，这样极端的观点几乎是不值得反驳的，因此本文将不对其做更多评论。国学各派主张要先安好自己，才可能去安别人，因此一个人首先应该自己做好，即以内圣作为修行目标，对于那些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就不要多管，也不要多想，去想自己无法处理的事情，不过是自寻烦恼。
我们认为，个人幸福既与个人内圣式的修行有关，但也与整个社会的制度文化有关；个人不仅应该进行内圣式的修行，提高自高道德水平，同时也应该关心社会，积极影响他人，为构建良好的制度文化而积极行动；一个具有真正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总以“先安己心”作为借口而放弃社会责任，不能总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借口，而不问国事，不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努力。
二.内圣为什么重要本文将内圣定义为：不以物质消费为目的，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基础上，主要通过提高个人的精神修养，追求个人内心平静来获得幸福。
1.内圣对于人类生存与延续的必要性中国传统儒家从来就主张“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本文虽然反对“圣人之治”的观点，但是仍然认为内圣是极为必要的。最近中国民间学者欧阳君山在《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一书中继承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人，政治人，他用“注目礼人”来作为推导社会政治历史的前提，采用经济学的逻辑推导方法推导出中华文明的合理性，并在书中最后认为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国早就是自由主义的国度。他认为注目礼争夺战最后必须落实到韩愈所讲的“足乎己无待于外”。即注目礼争夺战必须最后以每个人“内圣”之修行为结束，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因财富注目礼争夺战而导致地球环境破坏等各种恶果。
我们通过各种新闻渠道可以看到在物质文明最为发达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精神堕落、颓废的事例，吸毒、自杀、淫欲文化泛滥，“校园裸奔”竟然成为青少年表达自由的手段。这些事情充分表明，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一个极度宣扬个性，充分发挥个人欲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确实有空前的自由，但是欲望的极度扩展，并不能带来个人的幸福快乐。这种以无限扩展并宣泄物欲和淫欲为核心的文化，显然早就从当初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特点是扩张，不断扩展的欲望导致不断扩展的物质生产，不断扩展的产品市场，不断扩张的全球资本，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相反，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求内圣，国家求虚荣内敛天朝帝国海外来朝，汉族文化主要不是扩张的文化，反而是同化入侵汉地的游牧民族。张祥平认为，如果人类不止一个地球，那么西方海洋文化（海盗式文化）有利于人类延续，因为当一个地球被资本主义文明模式扩展完毕之后，或者说糟蹋完毕之后，人类可以移居另外一个地球，向另外一个地球殖民，只要人类能够不断寻找到新的可供开发的星球资源，那么资本主义式的扩展模式就问题不大；但如果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那么西方这种海盗式的扩张型文化就不利于人类的群体延续，因为当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完毕时，由于找不到第二个地球可供扩张，因此只有采取内敛型的中国文化才可能维持资源的承载能力和人类的群体延续。张祥平主张，西方文明是法治钱选制度，中国文明是德治学选，未来的地球文明应该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实行法治学选制度，才可能使人类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张祥平的观点在赞赏中国文化的观点中极具代表性。
实际上，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早已认识到西方文明扩展本性所导致的地球生态灾难是不利于人类长期持续发展的，而且也有许多西方有识之士认识到光有西方式的物质文明是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幸福的。
的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一切社会因素都卷入到金钱统治的“专制”之中，在金钱代表一切，在金钱可以交换一切的社会中，完全以赚钱的能力来决定社会物质产品的分配，使得社会减少了以致于完全没有了对于内在修身养性的强调。
而人类欲望的无穷性与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不断产生新的欲望的性质，早就证明光靠物质文明的成就是不可能带来人的幸福与人类的和谐发展的。在西方文明模式的统治下，全球都被一种赚钱的欲望所推动，使得人反而找不到自我，这种制度性异化力量已经充分表明，如果不在欲望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之后适当地抑制欲望，地球人类将变得象一个开足马力的机器，永远难以停下来思考人生的意义。
只要以物质文明仍然是压倒一切的社会决定力量，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带领下，人类必然将永远成为开足马力的机器，不可能真正停下来获得真正的休闲与自由。
在面对欲望时，市场营销与佛教采取了两个极端的主张。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市场营销本质不过是欲望管理与欲望开发，它不仅没有丝毫个人修行，抑制欲望的成分，反而它要充分发现人的欲望，甚至当人们没有欲望时，市场营销要激发人的欲望，从而通过制造物质产品与服务去满足人的欲望，进而获得市场利润。佛教认为欲望是人痛苦之源，人要消灭痛苦，就应该消灭欲望。在欲望很难消灭的情况下，至少是应该抑制人的欲望。
资本主义文明模式通过市场营销，广泛地渗透到全球中去。这种不加节制的欲望膨胀，最终必将使得人类发展受到一些根本性的资源制约而导致人类之间为争夺资源而战。伊拉克战争，核战威胁已经不容置疑地表明，如果人类不从抑制欲望这一根本手段出发，发展起一种内敛型内圣型文化，最终极为可能在把地球糟蹋完毕之后在一场资源争夺战中全体灭亡。
这种内圣当然是借鉴了儒家修身的思想。内圣强调每个人在物质欲望得到适当满足之后，一定要抑制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把对于物质的欲望转到提高精神修养、提高精神享受上来。正如欧阳君山所论证的，不是通过赚更多的钱，不是通过消费更多的炫耀品来获得别人的注目礼，而是应该通过比如说看谁好事做得多，看谁诗歌写得好这样的中国式方式来获得注目礼，并进一步干脆不再需要别人的注目礼，达到“足乎己无待于外”的境界。通过适当抑制物质欲望，从而才可能减少地球环境的压力，减少污染，使得人类真正可持续发展。
本文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在物质文明方面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这时候他们应该更多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回归精神信仰，从有限的物质消费中，从对物质消费欲望的抑制中，通过寻求终极问题的答案来获得人生的意义，消除颓废堕落的社会问题。满足人生意义与幸福的手段大致可以分为外在手段与内在手段两大类。外在手段就是通过物质消费，或者要通过别人的服务，总之是通过自身之外的东西来获得“我”的快乐与幸福。内在手段是通过不断追寻终极问题的答案，通过不断试图解答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来建立起人生的意义。内在手段只需要最少的物质消耗，只要个人在肉体上能够健康存在就可以进行了。外在手段当然可以通过医疗保健等延续人的寿命的措施提高个人的幸福程度，但是这些外在手段必然要通过个人内在精神力量的参与才能够起作用。心理治疗为什么在西方越来越流行，就是因为人的精神的、心理的力量往往是决定幸福快乐的根本因素。物质文明的发展，总是会受制于地球基础性资源的最终限制的，而精神生活的展开，却完全没有任何界限。一个人在斗室之内，可以自由地思想到宇宙之任何范围与事物。
物质与精神对于个人幸福的影响程度问题，在比较古代人与现代人的幸福程度之后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答案。古代人，确实在物质生活上相当匮乏，但是这并不表明古代人就没有现代人生活得更为幸福。幸福的感觉，许多时候是与相对比较相联系的。攀比、嫉妒这些心理是人类幸福的大敌，虽然它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
2.内圣对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从人类视角转向个人视角，那么在个人的收入有限情况下，如果个人总是以物质消费的欲望作为幸福的标准，那么很明显，个人很难获得幸福与快乐。中国人常说，知足常乐，就是要求应该适当抑制物质消费欲望，不要过于与人攀比，这样个人才会心安理得地平静生活，幸福自然就在其中。如果一个人总是抱怨自己没有别人富有，那么他就永远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根本无任何幸福可言。
个人不仅可能面对物质资料的匮乏，还可能面临社会强权的压制。社会强权压制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会导致个人的不幸福。但是个人不可能总是能够改变这些社会强权，因此个人必须要学会在不能消灭强权的时候转向自身，通过内圣式的逍遥来提高个人的幸福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普遍地存在着专制强权的时候，个人很难改变社会现状，这时候对于个人而言，其最优决策就是顺应专制强权，决不出头，学会保护好自己，有时甚至为了权力与物质利益，而不惜助纣为虐。这成为个人幸福的基础。
有这样一个生物学试验：两批白鼠，一批白鼠被置于有洞可逃的笼子中，别一批白鼠置于无洞可逃的笼子中。当科学家对两批白鼠进行电击适当时间，两批白鼠皆在笼子里面乱窜，而有洞的笼子里的白鼠全部逃出去了。一个星期之后，再对这两批白鼠进行同样的试验，有洞的笼子里面的白鼠与上次一样，乱窜逃出。而无洞笼子里面的白鼠则不再乱窜，只是作痛苦状，并希望电击尽快结束，或者希望电击其它白鼠以减轻自身痛苦。
这个试验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在一个无法逃避政府专制强权的社会里面，个人的最优决策就是希望专制强权不要损害自己，如果专制强权的损害是一定的话，个人希望损害发生在别人头上而远离自己。特别是中国人，只要社会灾难不落在自己头上，很难对于其它个人所受迫害关心。老百姓一盘散沙，而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却是有组织的力量。因此个人在面对封建专制强权对社会的普遍迫害时，个人幸福的最佳选择即是忍受耻辱，并把耻辱合理化。
一个心理学常识是，当个人对于自己所处状况缺乏充分理由时，其内心通常是冲突与焦虑的。当个人产生了现实社会状况无法满足的欲望时，个人内心中通常会产生一种焦虑，而为了摆脱这种冲突与焦虑状况，个人就会设法把原本无奈的状况论证为自己在道德上合理与应当的选择。比如当一个大学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而不得不选择当清洁工时，按照通常标准，这会在大学生心理产生不平衡感，从而引起焦虑与内心不安。为了化解这种焦虑与内心冲突，充当清洁工的大学生通常会以“不同工作没有贵践之分”，“干工作不能挑剔”等正当的、合乎道德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论证，以便获得一种心安理得的心理状态。这种把原本无奈的境况转化为心安理得的状况的做法，在心理学上属于心理的自我防卫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心理的自我欺骗（防卫）机制，个人幸福才得以保证。
而中国的内圣之学，不仅仅是西方心理学所讲的心理自我欺骗机制，更是要在自我欺骗机制基础之上，将自我欺骗内化成道德自觉与文化习惯，从而在道德升化的名义下把一切社会压迫化解于无形。
三.社会制度为什么重要本文把社会制度定义为：以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为基础，广泛影响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的社会规范。
1.社会制度对于个人肉体存在的重要性前面强调个人修身养性对于提高个人幸福程度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表明社会制度在提高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上面不起作用，相反，以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制度是人类幸福的关键因素。因为在一个萨达姆专制强权的社会中，一个人要想充分享受自由所带来的幸福是很困难的；一个在缺乏社会保障的非洲穷国生长的青年，物质资料的匮乏导致其寿命预期已屈指可数，他也不可能是幸福的。在全球化信息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通过比较，都可以了解到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从而其生存质量的预期都会提高。虽然，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国家的人民也可以象前面所讲的那样通过追求形而上学的超越来寻求幸福，但是人毕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动物，可以抑制欲望但是不可能完全不满足人的基本合理的欲望。
而在提供满足基本合理的满足欲望的外在手段方面，社会制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们可以设想在中国太湖周围住着很多有着高尚精神追求的人，他们有着良好的道德素质与精神修养，能够面对物质匮乏与社会压力而顽强地活着，但是这种内圣式的精神修养仍然不可能阻止太湖污染对其生命造成的影响。类似这种看不见的强权，甚至可以在悄然无声之中剥夺人的生命。
可以看到，在社会制度不能很好地提供一些生活必须品，在社会制度不能很好地提供良好生存环境时，一个精神修养再高的人仍然不可能非常幸福。难道一个人真的能够吸着废气、背着圣经，安然地去见上帝与佛祖？从中国来看，难道每隔两三百年王朝循环，生灵涂炭、尸骨遍地，就真的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没有影响？难道一个中国农民会唱着“多来些苛捐杂税吧，苛捐杂税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诗歌去迎接幸福？
历史与现实明白无误地表明，社会制度在提供人类基本生存资料方面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制度在对个人幸福的因素起压制作用时，个人虽然可以通过内圣式的修身养性来获得自身幸福快乐，但是当社会制度不能提供足够生存条件时，个人幸福总可以通过对其肉体存在的消灭来消灭其幸福本身。因此，社会制度对于个人幸福的意义，至少在为个人提供肉体存在的意义来讲，它是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一个坏的社会制度，会导致人民无端地死亡或者说非正常死亡，而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却能够让绝大多数人肉体完好（即使精神痛苦）地活着。
个人的存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肉体的存在，二是精神的存在。个人幸福虽然主要是精神性特征，但是如果肉体受到社会制度或者自然条件的伤害，显然是有损于个人幸福的肉体基础的。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其最基础的作用即在于保证个人在肉体上更好地存在，从而为个人的精神存在提供基础。
2.社会制度在防止坏人坏事特别是国家机会主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自由主义设计社会制度的关键程序在于，假设所有人都是坏人，都可能侵犯他人利益，在此情况下设计一种社会制度，使得在此制度下，社会能够顺利运转，防止人做坏事，主要是防止政府做坏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所有人都是坏人的情况下都能良好地运转，维护社会正义，当然在一些人是好人或者所有人都是好人的情况下，它运转得更好，至少不会运转得更差。
自由主义制度通过三权分立等制度设计，限制政府施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并通过恰当的政治程序来控制坏人上台执政时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政治制度的关键是国家最高权力必须分立，不能够掌握在某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或者组织手中，因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不同机构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自由主义社会制度最根本的功能不是要鼓励人做好人好事，而是防止人做坏人坏事；同时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不反对人们做好人好事，甚至在防止人们做坏事的前提下，也鼓励人们做好人好事。
而中国国学思想家对于社会制度设计的标准是要鼓励人做好人好事。显然，中国国学思想家对于社会制度的要求比自由主义更高。自由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以权利为本位，而中国国学思想家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核心是以义务为本位。自由主义制度强调政府必须保护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财产权利与言论、结社的自由。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当社会制度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时，个人才能够获得幸福。
中国国学思想家强调社会制度应该对社会有一种良好的教化功能，通过得道圣人施行政治来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让个人提高精神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幸福。中国国学通常假定社会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有高低之分，那些道德水平更高的道德精英与文化精英处于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道德地位，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对普通民众进行教化。中国国学主流思想普遍具有一种精英主义的特征。但是中国国学思想家对于如何通过恰当的程序来使得圣人（德行高尚之人）取得统治地位并没有系统的论述，更多是寄希望于现存专制统治者提高道德修养来达到圣人的标准。笔者认为，中国国学思想的这种缺乏制度监督的软弱无力，表明了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不可能真正把中国引向一个良好的社会。中国四千多年的王朝循环表明，中国根本没有能力依靠自身的思想资源摆脱这种以周期性大量死人为代价的历史循环。
笔者认为，防止人做坏人坏事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制度设计应当是更为基础性的社会制度，这种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即使不能鼓励人做好人好事，但是它强调防止政府做坏事，能够为普通老百姓提供较为平等的肉体存在的条件，从而才可能为进一步的精神追求提供基础。
四.内圣的消极性——囚徒困境：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经济学与博弈论对于囚徒困境的研究表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矛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一个厂商增加产量能够增加销售，从而增加利润。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当所有厂商都这样做时，市场供给增加，市场价格会下降，从而每个厂商的利润都降低。
经济学以雄辩的逻辑证明了，公共资源浪费全社会遭秧、公共污染危害人们健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人们的权利普遍遭受国家机会主义侵犯等等，都源于囚徒困境所带来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在中国，之所以内圣思想一直占据社会主流地位，虽然与统治阶级希望民众安于现状，以便维护统治有关。但是这也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最优选择。因为在王朝大部分时期，个人面对整个专制统治，根本没有能力改变遭受压迫的现状，只能采取内圣式的自我欺骗自我麻木，知足常乐，安于现状，在既定社会条件下，追求个人内心的安宁并达到所谓个人幸福。
的确，就专制政治制度下的每一个个人来说，追求内心安宁，满足于现状，不是通过制度诉求而是通过个人“修齐治平”的方式来获得个人内心平静与幸福，是一种最优选择。但是当所有民众都这样选择时，实际上最后巩固了专制政治统治，反过来不利于每一个普通民众自身，每一个民众因此而长期遭受压迫。这就是囚徒困境。
在中国，政府与特权阶级处于强大的组织力量之中，而普通民众一盘散沙，没有组织的力量从来就斗不过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普通民众在面对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时，只能是困兽待毙。相反，如果民众组织起来与政府进行对抗，则政府的力量就不一定能够胜得过民间力量。每到朝代末期，民间起义的力量一般总是胜过政府力量。因此，中国历朝政府非常害怕民间自由结社，这使得中国民间结社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即使是经济能量较大的商人，通常也必须通过官商勾结才能够生存下来。
因此，在中国这种普遍的专制强权制度下，普通民众只能通过自我欺骗的内圣式修行，通过对“做奴隶有什么不好”这样的思想进行论证来获得生活的心安理得，化解内心的冲突。从而，内圣在中国专制政治统治下，就有了完全不同于在西方民主政体条件下的含义。
当然，如果世界没有在大约公元1500年之后走向全球化时代，如果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在全球扩张中与中国文明碰撞，那么中国人民就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也不会自身产生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这样的现代思想，那么确实正如鲁迅所讲，在一个黑屋子里的人，由于不知道自身的处境，因此反而不会有受压迫的感觉，因而也就不会有遭受压迫的痛苦感觉。但是，历史非常无情地走向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文明非常无情地打击了中国文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非常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的奴化生活状况，在这种历史的事实条件下，中国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内圣式个人幸福就不可能再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了。
前面论述过，西方文明重物质扩张而不重内圣的社会生活方式，并不能获得幸福，也不可能获得人类的持久和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这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内圣，很容易变成自我欺骗的心理防卫机制，从而导致专制极权统治永久性地持续而不得解脱，最终人民仍然受制于制度客观条件，而不可能充分享受个人幸福。
五.结论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两个极端。西方文明重视通过制度建设来奠定个人幸福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思想，当然它认为社会制度是个人幸福的基础。而中国文明则强调个人内心修行奠定个人幸福的基础，基本忽视社会制度对于个人幸福的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危险性就在于，只强调满足人的欲望的外在物质条件而忽视通过适当抑制人的内心欲望来增进个人幸福，很容易导致全球性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最终阻碍整个人类的发展。
中国文明的危险性就在于，只强调个人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是“内圣”，强调个人内心平静而不是制度建设是个人幸福的基础，很容易导致专制统治的长期甚至永久性延续，最终阻碍中国人民的人权与自由，从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深深损害中国人民的个人幸福。
因此，为了个人幸福，我们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时也需要一种内圣式的修身养性。在中西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今天，人类文明要结出新的奇芭，必须将中西文明各自的优点结合起来，并去除各自的不良因素。
作为个人，我们既要提高内心修行程度，追求心灵的自由，也要追求宪政民主保护人权的政治制度。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既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同时，也必须要挺身而出，把真正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宪政的思想广泛传播。
参与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一卷
［2］ 《论语》、《大学》、《老子》、《庄子》
［3］ 张祥平：《制度对话》[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
［4］ 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
［5］ 欧阳莹之：《复杂系统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6］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陈琦萍.《我与论语》——桃花源游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8］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上海三联书店
［9］ （加）威尔·金里卡，刘莘译.《当代政治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4
［10］ 欧阳君山.《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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