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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金融行业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行业。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都有着成熟的金融行业；而反观发展中国家，其金融行业发展都不成熟。发展现代金融行业，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崛起，都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所以，尽管西方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丰富，我们并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教条和实践操作。而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一些落后于时代，理论上批判较多，理论建构和实践政策建议较少。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我们当前社会主义金融的发展。
二、马克思不承认金融劳动价值的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对资本主义金融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是他的理论总体是批判性质的。他认为只有产业劳动才创造价值，总体上否认了包括商业和金融领域劳动的价值创造，认为商业、金融领域只是产业劳动领域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马克思这些观点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是需要商榷的。如果这些基本观点得不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然不能为当前我们社会主义金融改革提供较好的政策建议。
马克思没有把商业、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劳动看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主要是有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第一点，从时代背景来看，马克思时代的商业和金融业等服务业在当时发展还不充分，产业制造领域仍然是主导行业。这种大环境使得马克思对制造业较为重视，而对服务业重视不够。而时间到了当代，发达国家商业、金融等服务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其创造的gdp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行业。这样，我们就无法用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实，我们对商业、金融等领域的劳动价值创造不能视而不见。
第二点，马克思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二因素的分析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但是，马克思分析的商品是狭义的有形的最终商品，这是马克思价值分析暗含的前提。因而，从这一前提出发，一种劳动有没有价值，首先就要看这种劳动是否能增加最终商品的使用价值，其次看这种劳动有没有交换成功，得到社会承认。如果一种劳动能能增加商品使用价值，并实现交换，那么它就创造价值；如果不能，它就不创造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除了包装、运输等少数领域，商业领域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因为它们不创造有形商品，同时对最终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直接作用，因而其劳动消耗就没有其“物质承担者”。进而，金融领域的劳动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此，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生产是一种狭义生产，而现代社会生产是一种复杂生产，包含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多个环节，而生产过程又包含了资本投入、研发、市场、管理、具体生产等多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环环紧扣，相互影响的。上游的劳动虽然对最终商品生产劳动没有直接影响，其劳动产物甚至可能是无形的，但是它对下游的劳动都有着直接的重要作用，因而对最终商品的生产劳动也有着非常重要的间接作用。而资本投入，或者说融资是近现代社会生产的首要环节。金融领域的劳动，通过资本的优化配置，使融资活动得以顺利展开，这样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金融领域的劳动对最终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现代社会生产中，只有商品的具体生产环节是直接能够增加最终商品的使用价值；其他的都是间接增加最终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资本投入、管理、研发、市场交换等环节。如果我们只是仅仅分析最后的具体生产环节，那么，一些生产相关环节的作用就容易被忽视掉。所以，我们不能简简单单通过考察一种劳动能否直接增加最终商品的使用价值来判定其是否创造价值。
所以，从广义上各个生产环节来看，商业、金融领域的劳动也创造使用价值。但它对最终商品的“有用性”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因为这种作用是通过各个环节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三、金融投资劳动分析
已上我们分析了马克思金融理论中的不足，提出金融领域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下面我们具体分析金融领域的价值创造问题。
金融领域主要功能是资本配置，而这又有两个主要传统渠道，即银行和证券，还有一些当代的新的渠道，比如基金和风险投资。
首先来看证券行业。证券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金融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因为它主要是为掌握较大资本的投资人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进行直接的长期投资服务的，所以，证券行业的劳动主要是一种服务劳动，为各类投资人进行证券投资服务，为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服务。进而，证券行业获得的价值就是其投资服务劳动消耗的回报。
另外，证券公司服务的对象，即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他们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获得收益，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是劳动者呢？笔者认为他们也是劳动者。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必需的劳动。
资本市场上主体不是散户为主的中小投资者，而是掌握较大资本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大多由产业资本家转化而来。所以我们主要分析这些大资本家。马克思对他们也做了分析，但是他的观点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发现，近代资本主义出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趋势，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人了。”[1]“……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2]
这里，马克思认为，两权分离后资本家不再履行其产业资本家的职能，也就是不再对企业生产进行管理了，而仅仅保留资本所有权，从而此时资本家已经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一个纯粹的剥削者。这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一部分资本家两权分离后仍然需要通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机构履行对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劳动职能和监督劳动职能。此外，另一部分资本家转变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活动。他们虽然较少参与企业的管理，但是却“用脚投票”，从而发挥资本配置优化的作用。由于投资活动面临众多风险、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充分等问题，所以需要投资者做出众多风险投资决策，而这些投资决策实质上都是一种需要耗费相当多脑力体力的高级脑力劳动，我们称之为投资决策劳动。
所以这类资本家其实已经不是产业资本家了，可以称之为金融资本家。而他们进行的劳动，主要是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劳动，是属于金融领域的劳动范畴了。所以，我们把资本投资者的劳动也归属于证券行业的劳动。
接下来我们分析银行。银行虽然也是金融中介，也对企业或个人提供很多服务，但它从事的主要是储蓄和贷款业务。储蓄人不是投资者，所以，银行自身是作为准投资者身份出现的。贷款，实际上是一种信用短期投资。而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得任何投资都具有风险。这就使得银行在作出任何信贷投资决策时候，都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确定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进而作出信贷决策。而这一过程也是一种高级脑力劳动，因而它也需要得到价值补偿。
银行投资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投资都属于对企业的投资，两者都要承担投资风险，这是两者有相似的地方。但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银行是短期投资，因而银行只能看成准投资者，贷款人，债权人，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才是真正的长期投资者、股东。另外，当然两者承担的风险的性质和大小都不一样。银行给企业进行短期信用贷款，要承担信用风险，风险较小，但这一风险会传递到第三方，即储蓄者那里；股东给企业投资，要承担长期投资风险，风险较大，但这一风险完全由自身承担，不会传递到第三方。
总结一下，银行和证券行业的劳动主要都是对企业进行长期或短期投资的决策劳动，因而可以统称金融/投资决策劳动。另外这是一些投资服务性质的劳动，可以统称为金融/投资服务劳动。但是，它们只是采用的形式不一样，而且侧重点也不一样。银行信贷主要从事短期贷款投资，数额也相对较小，而证券业主要从事长期股权投资，数额相对较大。另外，银行领域的劳动主要是自身的信贷投资劳动，服务劳动相对较少；而证券行业的劳动主要是服务性质的劳动，金融投资主要由投资者进行。
另外，随着金融的发展，基金行业应运而生。基金行业实质上和银行类似，都不是自有资本的投资，但不同的是基金从事的是长期的股权投资，而不是短期信贷投资。最后，在当代，风险投资成为一个新的金融领域。这一行业主要是从事创业企业的投资，这些企业都具有新的科技、新的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因而这一行业风险非常大。这是金融创新支持产业创新的最新渠道，所以这一行业的劳动对一国经济的创新非常关键。
四、金融投资劳动的价值分配和价格分析
前面，我们主要分析了金融领域各种劳动的性质和作用，也就是其使用价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其价值创造和分配问题了。
根据前面的论述，金融资本家既然也进行投资决策劳动，也创造价值，那么，似乎资本家也应该按劳分配，按其投资决策劳动的价值量进行分配。但是现实中，从形式上来看，金融资本家的分配形式是所谓按要素分配，其价值形式是资本利息和红利，似乎并不是按劳分配。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呢？笔者认为，按劳分配是分配总的原理、原则，而按要素分配则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分配方式，是金融资本家按投资决策劳动价值分配的具体形式。
那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形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我们首先要完整地谈一下劳动价值量衡量的问题。总体上劳动价值是不能以劳动的自然时间来衡量其价值的。因为不同劳动的劳动复杂度不一样，同种劳动的劳动效率也会有差异。因而完整意义上来说，劳动耗费量=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效率×劳动复杂度。其中，劳动效率体现了同种劳动之间的比较，劳动复杂度体现了不同劳动之间的比较。考虑到不能用劳动的自然时间来衡量劳动价值，所以马克思提出所谓社会必要时间。
但是对于制造业领域的直接的生产劳动而言，我们却可以简化处理。因为他们都是体力为主的劳动，劳动复杂程度和劳动效率相差不大。所以我们可以用劳动的自然时间来简化分析劳动价值。
而脑力劳动就很难根据劳动时间来分析了，而投资决策劳动则是最为复杂的脑力劳动，与其劳动的自然时间更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对投资决策劳动等脑力劳动的消耗量的考察主要就不能看其劳动的自然时间，而只能分析其劳动效率和劳动复杂度。
而同一劳动的效率，又有很多相关的影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在的劳动能力及其熟练度。劳动能力及其熟练度越强，从而劳动的效率也越高，所以单位时间其耗费的脑力体力也更大，从而价值耗费也越大。另外，劳动复杂度越高，客观上决定了单位时间所需要耗费的劳动量越大，从而劳动价值越大。同时，劳动复杂度提高也要求劳动能力的也得到相应提高。综上，分析劳动效率和劳动复杂度，都要考虑劳动能力。
既然不能用劳动时间来分析脑力劳动的价值量，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其他外在的量来衡量脑力劳动的价值量呢？比如，我们能不能用资本的投资量来衡量资本投资劳动的价值量呢？答案显然是可以的。因为资本量的不同可以衡量决策管理劳动的复杂度和客观所需要的劳动能力。
当金融资本家获得相同数量的资本进行投资，那么这客观上就决定了需要相同复杂程度的投资决策劳动。同时，对其投资决策劳动能力的要求也是一致的。比如投入100万的资本，就需要驾驭100万资本的投资决策能力；投入1000万资本，就需要驾驭1000万资本的投资决策能力。
所以，通过市场竞争，当金融资本家获得相同的利息率或红利收益率时，这也就意味着市场认定他们投资决策劳动的能力也是一致的，劳动复杂程度也是一致的，从而他们投资决策劳动的投入量也是相同的，这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社会必要价值。而市场实际情况是，一部分资本所有者投资决策劳动能力偏弱，那么他必然获得不了这种社会平均利息或红利收益，甚至会发生亏损。反之，少部分资本所有者投资决策劳动能力较强，就能获取超额收益，比如巴菲特等人。
所以投资决策劳动价值和资本量就有了对应关系，资本量越大，所需投资的复杂度越高，所需投资能力越强，所以所需要耗费的投资决策劳动的价值量也就越大。所以按资分配这种方式和资本家创造的投资决策管理劳动价值就是正相关的。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息或红利，这是通过资本竞争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必要价值分配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劳动效率、劳动复杂度等这些只能在理论上定性分析，而现实当中难以衡量的标准来衡量管理劳动价值，而以资本量作为一种现实的间接的衡量标准了。所以按资分配则是一种具体的衡量投资决策劳动量的手段或者说形式。它只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实现形式，而并不说明资本本身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只能是人。
前面我们分析了金融投资决策劳动的价值创造及其分配问题。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分析，而现实是金融市场上只能看到不断波动的价格。根据一般商品的价格的经济学原理，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反映商品供求关系。这里，金融商品的价格也是如此。名义利息率围绕着实际利息律（反映社会均衡的决策劳动价值）波动，股票价格也是围绕着企业股票的实际价值波动。
但是，和普通商品市场有所不同的是，金融商品的价格波动非常频繁、剧烈。而波动主要和资本的供求关系有直接关系。这使得掌控较大资本的人就可以通过供求关系操纵股价，从而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事实上，他们不是在做资本投资，而是资本投机。所以，相对有形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投机风气非常浓烈。而金融商品是无形商品，普通投资者对金融商品的本质认识不足，理性认识不够，进而使得金融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最后泡沫破灭，导致金融危机。西方在长期的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出台了不少打击投机，促进长期价值投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金融制度和政策。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向巴菲特这样优秀的长期价值投资者的典型。但是，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在西方还不是非常深入人心，一些投资者还是喜欢短期波段操作，甚至到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进行投机炒作，从而获得巨额收益。而在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西方国家金融时，对金融的认识更为模糊，对金融投机和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利，因而其资本市场非常不成熟，缺乏理性的价值投资者。
五、中国金融改革政策建议
金融劳动实质是资本投资决策的过程，是社会生产的首要环节，因而对社会生产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如果金融处理不好，就会发生金融风险，进而传递到实体经济领域，产生经济危机。西方国家也是经过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和金融的实践发展，历经各种经济金融危机，从而获得了各种经济金融的发展经验，从而使得西方金融市场得以成熟。而反观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金融市场发展时间更短，没有积累很多金融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经验，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因而金融市场还不能充分开放。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迅速使得资本市场成熟起来，得到迅猛发展，从而充分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自身贡献呢？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打击短期金融投机，鼓励长期价值投资，保护中小投资者，是发展资本市场的根本政策。所以最后，我们对当前中国金融改革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首先，应该通过股票交易费和资本利得税来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对于持股时间较短的投资者，可以规定较高的股票交易费和资本利得税；而对于持股时间较长的投资者，可以逐步减少股票交易费和资本利得税。这样，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就会非常谨慎，挑选具有良好投资前景的企业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进而在持有股票过程中主要以获得红利作为主要收益。所以他们就不会轻易卖出股票。这样，股票市场的交易频率就会降低，股价就不会大起大落，能够真正反映股票的实际价值。
其次，应该取消融资融券等杠杆做多做空机制。第一，因为股票市场本身有风险，所以股票市场需要能够稳定股票价格的制度。而融资融券等业务是具有杠杆效应的业务，能够使金融风险成倍增大。虽然表面上，融资融券能够使投资者在股票市场和融资融券市场进行对冲操作，降低投资者风险。但是，金融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本身不是风险厌恶者，并不是把它当作化解风险的工具，而是赌博的工具。只要对股价的趋势押对了，就会有几倍的收益。这会使得庄家联合起来做多或做空，甚至先做多后做空，从而使得股价更为大起大落。第二，资本市场需要鼓励投资者去投资优质企业，从企业发展中获利。但是有了融券等做空机制，投资者能够从股价下降中也能获利。这样投资者就没有动力努力去寻找优秀的潜力股，而是去投机套利，甚至操纵股价。
再次，国家应该出台鼓励甚至是强制企业发放红利的政策。因为只有能够长期盈利的上市企业才能够实现长期的红利发放，所以红利是长期价值投资者所看重的。所以鼓励红利发放就是鼓励价值投资者长期持有优质上市公司股票。从而真正有价值的优秀公司的股价就会持续稳定的上涨，金融市场的价格就有发现价值的功能，此时资本才会得到优化配置。
最后，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对中小投资者的金融投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要多宣传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和方法，使得普通民众投资者理解并学会价值投资，从而能够真正分享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成果。此外，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我们还要多多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制度。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435、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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