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弘扬儒家之意义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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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被人回帖追问只能普及知识多贴了几节，本来只是《性善论》和这一章是在原来想贴的计划里的。这虽然是一章，可是和其他章节比不算长。我以前转过的一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低稳均》就是这一章的一部分，现在我把整章贴一下，从天涯复制：

第五章 弘扬儒家之意义

　　第一节、提升创新能力

　　当今中国给外国人留下最大的印象大概就是 “山寨”，科技如此，艺术、娱乐、思想皆如此。越不能创新，越有官员念经一般把创新挂嘴上；越挂在嘴上，最後出来的“创新”越是山寨。如此反复进行。
　　至于原因，一些人说教育负担太重，束缚了创新能力。于是中小学不断减负，大学考试走过场。尤其是大学，不与职业紧密关联的专业，混了四年，许多学生知识水平和意志力比高中生都退化。然而这十幾年下来，中国人的创新力不但未见增长，反每况愈下，陷入恶性循环中。大学教育基本毁掉，中小学教育大概离毁掉也相差不远了。
　　还有一些人说中国传统就是让人们守规矩，自然不会创新。但是到世界上去打听一下，谁会认为当代中国人的特点是守规矩？ 传统文化强调守规矩丝毫没影响中国古人在各领域的巨大创新，现在的中国则以不守规矩著称于世界。池塘水库边写着不许钓鱼、游泳，偏有人要钓鱼游泳；交通法规行人不许闯红灯，偏有人闯红灯；至于学术科研上不守规矩也司空见惯。越不守规矩，越不会创新，越只能山寨其他国家。德国、日本人倒都以守规矩近于刻板闻名，而他们的创新能力在现代世界名列前茅。
　　有些人又会归结为民族原因，其实从幾千年历史来看汉族算是最擅长创新的民族之一。华夏文化，可说世界各大民族里最具特异性也最具生命力之文化。到现代突然不会创新了，说不过去。
　　当代中国人创新能力的普遍衰退，不是因为传统文化，恰恰是传统文化的丢失断层所致。在许多人想象中，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成了创新的绊脚石，忘记历史、丢掉传统，才能解放创新能力。只能说他们不知创新为何物。

　　一、创新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一些人对创新的理解就是一拍脑袋灵光一现，然後想出一个前所未有，别致新奇的东西，其实完全是民科式的思维方式。绝大部分创新是在丰厚累积的基础上出现，是在巨人的肩膀上。要达到新的高度，你就必须先登上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无论是文化艺术领域，还是思想领域，科技领域都如此。
　　历史和传统不是阻碍创新的累赘包袱，而是催生高质量创新的土壤。孔子说温故知新，这句话包含最深刻的真理，新就在故中，没有故，也就没有新。不懂得从过去汲取营养，永远不可能真正面向未来。
　　有人以为现代西方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没有悠久传统，才能创新的么？这是开玩笑。西方人没有传统也要认一个祖宗，造出一个传统，接续这个传统，才有所谓近代崛起，才有各种创新的涌现。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对古希腊古罗马的追根溯源的学习，也不可能有现代的西方。
　　创新的“新”是某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是和过去相比，也是和同时代的他者相比。
　　要和过去比有独特性，你首先要了解过去，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触及巨人原先无法触及的高度。否则只是一个侏儒却妄想着能超越幾千年时间里无数智慧积累下来的创造力，那和妄图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可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积累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正是是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赖以攀登的巨人躯体，是一条通往创造力高峰的捷径，抛弃这条捷径，只能沦为平庸
　　要和他者比独特性，也离不开文化背景。从理论上说，一个人也可以通过攀登其他国家和民族积累的知识文化思想，来达到某个高峰。但中国人在这方面和西方人相比是没有优势的，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文化，等你攀登上去，他们早攀上更高的地方，你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成为他们的模仿者。
　　艺术文化领域，许多人可能还理解这些道理。在科技领域，这些道理也适用。科技知识本身无国界民族之分，不下苦功夫把国际通用的知识体系学好，妄谈创新必然成为笑柄。但实现科技突破所需要的洞察力和审美直觉，则和艺术创造有相通性。在科学教育程度大致相同，那些能从自身母语文化中汲取更多营养的群体较之那些文化传统断裂的群体能产生有价值创新的概率更高。民国时期教育普及程度远比现在低，然而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级科学家却比现在多。类似陈省身、苏步青、李政道、杨振宁、吴文俊、谷超豪等国际知名的数理学家，其国学修养可能比现在大学某些文史系教师都高。这点或许能说明一定问题。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即便生长于香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热情也远在一般大陆数学家之上。当然对于那些完全融入欧美文化的华人如陶哲轩等不在此例，对他们来说，西方文化就是母语文化。
　　文明是累积的，而非速成。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和突破必然是在旧有的深厚基础上形成。一夜崛起的暴发户，兴起的快，衰亡的也快。创新不是来自于对传统的抛弃，而正是来自对传统继承基础上的改善。
　　在这个问题上动物演化或许能给我们许多启发。生物的演化本质上可以说就是一个述而不作的过程。
　　美国生物学家肖恩.卡罗尔写的《无尽之形最美——动物建造和演化的奥秘》一书中说：
　　“演化生物学革命打响的第一枪，就是揭示了尽管在外观和生理功能上千差万别，但所有的复杂动物，例如果蝇和食虫鸟，恐龙和三叶虫，蝴蝶和斑马以及我们人类，都共有一个通用的主控基因工具盒，从而控制其身体和各种肢体部位的形成和模式图案。”
　　“通过对物种所有的DNA测序，我们现在知道，不只果蝇和人类共有大批发育基因，小鼠和人类也共有大约25000个实际上完全相同的基因，黑猩猩和人类在DNA水平上大约99%是完全一样的”
　　“即便最热情的果蝇研究的推动者，也没有预料到Hox基因的广泛分布及其功能的重要性。这些发现的影响是惊人的——构建不同动物不仅仅使用同样的工具，而且的确也使用着同样的基因”
　　“我们发现动物延伸到体外的各种结构，例如鸡腿、鱼鳍、海虫的附属结构（又称为‘疣足’），海鞘的壶腹和虹吸管甚至海胆的管足等，都与dll的作用有关。像Pax-6一样，这代表了又一个工具盒基因的例子——即同样一个基因被用于建造千差万别的各种结构，而所有这些结构的共同特征仅仅是从身体向外延伸。”
　　“形态的演化大体上并不在于你所拥有的基因，而是在于你如何使用这些基因。”
　　“无翼基因和小片基因都被用于建造昆虫的水生甲壳动物祖先的叶状呼吸结构，并且一直履行这样的工作，而後正是这个分支演变成了翅膀（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不同动物也会演化成其他结构）”
　　“行文至此，你或许已能明白演化的这一主题。大自然并不是经常完全从头开始创建动物的结构；相反，它会利用已经可用的工具盒基因对现有结构进行改造。利用水生节肢动物的多个摄食、游泳、呼吸、行走等多功能附属结构，大自然塑造了各种专门化结构，使得物种能抢占全新的生态系统，并建立全新的生态设计。”
　　“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内，翼龙、鸟类、以及蝙蝠分别把四足动物的前肢改造成驱动飞行的翅膀。…… 翼龙的翅膀是‘指头翅膀’，其鸟类翅膀是‘臂膀翅膀’，而蝙蝠翅膀则是‘前掌翅膀’”
　　“这些不同的翅膀结构，反映了对四足动物共同的前肢设计在发育上各式各样的修改。”
　　（演化创新的四大秘诀，其中第一个秘诀）“演化创新毫无疑问是利用已经存在的材料。也许值得深思的是这些动物中没有发生创新的部分。蜘蛛的吐丝器不是从身体上从头建造的，脊椎动物的翅膀也不是从四足动物顶部或侧边萌生出来。相反，这些以及其他结构都是对现有肢体的修改而成。大约25年前，佛朗索瓦.雅各布在一篇题为‘演化与修补’的文章中阐明了演化的这一重要内涵。雅各布指出，大自然更象一个修补工在运作，拼凑和使用现有的材料，在演化的亿万年里不断地触摸和修改结构；而不是像一个工程师一样，采用事先设计好的蓝图以及专门的工具等” （演化创新的第二、三、四个秘诀是多功能性、冗余性、模块性）”
　　“演化生物学第一个或许仍然是最令人惊讶的发现，就是建造各式各样动物的基因都起源于古代。一套套非常相似的工具盒蛋白塑造了如此差异众多的动物形态的事实，完全是以前始料未及的。”
　　“昆虫、翼龙、鸟类以及蝙蝠中都没有创造翅膀基因，蝴蝶也没有创造斑点基因，人类亦并未创造双足行走基因或说话基因。相反，这些类群中的所有创新都是来自于对现有结构的修补，以及传授旧基因以新的技艺。”
　　“水生节肢动物祖先的鳃分支，也以同样方式修改成为书鳃、书肺、管状气管、吐丝器、以及翅膀。”
　　“演化发育生物学已经揭示出常常被掩盖着的或单从外观上不能确定的形态之间的连续性。”
　　“为什么现有的身体部件和基因会更经常用于通向创新的途径呢？这是一个概率问题。现有的结构和基因比新的结构和基因更有可能发生变异，因此这种充足的变异更容易受自然选择的作用。正如同弗朗索瓦.雅各布精妙的解释，大自然就象一位能精巧地利用现有材料的修补匠。翅膀的创造绝非从头开始，而是通过鳃分支（昆虫）或者前肢（3次）的修改而成。演化的趋势反映了最便于使用的途径，也是最常使用的途径。”

       续上

　　从上述生物演化创新的事实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呢？构建人类这个最高等生物器官的基因可能来自于那些相当古老的生物的基因，某些原始生物的基因已经包含未来各种生物演化创新的可能性。相当晚期出现的种种新奇复杂的生物结构往往来自于对生物旧有的成熟结构的修改调整，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全新设计。大自然的创新工作正是通过述而不作、温故知新的方式来实现的。它是从旧有的结构中选择一些出来，略加调整修改(实际是随机变异的自然选择)，选择性的强化，在此基础上再任其随机变异，然後再选择强化，再随机变异，这个过程不断循环重复，就构成了最惊人的创新。
　　如果按照某些人对创新的理解——历史传统是阻碍创新的累赘包袱，过去的东西只有推倒重来，不受其束缚才能有创新，那大自然会怎么做呢？这些基因都来自于古代，太原始太老旧了，必须彻底抛弃，必须从头再来全新设计，那才叫创新。这么搞的结果大概是生物不停倒退回单细胞阶段。
　　漫长的历史传统不是创新的障碍，正是创新得以不断涌现并达到更高层次的阶梯。正如你不能从单细胞直接创新出一个人来，更高级更复杂的生物结构只能一步步从过去的形态中演化出来，人为切断破坏这个连续发展的传统，最终结果必然是彻底的倒退。未来蕴涵在过去的种子里，只有不断回到过去，才可能更深远的向未来挺近。
　　正如演化创新是尽可能利用已经存在的材料，华夏文明要恢复自身的创新能力，要真正迈上更高的台阶，必须尽可能利用存在幾千年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自己新捏造出一套体系。正如生物演化中，那些经历时间考验的成熟部件，有更漫长的时间为更多变异的发生提供稳定的平台，让这些变异经受自然选择的过滤，从而成为催生更多有价值创新的温床，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儒家从诞生到现在两千多年的时间，无数最优秀的知识精英思考过、引申过、阐发过其各种命题概念，其本身就提供了各种思想变体，各种有潜力思想的萌芽，它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之海，一个思想基因库。它植根于华夏文化的深厚土壤，可以不断生长延伸。由此出发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不是无根之浮萍，必然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具备衍伸出更高层次的主义观念的可能性。
　　现代中国人创新能力的缺失，正是自我阉割，自己丢弃毁坏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这个创新基因库的结果，等于把哺乳动物直接打回到单细胞动物，然後高喊创新，其结果只能是被其他生物吞噬掉。
　　现代的一些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僵化观念，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就是和创新对立的。只要和传统沾边，那就必然是旧的，让他们觉得不够新，不够时髦，必须丢掉。
　　他们千方百计希图完全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但这又不可能。于是他们弄出来的东西，要么就是不知不觉中就是国外的山寨品；要么就是干脆有意识的山寨国外的东西。他们一边模仿，一边还沾沾自喜的安慰自己，就算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至少也算是比较新的东西，只要和中国传统不沾边，那就是新嘛，就能让他们心理产生吸毒一样的快感嘛。
　　于是尽管这些弄出来的模仿日本美国的山寨品，在他们膜拜的外国人那里，不断遭到无情的嘲弄，成为外国取笑鄙视中国人的一大理由。但还是有无数中国人乐此不疲，前仆後继的从事这种山寨事业。对他们来说，模仿欧美或日本，能带来一种安全感，那代表着洋气，现代，哪怕山寨，也是紧跟时代的山寨，说明自己紧跟洋大人步伐的山寨，能让他们显得高大上的山寨，这已经成了某种类似于政治正确性的东西。
　　越是在这种背景下，弘扬儒家，对于恢复中国人的自信，恢复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越是凸显出重大意义。

　　二、创新需要刻苦学习为基础
　　另一方面，创新需要的不是什么轻松学习，恰恰需要刻苦的学习。
　　现在的政府，越鼓吹创新，越毁灭创新。因为鼓吹的创新其实是把创新当成投机取巧，走捷径。他们想当然认为学习轻松了，不受束缚了，再加上成天念咒似把创新挂在嘴上，创新就能源源不断而来。
　　一些官员对现代科技的理解似乎停留在学好中学的初等数学，初等物理，然后灵机一动就可以创新了。既然都说中国的学生中学阶段学得很努力，那不能创新肯定是因为负担太重，束缚了创造力，所以只要减轻负担就行了。
　　实则真要有能力科技前沿创新，光是掌握现代数学、现代物理的基础知识，需要下多大的苦功夫？中国人的问题恰恰是决定技术创新最关键的大学阶段的学习太烂太儿戏太轻松了，高考一完，就别再谈什么认真学习了。
　　要恢复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先恢复中国人扎扎实实学习的能力再说，没有其他捷径可走，没有花活可玩。更不是什么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搞什么轻松学习，“素质”教育之类的玩意能做到的。连下苦功夫把当代科学理论知识基础基本掌握的能力都没有，妄谈什么创新？大学如果推行严格考核的淘汰制，在微积分、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理论物理等科学基础课程上推行全国统一的等级水平考试，至少可以把中国人在科学领域的创新能力提升一倍以上。
　　在如何培养一个人刻苦学习的毅力，如何养成一个人探求真理的态度上，这点古今完全可以相通。儒家在两千多年的教育实践里，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和有效的方法。如果能充分继承下来，运用到教育中去，那中国人所能爆发出的创新能力更当远在仅推行上述手段之上。

       第二节、解决意识形态危机

　　华夏文明曾经有很强的吸引力，从核心区域向外扩散，吸收融合的人群越来越多。这种扩展很大程度非武力所致，而是观念体系的扩散，文化影响力的扩展，是无数人心悦诚服对华夏文明的倾慕向往所致。古代的中国人，不存在身份证或户口登记标注民族一说，但是愿意称自己是汉人，华人的数量总体不断增多。
　　如今的中国，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远点的国家不必说了，原本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都离心离德。同一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也有离心倾向。香港台湾汉人居多，然而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也相当之薄弱，甚至以贬斥攻击大陆为乐。即便一些大陆有钱人，也赚中国的钱，在国外购买资产，狡兔三窟，随时做好跑路准备。
　　以上这些情形不仅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而改变，似乎反而随着GDP的上升愈演愈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个人认为有两点，一个是意识形态崩解，一个是审美体系退化。下面先说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推行的意识形态无非四种情形：第一、多数政府成员信，多数百姓也信；第二、多数政府成员信，多数百姓不信；第三种多数政府成员不信，多数百姓信；第四种多数政府成员不信，多数百姓也不信
　　第一种自然最稳定，凝聚力最强，对外也视情况有一定的向心力，感召力。
　　第二种情况不算稳定，但也可以向第一种状态发展，刚经受剧烈革命後的国家可能处于这种状态。
　　第三种则类似某些政府利用宗教信仰愚弄民众，维持统治从中谋利。这种状态不遇外力打破时也可维持长时间稳定。
　　第四种自然最不稳定了。其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惯性。官员自己不信，也知道别人不信，但害怕暴露了不信，会被假装信者制裁。政府成员间因互相猜疑不敢暴露，用假装相信来维系平衡。官员和百姓间也会有这种猜疑。政府成员担心主动捅破自己不信，原先对自己不满的百姓群体正好以此为借口来推翻统治。整个社会可能就此分崩离析。互相猜疑的制衡下，此种社会状态还是能够存在。一旦某事变危机捅破这层窗户纸，整个社会就可能崩裂瓦解。
　　而目前中国的状态，可能恰恰就是处于这第四种。一种连自己都不信的意识形态，那还谈什么价值输出，谈什么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感召力，谈什么向心力凝聚力呢？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左派也不信，左派认为中国早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右派也不信，右派认为欧美资本主义才是王道，政治体制都全盘西化，国企要都私有化才行。至于缺乏明确立场，只要能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者，其实也不信。
　　这套谁都不信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还能维持，是左派认为毕竟招牌里还有社会主义，还有部分国企作为经济基础，太断然反对，可能连招牌都保不住，那最後恢复社会主义的指望更困难。
　　右派则认为把它视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温水煮青蛙，从经济基础上不断鼓唆推进私有化。经济基础瓦解了，还愁上层建筑不改变么？终究有把中国彻底西化的一天。若是太过心急，和体系公然决裂，欲速则不达，让激进左派乘机掌握权力就糟糕了。
　　不过这种维持当然是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稍有风吹草动，平衡就可能被打破，整个社会就陷入动荡中。所以目前的中国，其实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不解决，无论中国的gdp再怎么上升，都不可能形成什么感召力，对内当然也无凝聚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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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温水煮青蛙 欲速则不达 偏微分方程 弘扬

这种危机既有远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本身稳定程度低；也有近的原因，特色理论的稳定程度更低。下面分别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低稳均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低稳均，底盘不稳，顶层简陋。（“均”的含义见前文章节《儒家是一种贯均》对方以智《东西均》内容的引述）
　　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至少可以分出三个层次来：
　　第一层次是能浸润深入到每个单独个体日常行为的指导原则的信仰，具备明晰性和稳定性，能激发大部分普通人的共鸣，这种共鸣应该具备大时间尺度的稳定性，而非轻易随着外部形势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层次是由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相对复杂的理论系统，能对历史和现实提供一套解释，是非对错进行一个价值判断，能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组织形式作出一个勾画。
　　第三个层次是更进一步由此延伸出来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主张。
　　第一个层次要求简明扎实，能与大众某种自发产生的心理需求紧密咬合，能对他的日常行为提供某种指导作用
　　第二个层次要求细致精密丰富，能满足具备较高知识水平思维水平的人的精神需求，能对历史和现实提供多种至少表面上自圆其说的解释。当情势和理论预期不同，能有不同的备选理论方案供人选择。
　　第三个层次要求核心制度与政策的周密性稳定性和外围制度政策的灵活性。
　　这三个层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外界形势有利时自不必说，当外界形势不利时，第三个层次稳定住基本的核心政策，一方面不至乱了阵脚、全盘溃败；又能局部微调，把制度所具有的潜力充分挖掘。第二个层次能及时提供理论武器防守反击，稳定住知识阶层拥护者的基本盘。第一层次作为顽强後盾，为第二、第三层次提供後备支持
　　当做到三个层次分工明确，互相支援，那么哪怕其支持的制度遭遇现实的严重危机，也不至于落到全面溃败的局面，而是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稳定性，形势稍有好转，就能卷土重来。
　　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恰恰是缺乏层次感，重心偏高偏虚，难以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体系，一遭遇暂时的困境，就全面低落。第一个层次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缺乏明晰性、稳定性；第二个层次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透彻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第三个层次则完全处于草率放任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二部分是剩余价值学说，第三部分是阶级斗争学说。我们现在从三个层次的角度逐项分析。
　　1、第一层次:观念基础
　　第一部分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普通大众缺乏紧密联系，这就不必说了。
　　第二部分的剩余价值学说似乎能与大众要求公平的心理契合，但并不具备明晰性。尽管马克思苦心孤诣的论证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但在普通人看来，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你说是剥削，终究感觉牵强。当然如果给剥削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该种定义下，论证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完全可能的。但这显然不具备明晰性。国内教育了几十年，结果弄到现在看看各种和资本家有关的新闻下面的评论，大部分评论仍旧以为资本家的财产就是其私人所有，资本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天经地义。一方面固然可认为这些愚民的奴性所致，但和马克思这套理论说服力毕竟还是低，还是有关系的。
　　第三部分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能和大众因为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导致的不平等愤怒不满的心理契合，但这又不具备稳定性。阶级矛盾一旦缓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而且到了社会主义情况下，这阶级斗争还可能起反作用。
　　对照之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第一层次上的表现就强多了。只需要一句话，“人性是自私的”，就能和许多普通人心理产生共鸣。这个观念够明晰，够简单，够稳定。其力量并不在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这个判断其实是错误的，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它的力量在于这个观念是许多普通人会自发产生的，哪怕它是错误的，它也是大众自发产生的错误观念。对庸众来说，他们不需要什么严格的定义，缜密的分析，只要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足够简单明确，让他们觉得和自身心理需求一致就可以了。
　　反观马克思主义，它在这第一层次，没有提供足以与之抗衡的观念。不仅没有提供，甚至两个部分的内容似乎反倒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第一层次观念的某种延伸。      　2、第二层次：理论体系
　　第一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框架还是相当有力的，但一些环节却显得过于粗糙机械，缺乏更透彻详尽的分析。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历史的总体趋向来看，可以认为正确，但从历史的具体过程来看，则充满波动曲折，而这些波动曲折绝非可以忽略的细节。所以对这个决定的过程，理应给出更详尽透彻的分析，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显然远远不够。结果是原本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到头来反而可能用来维护资本主义，阻碍社会主义探索的进行。
　　最简单的一点，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力越是发达的国家，其生产关系自然就应该越先进。如果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还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其他国家更应该停留在资本主义，而不能设想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如果某个生产力相对落後的国家搞了社会主义，这就是不合理的，应该倒退回资本主义才行。这幾乎等于宣告现实里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国家先天缺乏理论上的合法性。本来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结果却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自身。
　　更进一步说，按照这种机械决定论，先进的国家将永远先进，落後的国家将永远落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先进的意识，先进的上层建筑。先进的意识，先进的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确保其保持先进。这种机械决定论下，人类历史格局将幾乎是永恒不变的。现实当然绝非如此。
　　马克思本意当然不是这种机械决定论，而是辩证决定，但一个空洞的辩证决定其实并不能解决大部分人的疑惑，这需要有更细致的概念划分，更精密的理论架构，更详细的流程解析，这些却是马克思主义缺乏的。
　　我曾经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理论，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由做出一点修改。前者添加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构成三段结构。後者增加星火意识、燎原意识的中介环节。经济基础不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只能决定星火意识。而星火意识能否上升为燎原意识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民族压迫因素，专制程度，包括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等等。这样修改後，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产生的经济问题会增加一些社会矛盾，但这些社会矛盾在不同状态的社会中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对政府控制力较低又更贫困落後的社会，引起的矛盾可能更剧烈，由此造成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动力更充足，燎原意识再进而诱发革命，改变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改变再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当生产关系改变并适应生产力之後，并不能直接导致生产力的解放，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促使生产积极性发生改变，那么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则会激化，由此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并可能导致上层建筑的崩塌，旧制度的复辟。
　　这样的修改当然还是很粗略简单的，但足以说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这部分内容更为粗糙简陋。这样简陋的内容自不足以对现实和历史提供强有力的解释，不足以促成新制度的探索，这就极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稳定性。

      第二部分的剩余价值学说，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方面，这个学说控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似乎对批判资本主义很有利，但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不然。这种批判实则是在承认私有制逻辑的前提下进行，批判的结果其实潜移默化中在巩固私有制的逻辑。它其实是通过某种似乎精细的考量把某部分价值划为工人私有，而资本家则把本属于工人私有的价值剥夺走，所以构成了剥削。正因为这种逻辑上的不彻底性，它在批判私有制的同时其实又在维护私有制。这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许还不明显，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的逻辑又可以推导出国家对工人剥削的结论。同样因为逻辑上的不彻底性，这种控诉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能说服的人并不多，信奉资本主义的人可以认为工人既然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就无所谓剥削，相反还应该感谢资本家给他提供了就业岗位。
　　第二个方面，剩余价值学说其实也潜在包含了社会财富分配比例失调不断累积，导致市场化运作下整个生产结构的畸形程度不断加重，最终诱发经济危机的规律。从这个角度看，剩余价值其实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这点的强调和解析，并不突出，往往忽略或者一带而过。另外这一点本身也无法弥补剩余价值学说作为意识形态的缺陷。因为即便由此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并不等于论证经济危机就是不合理的。拥护资本主义的还可以说，园林还需要修剪一下枝叶，每个一段时间通过经济危机淘汰掉那些落後的产业，有什么不好？当然更无法由此论证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

　　这第三部分的阶级斗争学说，也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和透彻性
　　阶级本质是根据经济地位划分，每个经济地位的人考虑自己利益，自然和其他阶级的人发生矛盾，并进而斗争。本质上说阶级斗争的双方里，工人并不比资本家更高尚，不过凑巧处于对资本主义不满的一方，换言之经济地位改变，革命性也随时可变成反动性。如果因掠夺殖民地或其他原因完全缓和阶级矛盾，这时候信奉阶级斗争而坚持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又能有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实历史已经提供了。
　　而到了社会主义，一长段时期内必定仍有阶级的存在，这时候莫非继续强调阶级斗争，让社会处于分裂和动荡中？或者为了消灭阶级，实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显然这个学说这时候起反面作用。
　　尽管列宁对这个理论进行过补救说明，但终究难以消除其根子上的缺陷。
　　进一步思考，阶级作为经济地位共同体，仅仅是一个社会里多种共同体的一种，马克思赋予这种共同体以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意义，却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如果说因为经济是基础，存在决定意识，因此阶级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的共同体意义特别重大，这思维还是过于机械了点。即便从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本身的角度来说，经济地位只是物质基础之一，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理机制，乃至皮肤颜色都算是物质基础。对国际共运有重大影响的许多人物，其出身也不是工人阶级。理论如果要彻底，那意识形态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民族）显然是独立于阶级的，而且比阶级更为重要。

　　3、 第三层次：制度设计
　　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大的短板。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论证了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任务就算基本完成。
　　至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要实行哪些政策，他们倒也不是完全没说，但基本上是一些笼统的粗线条的构想，公有制、公费教育、公共住宅、开垦荒地，计划经济，免费教育。至于更精密的制度设计：政治体制如何，干部选拔升迁退休制度如何，政府的监督约束制度如何，不同政见的管理制度如何，企业管理制度如何，教育制度如何，宣传制度如何，计划经济具体如何运行，则完全缺如。
　　在他们看来，既然自己标榜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进行任何详细的制度设计都风险过大，都可能让自己落入空想主义的危险境地，不预谋，不规范可以让自己显得更高明。理由也冠冕堂皇，後代人更聪明，一定会制定出合理的制度。
　　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共运的後辈们也继承了他们的这种作风，其他方面的论述可以洋洋洒洒千万言，一到制度设计基本空白。到了真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实际制度了，临时抱佛脚，弄个什么大会，推出一个政府，把党组织嵌入进去，牵强应付过去眼前危机，以後就把这些临时苟且、权宜拼凑出来的制度当成常态，在此基础上缝缝补补就算完事了。其他後继社会主义国家都基本依样画葫芦，再不肯多动点脑筋。
　　经济制度方面，斯大林努力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系倒是大致建立起来了。但他毕竟肉体凡胎，精力有限，应对完二战这样的浩劫，进行了苏联重建的重任後，也精疲力尽，没办法总结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
　　由此造成的後果是社会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制度设计都处于极其简陋原始的层次。
　　这样简陋的制度设计，其危机应对能力自然是极差的。任何一点政治危机，或经济疲态（连危机都不必）都能让这些社会主义探索阶段的国家显得狼狈不堪，甚至濒临崩溃。领导人的选拔也幾乎都是黑箱操作，充满着不稳定性。有能力的输送不上去，没能力的干部官僚节节高升。苏联解体和其制度设计从一开始的过度简陋原始是有关系的。
　　这种情况导致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领导人能力的日趋退化，思想的日趋混乱。制度的改善是谈不上，不断颠覆瓦解社会主义的核心因素倒是经常性的事情。没有核心的稳定政策，稍有点风吹草动，稍有点颓势，就会如无头苍蝇般乱撞，政治体制的精密化科学化是谈不上的，经济体制方面则越改越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空想，哪来实想？再拙劣的预先规划，也比完全不规划，到事发了临时应付要好。资本主义还可以倒腾出所谓三权分立的制度，甭管这是唬人的低劣把戏也好，有实效的也好，至少也算是一种制度设计。马克思恩格斯在有那么大把时间的情况下，宁可用四十年去论证剩余价值，唯独不愿意在更为精密的制度设计上下功夫，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

二、当前的特色理论改革理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详谈，其实不谈也是尽人皆知的。

　　只说幾点。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稳定性比马克思主义更低，幾乎完全依靠现实的经济发展来支撑。其甚至不能构成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即便在这块招牌下，经济发展速度不错，也无法变成有吸引力说服力的观念体系。
　　抽象层面上肯定马克思主义，实际具体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幾乎全盘否定。精神上完全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当成标杆来膜拜，嘴巴上还在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抽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却把一些政治威权主义当成了社会主义特征。价值判断上的含糊暧昧，却把“改革”当唯一的政治正确性。原本是工具价值的东西，被当成了目标价值本身。
　　至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改革的具体路线是什么？改革的时间表是什么？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什么？没人能说清楚，更准确点，没人愿意说清楚。没人敢说清楚。
　　不过旁观者，其实看得很明白，经济上的彻底资本主义化才是所谓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天不完成，那所谓的改革当然就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了。但政府又不敢公然把目标说出来，半遮半掩，云里雾里，于是这个改革就永远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欲说还掩。
　　空洞的说改革，没人会反对，问题是往什么方向上改。往社会主义方向改是一种改革，往资本主义方向上改也是一种改革。一些人并非格外厚爱于改革，厚爱的仅仅是资本主义，但又不能明说要改成资本主义。所以就永远举起改革的大棒，来到处威吓。对他们的所谓改革措施有质疑，就成了反改革的保守派了。


　　三、儒家的作用

　　儒家在第一层次方面能给共产主义坚实的基础。第二层次方面，儒家理、气、心、性、命等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系统也可以给让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更精密的架构之上，第三层次方面能给予相当大的启发
　　儒家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整套人性的学说，它能赋予共产主义学说一个清晰的层次，一个稳定的底盘。
　　用武侠小说里的比喻，原先的共产主义如同西域少林，只学到了外部招数，缺少内功心法，而儒家正是补完这个心法。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低稳均，而儒家是一种高稳均。它从诞生的数千年时间里，幾乎没有受到真正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是有其内在原因的。49年后被拿来宣传当成挑战儒家的什么古代思想家改革家，王充啊、王安石啊、李贽啊等等，你只要真的去看过他们的原著，就发现，这些人不但不反儒家，甚至还以儒家自居。这还不是什么外界压力所致，恰恰完全是他们独立思考，衷心所得。所以么，看的原著越多，你就越对某些丑化儒家的宣传感觉奇怪。莫非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都成了蠢货了，或真是某些宣传所谓的全都是奴才？要让那些丑化儒家的宣传能够成立，那只有把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品格彻底抹煞乃至全面黑化才有可能。
　　近代以来，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後，拼命反对儒家，但实际细究一下，发现现代反对儒家的，基本都是没有系统阅读过儒家原著的人，对儒家的所谓批判基本都属于牛头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这种反对的层次是极低的。
　

第五章 弘扬儒家的意义 第三节、解决审美危机

　　作者 杜车别

　　一个国家要能吸引人，除了经济和思想，还需要在各方面能给人以美的观感，让人赏心悦目，不仅国民更有自豪感凝聚力，也能让外国人有倾慕向往之心。反之，各方面都给人以山寨丑陋之感，这样的国家，经济再富裕，都无非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让人排斥疏离。
　　然而现在的中国，很多方面都呈现审美劣质化的情形。
　　先说最直观的，各个城市幾乎都是雷同的灰压压的建筑，城市规划毫无章法，建了拆，拆了建，最後还是乱七八糟。如果说成本关系，风格只能简单雷同。那么投入巨资打造的所谓地标性建筑也是审美恶俗、奇形怪状的居多。甚至连国家级电视台，都是请外国人设计成稀奇古怪。这种审美上的极度自卑，饥不择食的现象在当今是比较突出的。
　　古人的建筑尚且追求美感。一些民宅，留存到幾百年後，都给人审美愉悦。当今中国的建筑呢？用的材料倒更坚固了，有多少能给人美感的？居民住宅之类就不必说了，就是花巨资的建筑，有多少是将来有保留价值的？
　　到风景区观赏，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青山绿水中看见一个传统建筑，雕梁画栋、斗拱飞檐，让人觉得与风景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但如果看见一些当代建筑，就如一锅粥里看见一颗老鼠屎，美感全无，是煞风景的视觉污染。
　　可怪的是，当今中国，如果某地巨资建造西化的摩天大楼，充其量一些网民略发牢骚批评下，但如果建造的是中国自己民族风格的建筑，那必定沸反盈天，会有无数人义愤填膺，奋袂而起，不用口水舆论淹没建造方，不达到逼迫其终止目的就绝不罢休。
　　凡是西式风格的建筑，再丑陋，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是民族风格的建筑，则会说成是所谓仿古，这意味着一种先天的罪恶。在他们看来民族风格就是“古”的同义词，除了本就存在的古建筑，其他的必须打倒。某地如果要搞仿“古”建筑，就是劳民伤财的恶政。在这种荒诞逻辑的支配下，民族风格的建筑注定只能彻底灭亡，别谈继承和创新了。诚然建筑材料上传统以木头为主，不适于现代；但即便用其他材料，审美风格、外形上和传统承接也是完全可能的。把民族风格的建筑直接定性为“古”，这类荒诞逻辑，本质上还是审美自卑心理作祟的结果。
　　建筑方面如此，服装情形更糟。华夏自古以衣冠之邦闻名，汉唐宋明时期的中国能吸引融合越来越多的族群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和服饰衣冠之美的吸引力也是有关的。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琉球等等，都受中国强烈影响，其民族服装多从模仿学习华夏服饰演变而来的。服饰衣冠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展示宣传民族美学最直观窗口，是流动的文化传播器。
　　然而到如今，中国在服装方面彻底丧失了话语权主导权。汉族的民族服装不被官方承认。每逢重大节日庆典官方场合，所谓五六十个民族的代表齐登场，唯独汉族是没有自己服装的。而电影节红毯上，登场娱乐明星，也清一色都是西式礼服长裙。既然国家把最为丰富悠久灿烂绚丽的汉民族服装打入冷宫，那当今中国在服饰方面也只能唯西方人之马首是瞻。有些中国召开的重大国际会议把清末民国时期一些旗人服饰元素加西服拼凑出来的不伦不类的服装拿出来撑场面，但由于其呆陋狭仄，与舒展优雅行云流水之中国古典美天壤之别，也只能让人见之羞愧罢了，更遑论有自豪之感。
　　现实如此，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里能弥补下，也是好的。遗憾的是这方面甚至更糟，古装影视可谓群魔乱舞，港式风格的恶搞、粗制滥造已蔚然成风。劣质港式古装片培养出来的观众，又催生了更多劣质古装片的涌现。这些影视作品里，破烂布条拼凑在一起就算是所谓古装。而在一些大陆名导的古装电影里，则请日本设计师弄些日式风格的服装造型，丑陋呆板而不自知。影视不但未起到保存弘扬华夏服装文化的作用，反全面歪曲丑化。
　　服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审美文化相当重要之部分，不仅是形式，某种程度上也是本质；不仅对本民族有巨大意义，对其他民族也有作用。这部分之全盘沦陷，其实也意味着该民族日益丧失其吸引群体成员的一些根本要素。
　　影视娱乐领域之审美劣质化也不仅表现在服装，而是全方位的。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香港影视那种下里巴人式的粗鄙审美就被当成时髦，吸引了相当多的大陆拥趸。其影响绵延至今，现在还有资本巨鳄拼命拿出大笔资金扶植香港导演，不断炮制生产此类劣质审美的作品。中国经济实力这十幾年不断增强，与此对照的是，影视作品的质量每况愈下，文化软实力不断衰退。到如今，要出产类似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央视红楼、央视三国之类的精品影视都成了遥不可及梦想了。

　　行为语言的粗鄙化是当代中国的又一个特征。中国古代以礼仪之邦自诩，也为他国所承认。但如今若说中国为礼仪之邦，会让人脸红。现实的中国是以无礼、粗俗之邦闻名世界的。地铁进站争先恐後拥挤推搡，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张牙舞爪，餐桌上大声喧哗唾沫横飞这些都已经被当做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了，外国人提起中国人便是这些特性了。如遇批评，则许多爱国者会愤然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外国人须尊重中国文化。
　　然而看《礼记》有“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车上不广欬，不妄指”；《论语》有“食不语，寝不言”，“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则当今所谓中国之文化习俗者，其实和中国真正之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也。
　　文字语言的粗鄙化同样突出。各种新添的带脏字流行语层出不穷，似乎不和生殖器沾边，就不能表达感情，不能显示强调程度，不能描绘某种事物或现象。过去还遮遮掩掩，现在则登堂入室，各种正经媒体用起来都心安理得毫不脸红，俨然已成中国语言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人的智力似乎退化到了不用脏字就会得失语症的程度。
　　这种行为举止、文字谈吐的全面粗鄙化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审美体系被破坏的结果。有审美追求，则内心有自律，行为语言自然能向美和优雅的方向靠拢。自己欣然愉悦也让别人如沐春风。没有审美追求，则一切从逼仄的实用主义出发，动辄就凸起两只眼睛问有没有用，只顾一时方便尽兴，全不顾丑陋丢人。
以上列举的审美退化，不过略见一斑。其恶果是创造力的全面枯萎，社会成员戾气的不断增长，国际形象的日趋丑化。最重要的还是整个国家缺乏吸引力。
　　许多人高喊民族团结，但民族团结不是靠空喊出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没有强大的吸引力，其他民族凭什么来和你团结？凭什么聚集在你的周围？为一些功利性质的短期利益捆绑在一个国家里，那只能是一盘散沙罢了。主体民族如果不能展现弘扬自己的美学体系，不能给其他少数民族以美感愉悦，让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钦佩赞赏，他们会和你团结？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钢筋水泥之所以坚固，是因为钢筋能增加结构强度。一定程度上，汉民族就是中国各部分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钢筋。把汉民族虚无化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虚无化。把汉族审美体系虚无化的结果，必然是彻底架空中国文化。
　　造成审美退化的原因有很多，远的说，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文革的摧残破坏，近的说改开以来的金钱操控，恶性繁殖，没有品位的暴发户用赚来的钱拼命扶持繁衍劣质审美，他们膜拜香港，就用大把钱扶持香港导演拍那些审美扭曲的古装大片。
　　尽管现状如此糟糕，伧俗横行。但华夏民族原本可谓世界上最爱美的民族，最以美自豪的民族，可说是一个美学民族，以对美的追求和张扬作为本民族的根本特征乃至名称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 （卷十一）
　　《大学衍义补》曰：“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
　　“华”字古文中原本或和“花”相通，後引申开来，形容美丽令人愉悦之对象，故多和与美有关的字连用，华美、华丽、华贵、华彩等等。华夏民族自称诸夏，又称诸华，和周边族类区分开来，此华夏先人以服饰、建筑、仪表、行为举止之美，和周边落後蛮族之粗陋形成鲜明对照，以美而自豪故也。
　　同样，汉语里的“文化”、“文明”中的“文”本质上也是美学概念。“文”的本意是花纹、纹饰，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线条纹路，後来则引申到更抽象的自然和社会的美学对象上，也即“天文”、“人文”。
　　周易《贲》卦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序卦》曰“‘贲’者‘饰’也”，程子曰：“物之合则必有‘文’，‘文’乃饰也”。
　　则“贲”之含义与“文”相近，当也是花纹装饰之义。程子释《贲》卦曰：“物有饰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实而加饰，则可以亨矣。文饰之道，可以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进也。”
　　释彖辞曰：“天下之事，无饰不行，故贲则能亨也。柔来而文刚故亨：柔来文于刚，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为贲也。贲之道能致亨，实由饰而能亨也”
　　《周易正义》：“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
　　纹饰装饰及由此引申推广的美学对象，不仅能给人感官愉悦，亦能因此而有利于事业之推进，影响力之增强。故程子曰：“无文不行”，“贲之道能致亨，实由饰而能亨也”。《正义》之诠释的人文，亦可谓即现在之软实力也，故能做到“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
　　“华夏”某种程度上也可看成“文明”的同义词，“华”对应“文”，代表“美”的概念，“夏”则对应“明”，昭明光大之义也。汉族在先秦时期以华夏自称，实则即有以文明自诩之义。
　　当一个文明能摆脱仅仅追求实用主义的粗陋层次，而能上升到有美学追求，能有无用之用，则可以曰文明，可以曰华夏， 则可以升级到更高阶段，有更长远发展之潜力。对其他族类也有更强大之吸引力。
　　南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开头一大段洋洋洒洒就是阐述“文”的概念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可见，中国古人心目中，“文”已经是被上升抽象到哲学高度的一个美学概念，日月山川、天象地形、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林籁泉响无不体现着“文”的存在，而并非仅仅是文字语言之“文”。它和中国古代把物质的客观存在抽象为“气”的概念，把事物对立矛盾抽象为“阴阳”的概念一样，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文”在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是什么呢？首先是语言文字，人类之语言文字本就带有强烈的美学色彩：语言发于胸臆，出于自然；文字源于图画，炳于灵明。然而又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而是推广蔓延至一切可带有强烈美学色彩的现象事物之上，也即被我们统称为“文化”或“人文”的现象事物之上。诸如神话传说，艺术创作（文学、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建筑服装、礼仪规范、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等一切可带有美学色彩的事物现象都在其范围之内。
　　就如中国古代对“族类”概念的认识远比同期的西方乃至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民族”概念要深刻透彻的多，同样，中国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也远比西方对应概念要深刻的多。“文化”概念的核心是人类社会中美学现象的集合，而中国的“文化”一词，其核心的“文”本身即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美学概念。而表示“文化”、“文明”的英文culture，其词源来自拉丁文，最早的含义是栽种保护，照料动植物，可以说是一个农业词汇。 （以上从“南朝刘勰”开始的一长段话，我过去在《民族压迫危害性的分析和民族理论问题综述》的论著中写过，为省力起见，略加缩减，移植于此）
　　当今中国，弘扬儒家方能恢复中国人的审美自信，重建华夏审美体系。不仅我上述引用的大量内容来于儒家经典。从根本上说，儒家从一开始就把审美放到重要位置。儒家强调的礼，不仅是行为规范，也可以说是审美规范。儒家所谓礼乐，也可说就是一种美学教育。

第四节、复兴华夏需除三病

　　作者 杜车别

　　中国古语云：“木之欲长者，必先固其根本；流之欲远者，必先浚其泉源。”
　　南宋理学家胡宏曰：“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气有性，故其运不息”（《知言.好恶》）
　　要让中国恢复挺拔向上之姿，激流前进之势，就必须巩固其根，疏浚其源。
　　“根”不是树木最先的发端，“源”也不是江河最起点的水流。但根和源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点。有了这个结点，植物扎根大地，源源不断从土壤吸收养分输送至根茎枝叶，参天凌云；江河汇聚冰川融水，绵绵无尽将千蹊万径之细流归并为冲刷出河床的大水，奔腾入海。
　　儒家正是这样一个结点，它对过去的成果进行总结提炼，它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养分和动力。儒家的本质不是一家一派，而是华夏思想文化一定时期的总结升华，是集大成。它提升了华夏文明吸收过去营养为未来发展服务的能力，它也增强了消化外来思想，化外物为己物之能力。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保持开放流通，同时这种开放流通又为更好铸造出华夏文明自身的个性而服务。
　　儒家可以说是元亨利贞这四德的统一体。就其为华夏文明之根本和泉源而言为“元”，就其体系之开放性流通性而言为“亨”，就其理性之态度、积极入世之精神而言为“利”，就其铸造规范华夏文明独树一炽的个性而言为“贞”。
　　满清统治以来中国的落後，不是坚持儒家的结果，而正是阉割歪曲儒家的结果。然而经过近三百年的洗脑，人们把这个被阉割歪曲後的东西当做儒家本身，把满清的丑恶僵硬当做儒家的罪恶。当满清的丧钟敲响後，中国之落後野蛮被当成是儒家影响之恶果，于是彻底否定儒家就变得顺理成章。
　　可是否定儒家，某种程度就是否定了中国历史本身，否定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近现代的一百年，中国就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躯体，任凭各种外来思想的摆布折腾，纵使经济有所发展，仍旧迷惘不知所归。经济的发展并没给中国带来更多的荣誉感，反而丧失自我认同的焦虑日趋增长。
　　当今的中国也说要弘扬传统文化，可是把儒家这个核心灵魂抽掉了，所谓的传统文化还剩下什么？给外国人介绍，似乎只剩下最粗鄙的吃，美其名曰饮食文化，要么再加上节日乌烟瘴气的放鞭炮，把这当传统，不忍废除。当今的中国，美的传统文化废除淡化唯恐不及，对放鞭炮之类的糟粕摩挲赞叹，一步三回头不忍割舍。筷子加鞭炮加熊猫加浓妆艳抹声嘶力竭的京剧就成了中国的形象了。中国文化剩下的似乎就是一具残缺畸形的皮囊罢了。
　　没有灵魂的民族必是自卑的民族。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也就陷入了全面自卑。创造力上的自卑，思想的自卑，审美的自卑。越是自卑，就越是没有创造力、没有思想、没有基本的审美。如此恶性循环，最後形成的中国人的气质也就只能用猥琐来形容。
　　正是在这种自卑猥琐的心理作用下，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形成了三大病，一以骂祖宗为能事；二以野蛮为膜拜之对象；三为势利
　　先说第一病：钱穆曾言对本国历史当有温情和敬意，但在许多人那里只有恶毒和仇恨。清末启其端，至文革则为巅峰。名曰反思，实则为全盘抹黑。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只要加上“封建”两字，立刻变得一文不值。
　　49年以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建设之功甚微，破坏之力甚大。要树立的正面观念，到现在信者不多；在矮化妖魔化中国历史、思想方面，却做到了沦肌浃髓、深印脑膜。一提起中国历史，许多人条件反射出来的就是皇帝专制，官员奴性，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礼教吃人。许多人可以不断念经般重复：中国的历史就是做奴才和欲做奴才而不得的历史，中国文化就是僵化封闭守旧，中国思想就是小农意识等等。
　　新中国一段时期内灌输的可谓丑祖史观，用预先扣帽子定性的方式，把中国历史整体抹上丑陋阴暗色彩。提及古代只要是反政府，哪怕杀人抢劫也是正义进步的农民起义，只要一安定那就成了反动统治者占据上风了。恨不能时刻都处造反动乱之中才叫满意（真如此，中国恐怕到现在连非洲都不如）。       
　　这种历史教育一面受阶级斗争学说影响，更主要还是清末以来民族自卑风气的延续。所以此类以骂祖宗为能事的癖好，不独在大陆为然，在台湾也相当盛行的。否则类似柏杨此类不学无术者写的《中国人史纲》也不会大行其道。
　　在这种史观下，中国近代之落後，就是怪祖宗劣等，创造的文化思想先天就是保守、僵化。满清统治者不过替丑恶腐朽的中国文化背了黑锅。中国祖宗的劣根性，奴性，僵化性，顽固性，世所罕见。必须唾弃再唾弃，批判再批判。只有将这种文化连根拔起，彻底铲除，才能获得新生。
　　这种逻辑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文革了，毁文物、破四旧、批孔孟、砸烂牛鬼蛇神的狗头。十年鸡飞狗跳下来，中国当然没有立地成仙，种种恶习劣性戾气倒如培养皿里细菌一般，疯狂增殖。但可怪的是，文革之後，文革之祸害又被当做是传统劣根性所致，一大帮人以文革的逻辑论证文革的祸害根源。
　　中国现代的任何丢人现眼的事情，任何悲惨凶残的事情，只要怪到祖宗的劣根性上，那就可让论者摆出一副深刻思索，忧国忧民的脸孔来，摇头晃尾，赢得看客喝彩。

　　再说第二病，膜拜野蛮
　　现代中国，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蒙元、满清占据中国，认为验证了华夏文明的软弱腐朽。一提起蒙元满清屠杀征服的“伟绩”，就让他们眉飞色舞，心潮澎拜。
　　我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好兴奋的，文明被野蛮侵略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不是野蛮有多大的能耐。蛮族政权，就算失败灭亡频率再高，又能引起多少注意？文明存续时间长，经历的冲击和灾难自然也就多，总有失手之时。一旦失手就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事件。正如围棋高手，下的次数多了，总有输棋之时，这是概率问题。水平低劣者，输的再多，又有谁会去注意？偶尔赢一次，才会大呼小叫，吸引眼球。
　　一些人是把中国历史上来源不同，文化隔断的蛮族都归入同一族类，认作祖宗。这才能让他们把华夏族类一对多的车轮战，硬生生看成一对一的单挑，让其为蛮族的英武业绩兴奋不已。他们的兴奋需要靠这种错觉来维持，反过来倒更证明了汉族之强悍。
　　当代中国，许多人的历史观是挺奇怪的。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强大，百分之二十的时间衰弱，评价是这个文明软弱无能；勃兴一时，衰萎千年，评价是强悍有血性。而这勃兴的一时，让某些人永远津津乐道，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理由。他们膜拜的是兽性侵略屠杀奴役，是对文明的破坏而非建设推进。
　　风行一时的《狼图腾》就是此类观念的标本，书内奇论曰侵略屠杀的狼性乃是给汉族文明输血，是弥补汉人缺少的血性，中国要感谢这些侵略屠杀者的输血。还是拉倒吧！那些宝贵的血别浪费糟蹋了，留着输给他们自己。看看破坏文明的屠夫政权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什么地位！华夏向来没有卑劣到视被侵略为接受输血之无耻传统，儒家更没有这种传统。华夏的血性绝不应是蒙元、满清政权之类弱则媚怯如虫，强则残虐赛狼的猥琐性。
　　近现代一些中国人膜拜西方，也并非出于推崇文明进步，他们推崇的其实是西方崛起过程中兽性未脱的一面。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质问的“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 他们艳羡的是西方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他们遗憾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为何不能如西方一样，侵占土地，掠夺财富，贩卖奴隶，屠杀土著，让下西洋成为一门无本万利的生意。
　　不过倘若大明舰队真如西方殖民强盗那样到处掠夺屠杀，那中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稍有良知的国人也只能以之为耻。郑和下西洋之所以给沿途人民带去的是和平友谊而非掠夺屠杀，正是因为华夏文明某些地方远远走在了西方的前面，而非相反。算账需要算得长远一点，再过两百年，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大明君臣与西方殖民者相比，究竟谁更有长远眼光。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中国人把华夏固有之文明价值观弃若敝屣，艳羡蒙元满清之兽性，艳羡西方殖民强盗的兽性，此种错乱颠倒的观念，只能是中国复兴的障碍，是中国文明丧失自信，被野蛮者同化，日益粗鄙的表现。不以文明自豪，而以野蛮自豪，此中国近代以来又一病症，故经济虽能暂进，人却为世人鄙视。

               再说第三病：势利！

　　谁暂时强大得势，就拜服谁；谁弱小衰落，就鄙视谁。对失败的侵略者，还能装模作样的声讨；对成功了的侵略者，则媚态十足的歌颂，甚至恨不能直接穿越回去体验一下当奴才的滋味。
　　见暴力强权横行一时，钦慕赞叹；见西方发达强盛，跪倒膜拜；见目前己国己族之衰弱，便自贱自污。徒炫目于一时之景象，思维惑乱。以为别之先进，则无一不先进，即先时之脓疮，之恶行，之抠鼻打嚏皆有深意，欲挖掘其伟岸深远之价值；以为中国既落後，则无一不落後，即曾经光辉灿烂之文化，平和正大之思想都是深埋劣根性。思维错乱至于极处，认为中国与西方不同处即是落後根源。奴性思维深入骨髓，而此类奴人犹以能反省，能反思国民劣根性自居。
　　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复兴，彻底发达了，今天那些鄙视厌弃中国，以挖掘中国劣根性为能事，鼓吹全盘西化者，保准其中大半会摇身一变成为中国优越性的鼓吹者，极端排外的部族主义分子了。问题是，真到那时候，谁还会稀罕他们的欣赏支持，中国弱势时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才是更可宝贵的。

　　以上三种病症都是自卑导致心态扭曲的结果，这种三种病须逐一化解。
　　儒家强调尊重祖先，并不意味着僵化守旧，而正是以祖辈之勋业，作为今人之鞭策；也是以此为平台，更上一层楼。那种对祖辈抱着轻薄蔑弃的态度，把中国幾千年文化思想积淀当累赘包袱，觉得彻底破坏推倒才能轻装前进的看法是愚妄之见。纵然经济上暂有所发展，也无法稳定持续，最终会和没有底蕴的暴发户一样，沦为世人笑柄。
　　中国的祖宗实无愧于我们，他们创造的文明可跻身同时代最为顶尖灿烂之列，汉唐宋明无论科技经济文化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为周边民族所仰视和膜拜的。即单以审美而论，古人留下的衣服、纹饰、绘画、雕塑、建筑都体现着强大的原创能力，无比的华美灿烂，让今天的人看到，都能感动于中。比如明式家具流传到现在，都被西方家具设计师钦佩赞叹。而只知道山寨西方日本为能事的今人，居然还看不起自己的祖宗，真不知道这种莫名的自卑、扭曲的自信从何而来？
　　有些人看来只要一提中国古代的辉煌灿烂，那就和阿Q说祖上也阔过一样。但是祖先阔过真的不能说么？未必！这里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既然祖先阔过，说明基因并不差，文化根底并不差。祖先能实现的事情，今天也能实现。对落後应觉得羞耻。这种情况下，说祖先阔过是一种鞭策。
　　另一种可能性是既然祖先阔过，风水轮流转，现在落後就落後吧，没必要努力赶上了。这种情况现在倒不多见。
　　反对说祖先阔过的，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如鲁迅，针对国民自我麻痹进行讽刺。反对的其实是不思进取。鲁迅自己的《文化偏至论》，就绝不讳言中国曾经创造的辉煌，并且反对盲目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思想。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彻底打消你的自尊自信，就是让你自甘堕落，自甘仆从。让你觉得基因里就应低人一等，你就应该跪舔西方，照搬西方才对。
　　当代反对说祖先阔过的人，绝大部分是第二种情况，这类人把鲁迅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是一种需要识破的障眼法。
　　以上的分析表明，只要出于鞭策进取的目的，祖先阔过完全可以说。通过骂祖宗来为今人落後开脱，才是真愚昧。

　　对第二种病，儒家的华夷之辨是解药。读过《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就很清楚，所谓华夷之辨首先就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辨，由民族之辨又引申出文明野蛮之辨，而由其引申义返归其民族区分之本义，则产生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民族概念，也即文族主义的观念。
　　韩愈曰：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一些人把 “进”理解成了地理上的进入，曲解成任何外来侵略势力只要进入中国地区建立统治，即视之为中国。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韩愈实际说的是《春秋》之褒贬：如自甘野蛮，哪怕原先是诸夏也应在具体之事上被贬斥为夷狄；如果夷狄能亲附中国，接受中国文化礼仪和道德规范，提升自己文明水平，则褒之以为中国。
　　如《榖梁传》曰“吴信（伸）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此所谓进，即“进于中国”之进也，这个“进”，不是指地理上的进入，而是指文明水平之进步或者与华夏关系之进步。
　　后文又有“夷狄渐进，未同于中国”，也是此义。
　　夷狄某事上能亲附中国，能有文明水准的提升，这被称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如果某事上又表现出野蛮恶习，则依旧贬斥之为夷狄。比如吴国攻入楚国都城，有种种野蛮恶行，《榖梁传》和《公羊传》据此又贬之为夷狄。
　　榖梁传曰：
　　“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返）其狄道也”。
　　《公羊传》曰：
　　“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返夷狄也。其返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原本视为夷狄的政权视其文明之进步或倒退而加以中国或夷狄的称号。如果原先是诸夏的政权，有恶行，则也会从中国降格为夷狄。
　　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中说“夷狄，对中原诸夏之外不懂礼仪的野蛮国家，族群的统称，又是对行为野蛮而不尊礼法的中原国家的贬称”
　　《公羊传》之实例：“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何休《解诂》曰“桓公行恶，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为众，众足责，故夷狄之。”  
　　华夷之辨是民族之辩，也是文明野蛮之辨。坚持华夷之辨，实质就是华夏族群坚持传承本民族文化之精华，坚守住文明的底线，具备文明定力。知道何者才是努力进取的方向，何者是应该被唾弃鄙视的对象，不为一时之成败所动摇。
　　华夏族类若是做出践踏文明的禽兽暴行，那也就没资格称为华夏。而原先处于落后状态的夷狄若能接受华夏之礼仪习俗，遵守文明的道德规范，则亦可融入华夏族群之内。
　　至于类似蒙元、满清这类大规模屠杀平民，摧残文化之恶行贯穿始终的政权统治者，以《春秋公羊传》和《榖梁传》的标准而言，任何意义任何角度而言都是夷狄。
　　在文明还是野蛮的问题上三观不正，最後只能在歧途中越陷越深，同样为世人所鄙视。


　　对第三种病，若有刚健正大的浩然之气，则不至于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谁得势就抱谁大腿的势利心态，做到不卑不亢。国家落後、民族衰弱时要看见其历史传统、文化思想不容抹煞的巨大价值；当国家民族强盛时，要看见其不足和缺陷之处。
　　无此浩然之气，缺乏定力的庸人往往反其道行之，当衰弱时，对本民族文化百般丑诋矮化，仇恨不遗余力。当强盛时又盲目自大，固步自封。

　　治好这三种病，还不意味着完事大吉。当今的中国也有许多人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甚至也不反对学习儒家的部分内容，但他们所谓的传统是什么，儒家又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春秋战国乃是中国思想的辉煌顶点，所谓传统就是恢复诸子百家的传统，所谓儒家，也只能限于当时的孔孟思想。他们认为秦朝之後中国的思想就是不断趋向退化，儒家更反人性。程朱理学尤其是对先秦儒家的歪曲，需要唾弃。

　　但实际上，绕开了儒家，也就无所谓传统。摒弃宋明理学，那所谓的儒家也就被阉割架空。
　　战国百家思想鲜明炫目，人易于辨识了解，故庸常之人，多以之为思想巅峰，宋明理学趋于深入完备严密，不细心探研，则不能入其门，故世之庸众皆排斥抨击之。

　　而实际上，若说孔子之儒家是当时中国思想之汇集升华，是集大成。那么宋明理学则是中国思想又一次总结升华，又一次更高水平的集大成。
　　不掌握儒家，那也就无所谓了解诸子百家。而不了解宋明理学，那也等于让儒家倒退，也就消解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儒家之力量正在于这种不断汇集总结，不断消化升华，与时俱进。
　　复兴中华必须弘扬儒家，而要弘扬儒家则必须对宋明理学有更充分继承学习。
　　宋明儒者的某些名言，在当今时代可以有更现代的阐释。比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者，在中国传统，心为意识中枢。则为天地立心者，人与天地融为有机整体，人为天地之灵明自觉，天地为人之四肢躯干，天人合一，人认识自然运用自然，此实言自然科学之义
　　为生民立命者，由民之自身而言，增民之智识，强民之体魄，提民之毅力，让民把控自己的命运；由环境而言，提供让每个生民都能自由舒展发挥自身才能的空间，此即为生民立命之义，此为社会科学，亦可言政治经济学
　　为往圣继绝学者，非仅为孔孟继承绝学也，吸收以前一切人类智慧结晶之义也，为人文科学
　　为万世开太平，则点出根本宗旨，人类生存及更长远的生存。
　　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精神，亦正是今日复兴华夏所必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