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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艾恺：梁漱溟是中国的甘地
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页89。
“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演说，于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987年11月。
梁漱溟先生在历史上以哲学家闻名，你要是问一位知识分子“梁漱溟是谁”，他八成会答“一位哲学家”。但梁漱溟的生涯和他的意义还可从多方面来解读。譬如前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由中山大学梅谦立教授所撰写——副标题即为“隐匿的佛教徒”，就是说梅教授主张梁漱溟不是儒家而是一位宗教哲学家。梅教授自身是一位法国耶稣会的神父，他自己也可以算是宗教哲学家，自然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解读梁先生。而在我撰写的梁漱溟评传《最后的儒家》中，我强调梁先生主要是一位现代“儒家”复兴运动者。或者我们应称他为一位实行者，实践者，社会运动者。他本人似乎也如此自许。他终身致力于中国和世界的“公益”。他就像孔子、王阳明，以救世思想为主。
我认为他以上三者都是。梁先生本来是一位佛教徒，而且对唯识宗、瑜伽宗的哲学有很大贡献。同时也不能否认梁先生的主要方向是复兴中国文化与儒学。我们也一定要承认他是“一辈子拼命干的”实践者、活动家。还不尽于此，他在别的领域——如政治，甚至艺术方面——也有成就。
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强调这第三个梁漱溟：我要说他“骨子里”是一位“运动者”。就是说，他与甘地比较相近，而不是一位像德国的海德格尔或中国的熊十力那样，专门搞正式学术的单纯的哲学家。
讲这个之前，我要提一下他和他父亲梁济。
梁漱溟之父梁济
梁漱溟生长的环境颇不寻常。这样说，不仅因他出身的士大夫家族可以追溯到元代皇室，还因为他父亲的生平与性格。他的父亲梁济着实继承了数百年的家族传统，考取功名并出仕任官。由于梁济对传统“儒家”道德原则的极度执著，又对激进的改革活动非常投入，并未给他的仕途带来利禄。在清朝末年，梁济拒绝加入极度腐败攀援的官场，而将精力放在爱国∕道德的社会运动上，使他的家庭陷入寒酸士绅的生活。不过梁济的书法写得很好（其子梁漱溟亦然），就算靠他微薄的奉禄无法养家活口，他还是能凭藉为人写幅字什么的，来贴补家用。
我在此需再度重申，梁漱溟根本上是一位“真正的”社会运动者，道德严整，坚持独立思考，绝不妥协，恰如其父生平之所为。梁漱溟日后著名的座右铭“独立思考”与“表里如一”，实为其童年所受之熏陶。
梁济激进的改革活动，确确实实是梁漱溟两句座右铭表现的极致。梁济是一位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家，热心奉献的活动家，他从事的活动致力于发扬爱国精神与公共道德。他办过北京最早的白话报纸，曾将传统京戏现代化，还创办过培训无业者的学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梁济进行这些活动时，除了好友彭诒孙外别无搭档，而彭后来被流放到新疆。总的来说，他常常独排众议，因为他讲求成效，注重解决问题的办法，务求在现实世界有所作为。光说不练的学者与文人被他斥为无用之虚饰，没效率的官员亦受他鄙视。梁济基本上支持梁启超提倡之政治体制的改革，但他对梁启超及其导师康有为建构的理论则不甚赞赏。梁启超的个人品格才是他最钦佩的。
我虽不敢臆测梁济之偏向于事功，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其父亲（其父梁承光曾任讨伐捻乱的军官），但我确信梁济对其子梁漱溟影响很大。梁漱溟在学生时代就是有名的“拗相公”（王安石的外号，形容倔强、固执之人），很早就养成了批驳俗见的本领，他心有定见的事情就算遭人批评也处之自若。这招来他的一位老师对他的评语：“好恶拂人之性”。跟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对任何中国文学的瑰宝都相当不欣赏，“全不以为然”。梁济给他取的小名“肖吾”十分贴切。梁漱溟这种“拂人之性”，（在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甚至还杠上了他们家对京剧的热衷。他曾讪讪笑着对我说，正因他全家都是京剧迷，他学生时代为了特立独行所以抵制京剧。
另一项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特征是，他们对完美道德的坚持与认真追求。梁济毕生执着于将自己涵养成内心至善、行为端正的道德典范。他对自己的行止设下了极其严格的标准。梁漱溟承袭了其父衣钵，为此他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傲”。
我强调梁漱溟克绍箕裘的精神，恰恰是因为梁济并没有强迫他。梁济在此亦表现出他不附从于人的天性，特意与其子建立朋友般的、自然不拘束的关系，鼓励孩子们与他自在谈话，并主动问他们的意见。他刻意激励孩子们发展不随俗从众的独立精神，教他们就算面对父母反对也要禀持自己的意见。与大多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父亲不同，梁济不打骂虐待儿子，因此也就不是一个可供反抗的高压权威。是故梁漱溟不得不扮演批判、惩罚他自己的权威角色。
梁漱溟青年时代最戏剧性的一幕，是他声言信仰佛教，决定终身不婚。此刻又展现出梁济不寻常的教子方式。当时梁漱溟的母亲卧病垂危，流着泪紧握他的手，企图使他回心转意。第二天，梁济写了一张便笺，告诉梁漱溟说母亲的哀求是出于病痛难愈与欲抱孙子的私心，深怕他会顺从母亲的哀求，成了过分“柔纤委靡”之人，若这样则大非梁济之所愿。
诚然，1912到1915年间，梁氏父子也闹过“意气激昂”的争辩，彼此大吼大叫，争论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梁漱溟的佛教倾向（这两样梁济都认为有害无益），但梁济从未搬出他家长的地位。再说，既然梁济往常总是鼓励他儿子要坚持并实践原则，他就不能公然命令梁漱溟服从他。这对父子宛如照镜子一般彼此对立。就是在这段期间梁济下定决心，他要自行为传统中国文化殉道。
这段时期梁漱溟的人格正在确立。当梁济最终于1918年自杀以殉中国文化，他儿子的人生格局与人格也从此坚定不移。梁济并不认为他的自杀只是为了展现君子愿为天下苍生与道德原则牺牲而已。进一步地，他还希望他的行动能激励大家“说到做到”，或像美国俗谚说的“拿出实际行动来”（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要大家真正去实行原则，不要只供奉在那里。梁济的一生不断践行这个原则，他于1918年底自杀实为一曲终了的最后一声高亢。对梁漱溟来说，就算没有梁济这最后的训诲，他也早已坚定不移，终身孜孜矻矻地实践他自己宣称的道理，苟益于天下苍生则不惜牺牲自己。虽然父亲的殉道促使梁漱溟日后将传统中国文化奉为圭臬（这从梁济自杀的第二年就能看出端倪），但他的基本性格——他终身对行动主义的爱好——早在此之前就已成形。梁漱溟日后思想上近于王阳明与泰州学派，他之受杜威（John Dewey）吸引，以及他终身奉行“表里如一”的原则，皆源于他自幼所受剑及履及的行动家之熏陶。
梁漱溟一辈子过着寒酸士绅的生活，这一点也很像他的父亲。他大部分成年后的生涯都住在临时的居所，或寄人篱下，或奔波于旅途。他的生活极端朴素。他不只不抽烟、不荤肉、不喝酒、不饮茶（他常常以热水代茶），甚者，他曾对我说过，他对生活庶几无所求。他唯一的娱乐，就是京戏，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是从他父亲那儿承袭来的。他也曾多次告诉我，除此之外他另一项“嗜好”就是思想。可以说据我所知，和梁漱溟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就连佛教高僧太虚，也没有像他一样过着如此苦行禁欲的生活。
梁漱溟常常被人忽略的另一点是，他的生涯几乎串起了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至少直到1953年为止，梁漱溟总是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的重要行动中。追索他的生涯就像看着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一页页翻开似的。
以下对梁漱溟人生的简短回顾中，再再说明了以上这两点。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梁漱溟的童年。当梁漱溟1899年开始上学时，他父亲身为激进的改革者，送他进了北京最早提供西式教育的小学之一。数年后科举制度废除，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西式学校才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增加，但梁漱溟受西式教育比这早了好几年。
接下来牵动大局影响深远的事件是1900年的庚子拳乱。北京首当其冲，当义和团大量涌入城区时，他们大肆破坏打杀任何与洋人有关的人事物，包括华人基督徒，最后攻击了外国使馆区。梁漱溟的学校也被义和团看成是洋鬼子的东西。担心有性命之忧，梁家烧掉了梁漱溟的所有教科书。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是北京又一起重大事件，也是第一次并非出于排外恐惧症，由群众发起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梁漱溟当时仅11岁，但他已深受其父的爱国活动影响，也走上街头搜索店铺，斥责贩卖美国货品的商家。
1905-1911年间，中国重要的智识与社会发展是西式学校的增加，以及中央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梁漱溟当时就读精英阶层的顺天中学，也侧身于这些活动之中。17岁的他（1910年）对政治改革已很投入，兴奋地参加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办的每一场集会。
翌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自然是石破天惊的事件。梁漱溟走上了他终身行动主义的道路，加入了同盟会并立即参与了后来他称之为“爆炸与手枪的把戏”，开始偷偷运送武器与爆裂物。这种行动主义的做法冒着相当大的自我牺牲风险。当共和政府于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梁漱溟立即南下从事记者工作。这个职业使他得以一窥许多大小政党之间的暗盘交易，见识到政治生活如此污秽的一面令他感到发指。
至此，梁漱溟经历了一场人生存在之危机，两度试图自杀，自身完全浸信于佛教，尤其是唯识宗佛学。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没有任何行动的时期，但他这段经历仍可视为当时中国知识界一项主要进展的一部分——恰在此时，二十世纪初以唯识宗为基础的佛教复兴运动，成为中国一股重要的智识潮流。
1916年，梁漱溟结束了避世的生活，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佛学论文，再度让他连上了主流的历史事件。这一波的主导者是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虽然梁漱溟从未进过大学，蔡元培仍安排他进入中国这第一所真正现代化、卓越的大学任教。也因为这篇论文，梁漱溟受到当时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梁启超的赏识。但梁漱溟并没有立刻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因为他当时正在（现实世界行动）担任司法部长的私人秘书。然而，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导致了共和政府的瓦解。
其后，梁漱溟赴北京大学任教，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学术工作，而是印制了宣传手册分发给北大教员，号召知识界组织停止内战、统一中国的政治行动。这是梁漱溟首次致力于避免毁灭性的内战，往后他也多次为此付出努力。有意思的是，两位立场南辕北辙的北大教员同时称赞了梁的这本手册，一位是鼓吹西化、批判中国文化的胡适，另一位则是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往后梁漱溟的所作所为，也屡屡获得彼此对立的两个极端阵营的嘉许。
人在北大，梁漱溟又再次置身历史大事件发生的中央——历经了“五四”运动，并且这场运动最终将激起反帝国主义的群众民族主义、声势浩大的反传统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梁在北大教员中的挚友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早期为党牺牲的伟大烈士。（从梁漱溟对我讲述过的内容听来，他似乎直到晚年都还在琢磨李当初为何没有邀他加入共产党。）梁漱溟在北大的日子固然无法充分发挥他“惯常的”行动主义，但这段期间他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中国文化捍卫者，也开始与胡适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泰斗，展开了漫长的智识上的对立。也是在这段时期，梁结识了毛泽东以及日后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如李济深与陈铭枢。
1924年，梁漱溟离开学术界，一去不回。他人生所有事情的决定都是这样，因素很多，绝非出于单一因素。对这件事，他向我解释了两层意思，呼应了本文开头那两段引文的主旨。第一，梁漱溟虽热衷佛学，但觉得他在学术上并没有资格任教于大学。所以他向校长蔡元培推荐在支那内学院受过佛学科班训练的熊十力来接他的职位。（熊十力在学术上为后来的新儒家奠定了基础，传承给他的学生牟宗三、唐君毅，及再后一代的杜维明）。第二，纯学术的生涯让梁漱溟行动主义的“冲动”无法充分施展于现实世界。比如就在快离开北大之前，梁漱溟还曾前往山东创建一所儒家式的曲阜大学（虽然这个计划后来夭折了）。
......
转自： http://guoxue.ifeng.com/a/20160913/4996515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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