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将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毛泽东时代,大家一样的穷;邓小平则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一些人先富了起来,而更多的人尤其是8亿多的农民依然两手空空,期待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可以真正“利益均沾”。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今日中国的新贵们,品着法国干邑,开着进口轿车,这已不是甚么新鲜的事儿;而多数中国人却抱怨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分配不均。这样的画面屡见不鲜,而且中央政府也在竭力改变这种状况。
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蒙·库兹列茨(1901-1985)认为,分配不均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他指出,收入差距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始阶段逐步拉大;一旦经济成熟之后,这个差距就会回落。 现在,全球都认同“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均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的理论。然而,引发争议的是“一定程度”的定义和收入不均对民生的影响。
近来《人民日报》的一期社论说,存在收入分配不均是允许的,但是我们要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樊刚批驳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在其《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大陆禁止出版)书中表述的观点(“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上层分裂、民怨沸腾,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他表示,“一个国家如果走到了这个地步,不垮台那才是咄咄怪事”,“中国加入世贸后五年将出现大乱,中国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应对”),但是他也承认就算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最严重国家,也是最严重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的分配不均依然让不少人担心。”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经济学家吴锡铭(音译)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乡贫富差距增大;而且中国的政策偏向城市,不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这些都会导致城乡之间关系紧张。”
当城里人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一些调查显示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依然没有脱贫。有谁知道中国的农民在半个多世纪前,为了新中国,送出了多少他们的生命?有碑书记载的只是极一小部份“精英”。绝大部份在战争中死去的,成千上万上十万的,都是小兵小卒,都是名不见经传不识字的赤脚农民的孩子。他们也曾被庄严地宣告“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他们不仅没有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获益,反而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享受的如基本医疗保险之类的优待也统统失去了。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发达的省份还要周济兄弟省份,现在省市都各谋生路;西部内陆省份似乎未有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得到任何利益,只有自己资源被不断的掠夺的份儿。
很多中国人对未来缺乏信心。去年在中央对过热的经济开始宏观调控后,全国消费额创1978年以来最低。人们收入的一半存入了银行,或者压在箱底了。三口之家,夫妻双方一共要养活七个人:孩子要吃饭(有时还要去麦当劳),4位老人,也就是双方父母,还有他们自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怀泽柏德东亚中心的经济学教授 Carl Riskin说:“中国的这些弱势群体要百般吶喊之后,才能引起上头的注意。但是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改进。”
但是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足以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韩国和菲律宾的对照就是很经典的例子。在1960年前后,两国的许多经济指数相差不多,包括人口、人均GDP、城市化、小学和初中在校人数。起点相同,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翻了三番,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菲律宾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就是韩国的收入和土地分配比菲律宾平均的多,而且两国的基尼指数相差就有0.2。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缓慢,就是因为财富过度集中的缘故。